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天台山道教以传授上清大法为特色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承。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应夷节》记载，“上清大法，自陶隐居传王远知，王传潘先生，潘传司马练师，司马传薛季昌，薛传田良逸，田传冯惟良，冯传夷节也。”杜光庭就是入天台山跟随应夷节开始学道，并成长为天台山道教的重要传人。但实际上，对杜光庭思想有着更为深刻影响的则是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６４７～７３５）。司马承祯继承天台山道教的传统又融会儒佛道三教义旨，着《坐忘论》、《修真秘旨》等道书，将老庄清静无为之道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身心修炼，不仅开创了天台山道教的新道风，而且促进了道教仙学由追求肉体长存转化为以性命双修为进路的修炼，由此而名盛一时，受到了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等帝王的赏识。虽然司马承祯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但他却摒弃这一“终南捷径”，而始终以弘道为立身之本而无意于仕途。他的这种精神直接影响到后人，其中包括杜光庭。杜光庭曾在《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序》中对司马承祯在王屋山修道的事迹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如果综观杜光庭的一生，其立身行事与精神境界都与司马承祯非常相似。
司马承祯因道行高超而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最着名的有李含光和薛季昌，其上清派经法传李含光而延续了茅山宗一系，传薛季昌则形成了南岳天台派一系。由于薛季昌以后众多道士的努力，使颇具地域文化特点的南岳天台派盛极一时，并形成了自己的传道世系：
司马承祯初创南岳天台派后就去北方传道，薛季昌则力弘天台道旨，后传田虚应，田虚应则传冯惟良、徐灵府、陈寡言等三人。冯惟良有弟子应夷节、叶藏质和沈观。叶藏质先应夷节升化。杜光庭就是应夷节门下的弟子，在师从应夷节时，叶藏质可能已不在人世。杜光庭既属于茅山上清派道士，也是南岳天台道派的重要传人。
杜光庭在天台山的活动情况，史籍中少有记载，我们只能通过传续南岳天台派的代表人物的情况而略知一二。题为“门人广成先生刘处静撰”的《洞玄灵宝三师记》记述了田虚应、冯惟良、应夷节三师的事迹。杜光庭的师父应夷节（８１０～８９４年）字适中，赐号紫应、道元先生。祖籍汝南人，东晋时迁居东阳郡（今浙江东阳）。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８１７），七岁的应夷节就赴婺州兰溪灵瑞观跟观主吴玄素学道，既学《南华》、《冲虚》、《通灵》等道经，也学《周易》、《孝经》、《论语》等儒典。应夷节“讽读专勤”，学力大进。“十三岁，备冠褐三衣、五戒，只禀恭修，师友仰之肃如也”。唐敬宗宝历元年（８２５），十五岁的应夷节入天台山，师事冯惟良。
冯惟良（生卒年不详），浙江长乐人，字云翼。其先修道于衡岳中宫，与徐灵府、陈寡言结为“烟萝之友”。后师事田虚应，“禀真诀三洞幽奥，咸得参授”，成为上清大洞弟子。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记载，唐宪宗元和年间（８０６～８２０），冯惟良入天台山桐柏观，以三洞之道传授弟子，弘宣大教，“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
着名诗人元稹闻其风而悦之，缄词致敬，执弟子之礼。唐宪宗、唐敬宗均降征诏，召其入京，但冯惟良不应。他只愿在深山弘教修行，而无意于出入京城宫廷。冯惟良年九十而卒。“传授弟子仅百数，唯应夷节、叶藏质、沈观，外他无得其要。”其中，应夷节为其接续传人。
应夷节跟从冯惟良参正一法箓后，于十七岁时，授佩高玄紫虚，亦称“受正一紫虚都功箓”。十八岁“诣龙虎山系天师十八代孙少任受三品大都功”。二十四岁“参灵宝真文洞神洞玄之法”。二十九岁进升玄法师。三十二岁受上清大洞秘旨内法。
在掌握了多种道法后，应夷节于会昌三年（８４３）在天台桐柏观西南翠屏岩建坛传道，因影响甚大，观察史李褒特向朝廷奏请院额，唐武宗赐以“道元院”。应夷节栖真此地精勤修炼五十余年。
由于他“禀持大教，日无旷时”，且道行高洁，“吴越之人瞻风稽首，愿侍巾几者莫知其数。每入静行道，登坛阅箓，或为人致福，数有感应。居常诵《黄庭》、《大洞》二经，至于八道望云，三元受事，回风隐地，攀斗藏天之术，尤勤行之。”从应夷节的学道与弘道经历可见，他一生虽然学习了不同道派的道法，但重点却在弘传上清经箓和正一法箓上。他的道学倾向对其弟子杜光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应夷节尝谓门弟子曰：“吾以维持教法，不能灭迹匿端，虽道不违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阙，泉曲丰都，相去几何？唯心所召，尔等勉之。”应夷节于唐昭宗乾宁元年（８９４）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五岁。杜光庭在天台山跟随应夷节勤奋学道，既“奉行上清紫虚吞日月气诸法”，又沿袭重视正一法箓的传统，并将上清经箓与正一法箓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从而成为应夷节的上首弟子。
