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失败的战例，都是消极防御的多，主动进攻的极少。无论是陆战或者海战，都始终贯穿着一条消极主义的防御路线，那就是主和派的李鸿章消极防御思想。
由于他是整个海战的最高总指挥官，他的“避战保船”的思想和待守海港的作战方针导致了整个海战的全面失败，无论是丰岛海战、黄海之战、旅顺之站、威海卫之战，李鸿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战略决策失误和战术指挥失误的责任！
总之，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悲壮的、惨痛的、血色的，但是，过去的一页历史，毕竟都已经翻过去了，我们不能再苛求前人，只能客观地加以总结，并引以为戒。
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逐条地进行对比对照，深刻反思我们的30多年改革、深刻反思我们的战争机制体制、战略决策机构，进行深刻有效的军事变革，在军队中进行彻底的反对腐败，清理出军队中的腐败将军“谷俊山”，从而造就一支有战斗力、敢打硬仗的军队，培养一批懂军事、懂战略、懂战术的军事指挥官，这可能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重大军事变革吧！
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祭什么？
当然，我们应该前往旅顺的万忠墓，祭奠那些在旅顺大屠杀中牺牲的英烈们。但是，我想，我们最应当祭奠的可能是上述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并进行彻底的军事变革，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这才是今天我们祭奠的内容！
这才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的历史价值所在！
这也是本人撰写这部书籍的宗旨所在！
2.对日本军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杞人忧天是一个成语，杞，是周朝的一个国名，在今河南杞县。杞国有人担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意思是比喻一个人患有一种不必要的忧虑，或者说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担忧。用现代医学术语上说：这就是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忧郁症。一个人患上忧郁症，不利于身心健康。一个国家若患上了忧郁症，同样也不利于健康发展。
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一个时时刻刻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国际地位上的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在日本朝野都担心将来有一天将被“小国化”，或者“边缘化”，成为中国周边的一个“小国”。
持这种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前研一，他是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和国际上著名的学者。他算不上什么极右翼人士，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具有右翼倾向。他曾在一本书中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1/10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忧虑过度了，尤其是一些右冀人士的忧患意识甚至达到了杞人忧天的地步！以至致患上了过敏性的忧郁症，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极不健康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史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明朝开始一直到当代，一共有四代军国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及政客们，他们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着这些军国主义思想和理论，他们的主要代表是：
一，第一代军国主义思想家及政客：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织田信长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丰臣秀吉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实践者和日本政府亚洲运动的开创者。
二，第二代军国主义思想家及政客：吉田松荫、福泽渝吉、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吉田松荫和福泽渝吉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第二代传人，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政客则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泛滥扩张的发展者。
日本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于1880年编写了《领邦兵备略》，强调中日必有一战，必须加强扩军备战。1890年3月山县有朋抛出所谓的《外交政略论》，他在呈明治天皇的奏折中抛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其所谓“卫国之道”即：一防卫疆域；二吞并朝鲜；三侵略中国，被明治天皇定位日本的根本之道。
三，第三代军国主义思想家及政客：田中义一、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田中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便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在奏折还强调了日本的全球战略：“将来要征服中国，必须打到美国的势力为先决问题”，奏折详细阐述了日本实施以上侵略战略的步骤和方法，田中奏折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最终形成并大规模实施，日本视朝鲜和满蒙地区为日本的生命线，其根本战略和实质是最终侵略中国，征服世界。
四，第四代军国主义思想家及政客：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石原慎太郎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完善者，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敢说“不”的日本》。
盛田昭夫不仅是日本索尼公司的董事长，而且他也是一个军国主义思想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日本第一》，公然蔑视美国，向全世界宣称：只有日本才是世界第一！日本还有一位不出名的右翼思想家，他就是川谷顺庆太郎，他的著作《再见吧，亚洲》，也是一部极右翼思想的典型之作。
小泉纯一郎，作为一个政客，他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者。而安倍晋三则是战后60多年日本和平宪法的公然颠覆者，是一位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思想的继承人。
在这些极端右翼思想家和政客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健康的民族心态和扩张主义成性的侵略野心，而这正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当今的中国人高度重视和警惕的。这些右翼人士的心态有三种反映形式：
一是煽动“**********”，为自己扩充军备，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寻找“合理的借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混淆国际舆论。其实，近年来，日本的国防开支一直都高于中国，却又大喊别人威胁自己，这多少有些贼喊捉贼的意思。
二是担心中国强大，害怕中国强大，也仇视中国复兴和崛起，不愿意承认中国已经强大的事实。日本不愿意和中国和平共处，共谋发展，时刻担忧日本有朝一日会被中国赶上或超过，甚至沦为中国周边的一个小国，以致荒唐到认为日本将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其实，这反映出日本人的一种零和游戏的狭隘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担心沦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成为了现实吗？没有。在唐朝，中国那么强大，日本成为中国的附庸了吗？没有。更何况，现实的日本，其综合国力、科技教育实力等还比中国强，人均国民产值比中国富，日本的这种担忧就更是子虚乌有了！
