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孔子总结了一些言语传播的戒律，例如“不说空话，实实在在去做”、“少说招怨的话，少做后悔的事”、“不要轻易说话，以免招来耻辱”、“说出话不知羞耻，那么做事就寸步难行”、“与人交际有三大禁忌：（1）不知道的事偏插嘴，叫浮躁；（2）知道的事故意不说，叫诡秘；（3）不观察客观情况乱说，叫糊涂”。
同时孔子又指出应从两个角度来议论“言”。从说话人角度看传播者，要求言语慎重，而且注意受播对象，“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从听话人角度看传播者，认为言语虽然是考察一个人知识修养和道德品质的重要表征，但是也不能仅仅从言语上去取人，从“正名”的辩证关系看，既听其言，又观其行；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言废人。
三、孔子的“仁学”传播思想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他目睹旧贵族在政治动荡中的沉浮，如晋国权贵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八氏，都沦落为奴隶；反之，如齐国的鲍子文、鲁国的婴齐、晋国的州绰和竖头须等，原来都是奴隶身份，却当了“常隶”、“守藏”等职。社会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变化，孔子从挽救奴隶制度社会政治危机出发，坚持以“礼”为核心的宣传纲领。但周礼在当时已经失去了规范社会的作用，于是孔子提出“仁”这一范畴为中心的实践理性学说，作为传播思想“礼”的具体化。
按孔子的解说，“仁”的含义非常丰富，所有殷商、西周以来作为统治层的道德观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内。我们从孔子传播思想分析，“仁”贯穿于礼仪传播的一切过程和形式，“仁”包括着宗法传播的孝道和忠义，也包摄着知识传播的智和为人处世的六种表德。总之，“仁”就是“人”，就是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在传播过程中的互感关系。
（一）“礼”摄“仁”，“仁”辅“礼”
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复杂，公室削弱而私家强盛，鲁国的季孙、叔孙和孟孙三分公室，继而又四分公室。晋国的“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郑国的“驷秦，富而侈”，“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齐国的“庆封又富矣”。在这转化过程中，一部分奴隶也转化为自由佃户，生产力大大增强，但原来的旧秩序、旧体制也受到了大大冲击。孔子的弟子也产生了分化，有的支持这种变化，有的反对这种变化。冉求帮助季孙聚富敛财，孔子十分生气。《论语·先进》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他号召学生们共同反对冉求的做法。可见孔子的“仁”是从属于“礼”这大前提的，所以他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回复到原有礼制范围，这才叫“仁”。
颜渊追问老师什么是“仁”的详细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要求在传播的一切手段和方式中都要贯穿“礼”的规范。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仁”，就根本谈不上“礼”，也谈不上“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和“乐”在当时社会是士人最高的思想境界，既然不守礼，不懂乐，必然不能约束自己，“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既不能长期处于穷困，也不能长期安于富贵，“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富贵虽然是人们所追求的，但不用仁的道理去获得它们，就是获得了也守不住；贫贱虽然是人们所厌弃的，但不用仁的道理就不可能去改变它们。一个人离开“仁”，必将分文不名，一事无成。所以有修养的人时刻不违背仁的道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挫折都要坚守“仁”的道理。
此外，“仁”中的“礼”也包括着言行的礼仪。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意思是待人接物要彬彬有礼，人际交往时不把个人意志强加于人，与人言谈于国于家都无怨语。总而言之一切必须以维持传统礼制为前提，以“礼”摄“仁”，以“仁”辅“礼”。
（二）“仁”与宗法传播的孝道、忠义
孔子的学生宰予的父母死了，按礼仪规定要服丧三年，他觉得似乎太长了，想服丧一年。孔子知道后很是不满，认为宰予大为不孝，就痛斥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可见“孝”是被孔子列入“仁”的范畴的，而且他把血缘联结的亲亲之情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以宗法关系为主线的纵向传播的主脉络，对氏族的祖先行孝道，显然是团结、巩固和维系氏族重要纽带。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明儒家传统教育里把孝道看作是“仁”的根本大事。