杜光庭曾隐居于道元院潜心修道。当时的道元院有一座藏经楼，这是唐睿宗在景云二年（７１１）为司马承祯整理三国葛玄以来的道经而下敕修建的桐柏崇道观藏经殿，其中收藏有大量道书。这些道书为后来修编《桐柏道藏》奠定了基础。唐末时，中原战乱频繁，而天台山地区相对安宁，道士叶藏质又把七百多卷道书移置于玉霄宫钟楼，史称为《玉霄道藏》，陈国符先生据此而在《历代道书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一文中说：“天台山，唐代有经一藏，道士叶藏质造。”由于天台山上收藏有大量的道书，杜光庭在此学道，得以博览众经，他“常谓道法科教自汉天师暨陆修静撰集以来，岁月绵邈，几将废坠，遂考真伪，条列始末。”于是，他积极地研习道法，整理道经，这为他日后编集《道藏》并成为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打下了基础。
杜光庭作为天台山道教的传人，他在天台山学道时，就自称“华顶羽人”，后来在成都玉局化编录《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时，在《序》中还特别署上“天复辛酉（９０１）八月四日癸未华顶羽人杜光庭于成都玉局化编录”，以示对天台山学道经历的一种记念。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天台山道派有哪些特点及其对杜光庭的道教思想与实践产生了哪些影响？从唐代道教发展的情况看，当时道教的派别按其所传经箓的文化内涵而有道品高下之分，“正一派最低，依次为三皇派、高玄派（授习《道德经》、《老子西升经》等）、升玄派（授《升玄内教经》）、灵宝派、上清派。其中上清派是经箓道教中品极最高的道派。……上清派在社会上层传播，正一派则主要在民间传播。”也就是说，在唐代的各道派中，由于上清派的道品最高，故社会声望也最高。唐代帝王对上清派道士格外垂青，多次诏请着名上清派高道王远知、潘师正、吴筠、司马承祯、李含光、应夷节、冯惟良等人入京，探玄问道，从而大大提高了上清派的社会声望。上清派道士在京城出入宫廷、建醮传道、备受礼遇的同时，也将上清经法传到了嵩山、王屋山、青城山、庐山、衡山、九嶷山、天台山等地，以江苏句容茅山为本山的上清派还形成了南岳天台派等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支派。天台山道教具有重视道教理论建设，重视炼气养生之道，重视经箓传授，重视符箓召神驱鬼之术等特点，这些特点所表现出的圆融精神、开放精神和进取精神从不同的方面对杜光庭的道教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杜光庭在天台山入道后，受天台道风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对各派道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杜光庭在天台山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却以自己的学识才华和勤奋努力为日后成长为“道门领袖”打下了基础。
乾符元年（８７４），唐僖宗即位。同年，濮州人王仙芝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在山东领导了农民起义，反对唐王朝官吏暴政，赋敛繁苛，赏罚不平。起义军所到之处，传檄诸道，鼓动人心。第二年，冤句（今山东曹州）人黄巢聚集数千人积极响应，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唐僖宗急于挽救唐王朝的颓势，乃求助于圣祖老子，崇奉道教，多次下诏赐封道士。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记载，杜光庭就是由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郑畋推荐进京的。“郑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郑畋向朝廷推荐了杜光庭的文章，唐僖宗读后非常欣赏，乃召见了杜光庭。两人相见，言谈甚欢。唐僖宗因此而封杜光庭为“道门领袖”，并赐予他“麟德殿文章应制”的官职。《宣和书谱》卷五也有类似的记载，“僖宗临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上都太清宫内供奉”。太清宫是一所具有唐王朝宗庙性质的道观，是朝廷进行宗教祭祀的场所。作为长安太清宫的紫衣道士，杜光庭还具有“内供奉”的头衔。内供奉是对在皇帝左右供职的人的一种称呼，这说明杜光庭得到了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可以在宫廷中比较自由地走动。可见，杜光庭来到长安后，因其所具有的才华受到了唐僖宗的重视而被封官赐爵，成为朝廷御用的宗教职业者，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以至于法国学者傅飞岚称杜光庭为“宫廷道士”。
