写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准备的“讲演稿”，发表于《湘潭日报通讯》１９８５年１期。
我的工作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这项工作的真正开始，应当从１９７８年年底算起。在这以前的１９７５年，我研究过马、恩、列、毛等人的新闻工作实践，就这个题目讲过十多次课，并把讲稿收入了北大新闻专业编写的《新闻理论讲话》一书，但这些东西很肤浅，而且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价值不大。
正由于有过这样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基础，我在１９７８年底重新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研究的时候，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研究本身，而是要自我消除“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那一套思维方式和各种不好的文风对我的影响。“文革”爆发时，我还是一个１５岁的中学生，“文革”中虽然没有犯过什么错误，然而，这１０年正是我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文革”中各种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我想围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谈几点我在研究工作中的体会。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仍然是激动人心的。尽管我对“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从思想上是深恶痛绝的，但过去了的那个时期的思维方式和一些习惯性的不好的文风，并不会马上消失，它们就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住人的头脑，时常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几年我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过程，表现为同自己身上沾染的“文革”遗风进行斗争的过程。开始不大自觉，后来比较自觉。当然，现在我还不能说自己身上“文革”遗风就干净了，但总比过去少多了。
一、要实事求是，不能让历史事实去迁就自己的或流行的观点
在确定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方向以后，我需要就以往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看法作出自己的评价。比如，当时流行“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观点，而且论证伊始，往往就是马克思说……最后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浏览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的论述中包含有这个观点，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并且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和论证过的一个侧面，这个问题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得很复杂。又如，有不少文章常常把“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作为《新莱茵报》的主要经验，而我知道，该报在出版的前期，当时的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停止了活动。列宁也证明，《新莱茵报》前期和工人的组织几乎没有联系；在该报的后期，总编辑马克思拒绝执行新组建的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当时准备研究《莱茵报》到《新莱茵报》这一段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就不能不考虑流行观点和历史事实的矛盾。
道理上我明白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马克思，但在具体的条件下，还是有风险的。而且，当时写这样的论文，很少有哪个刊物愿意采用，有的也不敢采用。我犹豫了，有些却步，感到研究马克思没有前途，一时心烦意乱。给导师写了一封长信，谈了我的思想。
导师回信支持我研究下去。我特别要感谢周围的同志们，在我犹豫的时候多次以各种形式鼓励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只是在这以后，我才坚定了研究方向，开始学习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不先下任何定论，在熟悉了大量材料后，从材料中整理出观点；每写一段话，都要想一想事实根据充足不充足。
如果发现某一重要的思想线索，不急于写，待材料收集够了，再动笔。如果后来的材料证明自己的发现不能成立，就坚决放弃。
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心里踏实，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种思维方式的目的，是要保证唯物主义地反映历史事实。
然而，人是在一定思想的前提下开始工作的，即使是自觉地意识到要实事求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不自觉地违背这一原则的情况。有一家刊物的创刊号发表过我的一篇小文章《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也许是由于我对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吧，我明明知道最后一号上马克思对政治形势发展的估计是不对的，为了烘托最后一号《新莱茵报》的悲壮，把马克思对政治形势的豪迈预见安排在文章的结尾，没有做任何说明。为这件事我后来才感到内疚，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补正，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有人请我提供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论述，以帮助他们进行自己的论证，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而归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而每个人的现时思想却表现为主观因素。如果马克思确有某一思想，提供给他们我是很高兴的，本来研究工作是服务于社会的。但是，也常发生矛盾，如果马克思并没有这一思想，我不能顺着别人的思路叫马克思服从它，而是尽量叫他的思路向历史事实靠拢或自己去创造新理论。
例如，党报的党性，这是我们现在的党报理论中一个较重要的问题。一些文章也常讲，马克思办报的党性原则如何如何，但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讲过党报的党性，他们处理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有一些地方和我们的传统做法很不一样。