在孔子看来，在位的君主如能笃爱自己的亲属，能对故旧无所遗忘，“则民兴于仁”、“则民不偷”。亲亲能致孝，亲亲也能使奴隶趋于厚道。所以孔子教训弟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与“孝”并行的宗法传播思想是“忠”。孔子曾举了两件历史事实：一是“殷有三仁”，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人都是商纣王的好臣子，他们见纣王无道，微子愤愤出走，箕子装疯做奴隶，比干不顾一切地劝谏遭受杀身之祸。他们的举止各不同，但对纣王的忠诚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称为仁人。二是管仲没有为他原来的主子殉难，却投诚齐桓公。子路觉得管仲有点不忠，孔子则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也觉得管仲不够仁，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从管仲相桓公而功于天下的表现看，管仲可以说是很“仁”的。说明孔子所谓的“仁”包含着广义的“忠”，就是要忠于有道之君。
怎样才算“有道”，《论语》中有多处阐述。“天下有道”则“危言，危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孔子的理论系统里，若“邦无道”，“则愚”；“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才能体现“仁”的全部意义和存在价值。
（三）道德传播的“仁”与知识传播的“知”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知”和“仁”，孔子回答：“凡人都有应该做的事，能把分内应该做的事尽心尽力去做，设鬼神之事是为了惩罚罪恶，鼓励善良，所以要敬重鬼神但不要迷信，这才是明智的。至于仁，仁是很精深的道理，先要专心从艰难处研究然后才会有所收获，这样做可称得上是仁德的人。”“知”和“仁”的关系又如何呢？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以山和水来比喻“仁”与“知”的静动变化关系，非常生动形象，说明了“仁”是人际传播的内在思想，具有内在的本质属性和稳定性，而“知”是人际传播的外在表达，具有外在的形式特征和灵活性。所以思动的人不受外界拘束，胸襟开阔洒脱，使人乐以接受是“知”的传播效验；思静的人精神凝聚且涵养丰富，轻易不为外界所动，故“仁”能达到使人“寿”（恒久）的效验。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聪明使人不受诱惑，仁义使人无所忧虑。但是，“知”的根本则是“知人”，亦即知仁。子夏对“知仁”作了如下注释：老师指出“知人”就是要推举正直的人来矫正政治错误，这是非常富有见解的理论啊！舜统一天下，从民众中选拔了皋陶，排除不仁的人；商汤统一天下，从民众中选拔了伊尹，排除了不仁的人。舜和汤都是“知人”的仁爱君主！因此在孔子的传播思想里，“仁”和“知”是一组既对立又矛盾而不可分割的概念。修己治人的道理是一致的，能修己的也能治人。一个人聪明有知识，但却被私欲牵缠，在道德上不能自守，这种人即使有所得，终究难免失；不是用礼仪去鼓动百姓，就不可能尽善。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仁”就是“人”，所以“知”在传播通道上联结的是两端，一端是“言”，一端是“人”。真正的“知”必须既不失言，也不失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个完美的人才是“成人”，“成人”能铭记格言，终生恪守。孔子教导子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真正的“知”同样也必须是既能立言，又能成人。
（四）“仁学”传播包摄的六种美德
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在回答子张时说：“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此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说明“仁”的范畴中，还包摄着勇、恭、宽、信、敏、惠六种美德。
所谓“勇”有两类，一类指不受礼治约束的破坏性行为，孔子痛斥为“乱”为“盗”，“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而无礼则乱”；一类指礼仪约束下的规范行为，即仁者之勇，君子之勇，孔子把“勇”与“仁”、“知”并列为君子三道之一，曾多处强调“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并指出“勇”与“仁”的关系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恭”是谦恭；谦恭待人，才不侮辱人也不被人侮辱。“宽”是宽厚；宽厚待人，才能得到人心。“信”是立信；言语必讲信用，才能使人信任。“敏”是顺时而动；行动能适应形势，才能取得客观效果。“惠”是施惠；施人恩惠，才能使人归顺。虽然这一些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礼”的立场上说的，但对提高传播效果，协调人际关系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因此这些传统表德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民所尊重和传播，一直发挥着作用。
（五）“仁学”传播的主旨和六大要点