杜光庭来到长安后，就以弘传道教为己任。他撰写了《历代崇道记》，以夸张的笔法记述了自周穆王以来历代帝王崇奉道教，建观开度道士之事，以为帝王崇道提供历史依据。同时，他还通过帝王崇道而获得灵验之事来宣扬道教具有协助朝廷治国安邦、稳定民心的社会功能。杜光庭出入宫廷，不断地向王公贵族传教，希望以此来提醒统治者继续给予道教以大力的支持。
杜光庭有鉴于道教经籍因战乱而大量散失而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阻碍作用，来到长安之后，就利用“朝廷典籍，省府图书，两街道官，二京秘藏”，致力于整理道经，着书立说。杜光庭因弘道有方，不仅得到了帝王的嘉奖，而且“一时流辈为之敛衽，皆曰：‘咸谓学海千寻，辞林万叶，扶宗立教，海内一人而已’。”可能就在此时，名重一时的“道门领袖”杜光庭还得到了“弘教大师”称号，因为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把“弘教大师”的称号作为一种荣誉头衔署在自己的名字之前。例如，他在《历代崇道记》的自序末尾署上：“中和四年（８８４）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宫文章应制弘教大师赐紫道士臣杜光庭上进谨记。”在《广成集》卷十四《蜀王青城山祈雨醮词》中也写道：“左右街弘教大师赐紫杜光庭虔诚章醮”。杜光庭在蜀中，甚至在为前蜀皇帝王建写祈雨醮词时，仍然使用了在唐朝得到的称号，可见他对“弘教大师”这一称号的珍视。
但杜光庭在长安的这种弘道生活并未能继续下去。公元８８０年１１月，黄巢起义军一举攻入了洛阳，不久又破潼关，入长安，从根本上动摇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唐王朝的统治。１２月，唐僖宗在掌权宦官田令孜的挟持下出离长安，仓促南逃凤翔。次年春至兴元（今陕西汉中市）。７月，唐僖宗来到成都，改年号，是为中和元年（８８１）。
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说，杜光庭于“中和初，从驾兴元，道游西县。”故现在一般认为，杜光庭是随僖宗避黄巢之难一同入蜀，遂留成都的。光启元年（８８５）初，黄巢起义失败，唐僖宗即将返回长安。杜光庭为继续自己在蜀地的弘道事业，向皇上“奏置玄元观”，获得允诺。“光启年，大驾还京，奏置玄元观，宠诏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灵验益彰矣。”杜光庭深“知国难未靖，上表游成都，喜青城山白云溪气象盘蓐，遂结茅居之溪，盖薛昌真人飞升之地也。”实际上，杜光庭可能已预感到大唐王朝如夕阳西下，即将衰亡，而作为皇族宗教的道教也将日益衰微，因此他不愿随唐僖宗再回到动乱的长安，乃恳请辞去官职，留住青城山，并希望在相对安宁的蜀地以重振道教的雄风。
但关于杜光庭何时入蜀，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据《五代史补》卷一记载，杜光庭是在唐僖宗从蜀地返回长安后，才被派到蜀地去主持道门事务的。“杜光庭，长安人，应九经举不第，时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为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数游其门。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潘尊师遂向唐僖宗大力推荐了杜光庭：“‘臣观两街之众，道听途说，一时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应圣旨。臣于科场中识九经杜光庭，其人性洁而气清，量宽而识远，且困于风尘，思欲脱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曰广成先生，即日驰驿遣之。及王建据蜀，待之愈厚，又号为天师。”但《十国春秋》虽然也有潘尊师推荐杜光庭的说法，却明确记载了杜光庭是随唐僖宗“从幸兴元，竟留于蜀”的：“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雅为僖宗所重，时时以光庭为言。僖宗因召见，大悦，已而从幸兴元，竟留于蜀。”那么，杜光庭究竟是跟随唐僖宗入蜀而留下的呢？还是他并没有随唐僖宗入蜀，是唐僖宗从蜀地返回长安后，才被派到蜀地去主持道门事务的呢？
杜光庭着作中的有关记载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了解这一问题。在《道教灵验记》卷二《青羊肆验》中，杜光庭在介绍青羊肆创置的历史时也间接地说出了自己在蜀地活动的情况：
成都青羊肆在正见坊罗城之外，乃太上老君自终南与尹喜相别将适流沙会期之所也。……丙申年（８７６）春，余（杜光庭）诣陈（评事）访其地，已有此宫，因问其所以，陈为余道之。
不二年陈随相国高燕公下江陵，其地属随军兰肇。辛丑年（８８１）大驾到蜀。壬寅年（８８２）八月获灵砖之瑞。九月十二日敕置青羊宫，赐钱二百千，收赎其地，一千八百贯制屋宇。圣驾三幸其中，丙申到此七年（８８２）耳，其验昭然。……自是明年，收宫阙。后年诛黄巢。乙已年（８８５）驾还京师，斯则太上玄祖为中和圣孙荡寇平灾之验信也。
从杜光庭的自述可见，他在丙申年（８７６）春就已来到成都，并实地考察了青羊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