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共产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似乎是很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和运用。但经过认真分析，我们发现除此之外，应该说与唯物史观对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的论述存在不足是密切相关的。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尽管也提出了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更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就存在着片面性。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科学的，符合实际。但如果说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那就是片面的。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的共同作用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既不能割裂两者，更不能因为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的作用而轻视或否定同一性的作用。同样，在历史领域，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而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往往表现为阶级矛盾并通过阶级矛盾的解决而向前推进。显然，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既表现为阶级斗争，又表现为一定条件下的阶级合作与和谐。我们也不能只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否定阶级合作与和谐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说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比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直接动力要更全面、更科学。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革命时代曾经使我们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建设时期却使我们误入歧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三个代表”思想在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同时也重视了各阶级共同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唯物史观的片面性，完善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
第三，“三个代表”思想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弘扬了“能动性原理”，辩证地提出了精神动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
江泽民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是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强大的反作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认识到。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精神、社会意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的反作用，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出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并不是孤立地讲生产力。不言而喻，这里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显然是指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具体的体制）、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切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就内在地包含着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的充分肯定。世界上根本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任何现实的生产力的较快的发展，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即相应的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中，才能顺利实现。江泽民指出：“要遵循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行事，切忌任何形式的主观性、片面性，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把工作做的更好。”江泽民认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保证。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突出了当代先进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能动作用。江泽民充分认识到，科学、教育、文化和思想道德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关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大业的兴衰成败，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先进文化的建设，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江泽民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壮丽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伟大的事业。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但同时也充分肯定精神活动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江泽民总结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不懈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他希望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也能用这种精神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江泽民还对如何正确发挥“能动作用”（以发挥先进文化的反作用为例）作了全面的阐述。江泽民认为要正确发挥这种能动作用，必须坚持六个统一：一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全党同志必须全面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二是立足现实与面向未来的统一。立足现实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面向未来就是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江泽民明确提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三是科学、教育、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的统一。一方面，科学、教育、文化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也是推动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两者的共同作用、互相促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达到培养“四有”新人的目的。四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唱响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动作用的关键。江泽民认为，唱响主旋律就能在全社会形成和发展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使科学理论和正确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全国人民，这是保证全党紧密团结和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也是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思想基础。”发展离不开稳定，需要稳定来保障，这也是对古今中外发展成败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如果思想混乱，就很难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社会一旦动乱，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提倡多样化这是先进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也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必然结论。江泽民认为，先进文化只有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相统一，只有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只有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才能发挥精神支柱的巨大能动作用。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三观”、“四种意识”，即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民主法律意识。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是求真、务实、创新，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六是继承、发展和创新的统一。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先进文化的巨大的能动作用。
总之，以上六个方面说明了正确发挥先进文化的能动作用的条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关于“能动作用”的原理。概括起来讲，要正确发挥“能动作用”必须把握三点：一、在“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强调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坚持“决定作用”与“能动作用”的统一性和交互性，反对对两者的割裂、绝对化与任意夸大。二、注意构成“能动作用”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统一性与交互作用，防止片面性。三、研究各种不同的“能动作用”的特殊性，注意其历史继承性和具体起作用的方式。“三个代表”思想正是在这种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唯物史观关于“能动作用”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第四，“三个代表”思想还科学地分析了社会发展中的非常规动力，突出强调了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动力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非常规动力是相对于常规动力而言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原理主要包括：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矛盾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是社会发展中的常规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起作用的方式、程度不一样，特别是创新作为社会发展的非常规动力的作用以及一定条件下生产技术的后发性优势，社会常常出现跳跃式向前发展。在近现代文明进步史中，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了社会发展的杠杆，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江泽民在谈到创新对整个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基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往往都会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创新、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创新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非常规动力的作用是通过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常规动力实现的。首先，创新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跨越式的发展）来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现代科技的创新作用尤为突出。科技创新一方面会带来生产工具的革新、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兴起，拓展和深化人们对客观世界与自身的认识，为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给生产关系留下更多的调节空间，这一点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被证明。其次，创新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这一点正是制度创新的目的之所在。江泽民指出：“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要进行体制创新：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经济技术竞争和合作机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不需要体制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再次，创新也是一种精神动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江泽民特别强调理论创新的作用，他认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影响下进行的。江泽民指出：理论创新要“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此外，江泽民还从把创新作为发展的新思路、新世纪之初中国发展的大思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出路等角度，阐明了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他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需要创新；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途径在于创新；实现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突破、跨越式发展，从而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关键要创新。总之，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充分闪现了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三个代表”思想也正是创新的产物！
二、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目标的深刻阐明
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是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必然趋势。因此，如何科学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如何解决关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三个代表”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学说和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都作出了新的阐发和创造性运用。
（一）“综合国力论”发展观的内涵及其对社会进步的意义
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机制和动力，同时也把它视为衡量和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尺度，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畴的理解不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争议颇多。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很狭窄，往往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生产的效率，理解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量的增长，理解为人类解决生计、满足物欲的一种手段，理解为由一定技术水平决定的单纯的生产工具。因此，在衡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问题上，“生产工具论”是一种主导观点。“生产工具论”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在于这个社会生产什么，而在于这个社会用什么来生产。用什么生产主要表现为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因此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唯物史观基本一致，但如果单纯将生产工具看成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尺度，那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实践中是有害的。
从理论上讲，历史的整体发展，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综合作用把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向度统一起来才能得到展现和揭示。因此，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即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即：既不能单纯地从物质文明的提高，也不能单纯地从精神文明的提高来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坚持将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发展要求作为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标准是正确的，但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必须科学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