三是期望中国分裂，渴望中国分化，千方百计促使中国弱化，变成他们心目中的魏晋南北朝、南北宋朝模式。这就是日本极右翼人士内心真实的想法。
日本极右翼人士石原盛太郎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狂热地宣称：“中国必将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热切地期待着中国的崩溃。”而且，他还在其他文章中给中国崩溃“办后事”，讨论将分裂后的中国沿海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从石原的这些“战略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弱小的民族将会得到日本怎么样的“公正对待”！更能看到“大和”民族所谓“和”的丑恶面目！
安倍晋三周围的防务和外交政策顾问们毫不掩饰他们对中国的敌意：日本注定要在亚洲与中国对抗。这也是日本极右派的一个重要信条。安倍及其右翼幕僚们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还一步一步地贯彻和落实他们的这种想法。
第二次上台后的安倍政府，不仅否认殖民历史和慰安妇问题，而且还大放厥词，妄言“殖民不是侵略”，企图否认侵略历史，认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他坐在曾经对中国进行过细菌战争的部队编号731的飞机上，竖起了他的大拇指，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和整个东亚地区人民的公然挑衅和蔑视。
2013年10月，安倍访问美国时，更是赤裸裸地露出了他极右翼嘴脸，他在演讲中狂妄地称：“让他们说我是法西斯好了。”
安倍政府还得寸进尺，企图妄想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官房长官小野寺五典公然宣称日本可以到世界的另外一端去行使自卫权。
安倍政府的这些做法，不仅引起了包括中国、韩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坚决抗议，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德国和西方国家的反对，甚至招致了国内一些进步党派和组织的抗议，日本主要反对党日本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2014年4月8日在访问美国时痛批安倍政权。他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批评道：“安倍政府已经超过了健康的民主主义的界限”，“成为东亚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已经出现。”
美国奥巴马最近访问日本，公然支持日本解禁自卫权，并在钓鱼岛问题上力挺日本，可能会使得日本的极右翼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更加有恃无恐，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看来，落后就要挨打，这不仅是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得出的血的教训。对于当代中国和国人而言，也有相当程度的警示作用！
只有睁眼看世界，我们才更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3.强国强军是中国唯一的战略选择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曾经多次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在英国“高升号”运兵船遭受日军炮击的事件中、在旅顺大屠杀中、在三国干涉还辽中、在********的谈判中、甚至在中日春帆楼谈判中还聘请美国外交官协助，他一次又一次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支持和干预，主持公道，并遏制住日军野蛮的侵略行径。
可是，事实上，国际社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俄国以及西方报刊等除了发表几次可怜的外交声明和无力的谴责之外，并无实际动作，致使李鸿章苦苦等待的调停外交和以夷制夷方略最后都化为泡影，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抱恨终天是他等待无果的最好注脚！
李鸿章调停外交的无数次失败，再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被侵略、被殖民、被蹂躏的悲惨命运，只有不甘落后，拍案而起，积极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自我否定，勇于改革创新，力争奋发图强，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工业，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建设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捍卫国家的主权，保卫人民的权利，维护社会的和平。舍此以外，那种企图通过哀求国际社会，赢得可怜和同情的想法，都是无知的幻想，只是一厢情愿。
正是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有一句格言把国际关系分析得十分精辟和透彻：所有的盟友都靠不住，“只有陆军和海军，才是俄罗斯真正的盟友！”这句格言说出一个道理：只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是国家最坚实的保障。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强国强军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战略。
那么，我们要问问：今天的国家强大了吗？今天的军队强大了吗？总体而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比过去强大了，军队也更加强大了，但是，我们是否强大到像安倍晋三在欧洲达沃斯论坛比喻的那样吗？真是像1914年的德国那样强大吗？
我们看看一个名叫罗伯特·杜加里克的外国人撰写了《中国不是1914年的德国》一文，他对中国国家的整体实力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和分析，看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国家今后要努力的方向。该文章说：
目前亚洲正流行有关“1914年”的类比，但其严重错误在于：当今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几无相似之处。
首先，二者国内局势大相径庭。普鲁士王朝确实曾面临国内不满，但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架构远比如今中国的更稳固。相比而言，普鲁士德国1914年前已享受过长达一世纪的稳定繁荣，这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
其次，1914年的德国拥有一支非凡军队。鉴于自30多年前的对越战争以来未再打过重要战役，很难评估中国军队战力。对德意志帝国的年轻权贵而言，在著名部队的军衔是种荣耀和地位。但中国精英的子女更有可能就读美国常青藤名校、在华尔街咖啡馆内吃喝、在香港生活，而非在寒冷的东北或炎热的新疆连队内带兵。
第三，一战前夕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并非德国而是美国。但在众多领域，德国是当时最发达的国家。无论是物理、考古或医药，德国人都引领众多学科发展，在很多工业技术上也领先。中国已在进步，但其相对地位仍明显落后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
第四，二者的地缘政治不同。德国有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两大盟友。如今，中国不但缺乏盟国，还正面临美日澳形成的同盟，且该同盟可能受到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及在特定情况下大多数北约国家的支持。
第五，1914年的德国是人口上生机勃勃的国家。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使中国人口正迅速老化。这在亚洲并非特有现象，但与作为其主要全球竞争者的美国相比，中国的人口正在萎缩。
这些现实具有何种含义？对美日及中国的其他对手而言，这意味着其处境并不像1914年德国的对手那样可怕。对北京而言，这暗示挑起冲突会比1914年时更危险。
《中国抉择》一书作者、澳大利亚前防务官员休·怀特也认为，中国并不寻求主导地位，也没有能力在这一地区实现这一追求。但它想要获得、并且应该被赋予“与美国平等的对亚洲领导权”。这远没有威廉二世或希特勒时期的德国那么野心勃勃。
看完这篇文章，我们心里可能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是，这毕竟是现实，这毕竟就是差距，只有承认这些不足，我们才能奋发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