领导叫我整理过几个马、恩、列、毛论党报党性的材料，我如实说明情况，介绍一些马克思、恩格斯与我们的流行观点近似的论述，只到此为止，不去硬把马克思、恩格斯往我们现在理解的党性概念上扯。我们讲的党报的党性，较早的权威论述是１９４２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社论，那里引证了一段列宁的话，说明党报的党性的一层意思。我查对了原着，当时的俄国还没有党，也没有党报，列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与党报的党性没有直接联系。尽管这个社论很权威，在介绍列宁关于党报党性论述的一篇文章里，我还是对此做了更正。
又如，新闻理论研究中有一个较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马克思讲过，但他当时讲的和我们现在流行的含义不尽相同。我在关于马克思和《莱茵报》的一篇论文里提到马克思使用的这个概念，并有一小节对它进行了论证。１９８１年，我的论文准备收入一本论文集，这将是我第一次发表数万字以上的文章。由于流行的这个概念遭到批判，我被要求删去马克思使用的那个概念或换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代表了马克思那一时期的主要思想，如果删去或换用一个概念，那我就不是在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思想，而是在研究别人的新闻思想了。这次我没有犹豫不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这个概念是马克思讲的，有原话，并且马克思自己加了重点号，代表了他那个时期的主要思想。我只不过叙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如果要求我回避或歪曲这段历史，那么我宁愿不发表这篇论文。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科学研究不能有禁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着作的研究要设立禁区，这在历史上是有过的，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样的滑稽故事不应该再现了。１９８３年底到１９８４年初，流行的那个概念在更大的范围内再次遭到批判，仅仅由于马克思使用的这个概念和它相同，出现了公开批评马克思使用的这一概念的文章。为了澄清事实，我写了一篇辩正的文章。
我知道，这篇文章编辑部也许不会发表，但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看着这种让历史事实随意被人摆布的现象而不讲话。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提到的问题？恐怕不能说没有“文革”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传统遗迹在起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要求事实迁就自己的观念或流行观念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是唯心主义的，当然它做起来就比较省力气，并且永远在当时是正确的和走运的。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坚决摒弃这种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腐蚀我们的党，腐蚀科研队伍，培养思想上的懒汉。我讲一些自己经历的事，不是企图说明我不存在这种思维方式，而是想说明，这种思维方式经常在影响我们的研究工作，要时时提醒自己对它的警惕。
最近由于一位研究生要借阅我当年的论文，我顺便浏览了一遍，就感觉到，尽管当时我努力想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还是不免夹杂了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我认为只有第一、二章和序言部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第三、四章仍带有那种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痕迹，是很幼稚的。我把论文交给那位学生时，对这点作了说明，希望她只参考一下文章的写作形式和结构安排，内容的后几部分是不成熟的，不必去理会它。看来，人的认识还得随着时间的发展才能认识得更深刻一些。这里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很值得我们大家共勉，他说：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
二、要严谨治学，详细地占有材料
在研究马克思新闻思想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仿佛钻进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不把应该找到和知道的部分消化掉，写什么题目的文章都不放心。在这种情况下，我逐步形成了一种工作方法，即为正式论文写准备材料，或者备齐名目索引。
这经历了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几年以前，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材料很少，而且还是独本。为了掌握材料，我不得不把有的书几乎整本抄下来。为了了解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我写了约３０万字的资料性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５万字的论文。即使这样，现在看起来，论文中有的部分对材料的占有仍显不足。开了这个头以后，每写一个比较重要的论文，不把必要的材料找齐并列出名目索引，我是不动笔写的。只是像开头那样写资料性文章垫底的情况减少了，因为逐步有了一些驾驭材料的能力。当然，一些比较难理解的关键概念，仍要花力气。比如马克思着作里有一个常用的概念，去年一下子引起社会上的特别关心。我对这个概念只有一般的了解，为了自己弄通问题，我在３个月的时间里，陆续读了７卷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写了数万字的笔记性文章。
这些东西是发表不了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精力白费了，因为最后达到了自己搞清问题的目的。
在这方面我也有过教训。比如我写过一个小文章《马克思着作中的中国报刊》，当时读的马克思着作并不多，却自以为材料找得差不多了，就急于写文章，发表后又发现了有关中国报刊的新材料，这使我很尴尬。这件事好几年成为我一件未了的心事。本来我想很快写一篇补正的文章，由于有了前面的教训，我感到自己对马克思提到的那个报纸一无所知，不能贸然写文章。
我请懂德语的同志帮忙，查对了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注释，我查对了英文版注释；向人民大学一位同志和上海一位报史专家请教；后来又在一位研究生帮助下，得到了一份６０年代的英文材料，自己翻译了有关的部分，约三千字，基本弄清了问题，上个月才写了一篇一千字的小文章，文章纠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注释讲得不够准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