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发挥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集中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精华，其中既包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又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一、对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实践运用和提升
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贡献在于：纠正了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科学界定构成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因素的不同地位和交互关系；特别是创造性的分析了创新作为社会发展非常规动力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个代表”思想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各种因素的积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其创立过程就是拨开笼罩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层层迷雾，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过程。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多层次的有机系统。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起作用的形式、性质和程度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马克思以前，历史观领域唯心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人们总是认为，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决定人们的思想动机，却没有人追问。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派尽管提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们也没有追问这些阶级又是如何产生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尽管通过劳动价值论几乎达及社会物质生产，但对劳动的理想化和庸俗化理解，使人类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往往过去是有历史的，而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就成了永恒的社会了。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些前人没有追问的问题，并且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这样，“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当然，在马克思那里，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强调各有侧重。在唯物史观的创立时期，针对历史观领域中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特别强调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客观物质力量，尤其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晚年，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和有些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及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决定作用的同时，还对反作用、能动作用进行了重点论述。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马克思和他本人一向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但决不是说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社会发展过程表现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是由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决定的，但政治、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对物质条件，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类不相等的力量的作用，一类是经济运动，一类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的一定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恩格斯还指出了政治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表现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即：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可以起与这种发展反方向的作用，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或使之沿着特殊的方向前进。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他们的论述既包括决定作用，又包括能动的反作用；既包括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也包括各类不同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因而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然而，自唯物史观问世以来，对其认识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由于对社会发展动力在认识上的不同，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社会发展动力原理的认识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际，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正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改造之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第一次为饱受灾难的中国人指明了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彻底的解放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之前，其他改造中国的理论所不具备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都是从唯物史观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主要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对此，毛泽东曾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系统完整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原理。他从“总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既论述了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论述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进一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又反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论述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础观点。”在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认识上，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反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庸俗生产力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这样实践的重要成果。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依然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并将之推向极端，片面地批“唯生产力论”，从而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此实践的必然结果是我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到或者准确地说没有足够的重视：革命和建设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构成社会发展动力的诸要素起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应不同。
其实，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们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的社会不同，它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以通过不断的调整来解决矛盾。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初步提出了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原理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这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巨大。
当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上也有不足，他忽视了根据本国的生产力状况来确定所有制结构，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上过分注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希望通过建立高一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来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这种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后果必然是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更大的不适应，最终也不可能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不能积极推动生产力进步的。
邓小平以史为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他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和运用。
首先，邓小平沿着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路，通过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找到了一条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汲取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邓小平则把生产力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的作用，邓小平则把重点转移至经济基础的改革；毛泽东过分注重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意义，邓小平则把科学和教育当作重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起点和深层理论基础。
其次，邓小平在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在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重视阶级斗争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迅速地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物质力量，最终从制度上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就必然会导致对唯物史观的背离，在实践中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失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灾难性的后果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痛定思痛，“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认真汲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坚决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恢复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邓小平认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