孔子的传播思想“仁”的本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学生有子所转述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是孔子对颜渊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说“孝”和“弟”（悌）是“仁”的根本，“孝”维系着纵向的宗法关系，“弟”维系着横向的宗法关系，以此构成一个庞大的以血缘宗族为网络的传播系统，形成几千年来稳定中国社会的基础。至于“克己复礼”，即要求宗族内部克制私欲和加强自我修养，使民复归于礼，以仁治兼容德治，从而达到政治传播的最大效验。
如何做到“仁”，孔子与子路有一段极其深刻的对话：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指出了人的六条基本美德——“仁”、“知”、“信”、“直”、“勇”和“刚”；同时指出六种弊端：如果爱好“仁”，却不去学习，反而变得愚昧；爱好“知”，却不去学习，反而变得放荡；爱好“信”，却不去学习，反而成了道德的贼害；爱好“直”，却不去学习，反而成了性格的偏激；爱好“勇”，却不去学习，反而造成社会的动乱；爱好“刚”，却不去学习，反而成了个性的狂妄。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强调“学”是传播的起点，如果不肯好好学习，那么“仁”及其相关的道德概念就会模糊，就会被虚假的“名”所蒙蔽而走向反面。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所以“仁学”在道德传播中不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付诸实践的行为。当子贡问孔子“是不是广泛地施恩惠于百姓，济助劳苦大众，就能叫做‘仁’”时，孔子断然说：“这岂止于仁，简直是圣人了。博施广济这两件事谈何容易，连古圣人舜恐怕也做不到呢！要做到仁，首先要自己立身站得住，才能谈得上帮助别人；要自己通达事理，才能教育别人。能就近从自己的身心去设想别人的身心，才是求仁的最好方法吧。”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里，“仁”不仅是一种传播观念，也是一种人生观念，“仁”是人生奋斗的最终目标，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故而“仁”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一个人活着为了仁，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四、孔子的“事人”传播思想
在原始传播中，天—人传播是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前的夏殷周传统思想里，人们往往把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称为“天”，把支配社会生活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人际间的一切传播行为都在“天”和“命”的控制中进行，因此人与神间的媒介巫师在传播活动中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主要的传播行为表现为原始艺术、原始巫术、祭祀、占卜等。孔子根据他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接受了这个传统，把“天命”当作一个统一概念来使用，看成是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他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另一方面，他常常把“天”和“命”分离成两个概念来使用，各有不同的含义。
在孔子传播思想里，“天”有时是作为具有意志的人格神，它能对社会或人们降下祸福，实施赏罚。《论语》中孔子有这样一些话：
子曰：“……获罪於天，无所祷也。”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闻，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甯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颓其如予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中有自己失意和病痛时的感叹，有对人世起伏和社会变迁的愤懑，也有对自己道德文章的自信。不管出现多么意外的情况，知我罪我，孔子认为都是具有意志的天在主宰。但是从上面的个别话语，我们还可以看到“天”在孔子的思想里有时只是一种信仰的象征。如子路对他去拜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非常不满，因为南子是个淫乱的女人，子路觉得他的老师不该去见她，孔子连连发誓说：“如果我做了不道德的事，上天一定会厌恶我，一定会厌恶我！”又如他说：“上天能说什么话呢？一年四季在运行变化，万物在繁衍生长，上天能说什么呢？”显而易见，“天”在孔子的哲学观念中，更多的表示一种约束人类行为的力量，它本身没有意志，没有个性，也不会说话。这里充分反映了孔子传播思想的客观唯心论。
孔子既继承殷周人传统的思想，承认天是具有意志的主宰，又接受当时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观点，承认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力。出现这种矛盾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矛盾还表现在他对“尊天”和“事人”的思想中，也表现在对“天”与“命”的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