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智录》有爱国主义精神，发表过《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等文，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比仇恨。1901年1月20日出版的第3期，还发表《论阅新闻纸之益》，后期革命倾向日益鲜明。1901年3月20日出版的第6期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郑贯公）、《戏为十八省秀才讨康有为檄》等文，旗帜鲜明地站在义和团一边，并以亦真亦假的姿态向保皇派首领宣战。同年春夏，因受康有为、梁启超干预而停刊。
12.《民报》
1905年11月28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同盟会第一个机关报，月刊，但经常脱期，由《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而成。最初署名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张继，实际由胡汉民主编。从第6期起改署章炳麟（太炎），并执行主编职务。1907年12月第19期又由张继挂名，第20期起改署陶成章，实际由汪东、刘师培等代编；第23期起章又恢复主编。孙中山撰《发刊辞》，首次提出“三民主义”。
先后为《民报》撰稿者68人，主要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璧等。大32开本，每期约150页，计7万字，为大型时事性政论刊物。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兼刊插画、新闻照片等。设有图画、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附录、来稿等栏目。该报第3期，明确宣布《民报之六大主义》：一、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造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民报》所宣传的基本思想是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传播的基本内容是同盟会遵循的16字政治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民报》第2期刊有《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这是中国报刊首次译载《共产党宣言》。《民报》一创刊，就向保皇派报刊发起进攻，点名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妖言惑众”。1906年4月，该报从第3期起与保皇派在横滨的《新民丛报》开展大论战，先后发表30多篇文章，就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要不要进行革命与《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1908年10月10日，因发表汤增璧的《革命之心理》一文，被日本官方查封。
《民报》第3期出《号外》，刊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对方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第12、13期之间还出过1册名为《天讨》的临时增刊。《民报》被日本政府查封后，1910年1月，曾在东京秘密复刊，续出第25期，出版地点托名巴黎，由汪精卫主编。1910年2月出至第26期终刊。该刊历时5年共发表235篇稿件，其中论战107篇，时评62篇，译文16篇；刊出75幅图画。创刊号重印6次，发行6000份，以后各期皆须重印多版。最高发行量达1.7万份，大部分运回国内发行。国内外代派所在第1期时仅6处，第2期即增为15处，到第13期则扩大为28处，是同盟会最重要的机关刊物。
章太炎的传播思想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报刊政论家，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1903年参加《苏报》撰述，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著的《革命军》一书作序，因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应孙中山等邀请，赴东京主编《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扬名中华，蜚声海外。
一、章太炎生平与传播活动
章太炎（1869～1936年），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后改名绛、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生、台湾旅客、支那大、刘大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章磷、章缁、末公等。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熏陶，1890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从樾（曲园）习古文经史。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1895年底，他听到康有为设上海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
1897年1月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在报上发表过《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鉴”，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他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厄言，陈古则不触时忌”。谭嗣同在致汪康年、梁启超函中称赞说：“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这是章太炎首次在报刊政论上崭露头角，但是他对康有为一派的“倡言孔教”不大赞成，又由于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很深，他和报社内的康门弟子“论及学派，辄同冰炭”，争论激烈时甚至于“攘臂大哄”，终于在1897年4月中旬辞职返杭，前后工作3个多月。
1897年7月，担任杭州《经世报》旬刊的主编，发表《变法箴言》、《平生论》、《读管子书后》等文。8月，返上海，任《实学报》旬刊总撰述，发表《实学报叙》、《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重设海军议》等9篇文章。10月，又任《译书公会报》周刊总主笔，发表《读日本国志》、《论民族骤增》、《译书公会叙》等4篇文章，在“开民智”、“广见闻”、介绍“泰西政艺”，做了大量的工作。
1898年春到湖北武昌，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为之筹办《正学报》，为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扫清一些思想上的障碍，“使孤陋者不囿于见闻，以阻新政；而颖异之士亦由是可以无遁于邪也”。由于与张之洞“论政不合”，报纸没有办法。8月回到上海，时值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创刊，他应邀担任主笔，在报上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蒙古盛衰论》等4篇文章。不久，戊戌政变爆发，“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章太炎也遭到通缉，流亡海外。
1898年12月4日，经日本友人山根虎雄的介绍，章太炎抵达台北，进入《台湾日日新报》担任汉文版的记者，该报是日本驻台总督府的机关报，担任社长的是日本人守屋善兵卫。章太炎这时已颇有文名，被台湾文坛誉为“千言立成的大文章家”和“著名学者”。他的到来，受到当地新闻界与文化界的热烈欢迎。章太炎在该报工作期间，结交了不少日本籍和台湾的朋友，在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文，其中有一些涉及内地的政治，为报社当局所怪，章太炎也对当局的干涉极为不满，曾把守屋善兵卫，詈为守屋“恶”兵卫，并在第二年的夏天，拂袖而去，在台湾只呆了半年多。在台湾时期，章太炎曾以台湾旅客的笔名，为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清议报》写过《癸维新六贤文》等诗文，对变动的失败，谭嗣同等人的死难，和康梁等人的沦落海外，表示哀悼与同情。1899年6月10日到日本后，章太炎先后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梁启超家和横滨《清议报》社。结交孙中山，并为《清议报》陆续撰写《客帝》、《儒冠》等十来篇文章。章太炎在日本只呆了两个多月，同年9月返回上海，任《亚东日报》主笔，发表《游两京记》、《今古文辨义》两篇文章，并不时为海外康梁主办的报刊供稿。
从1897年担任《时务报》撰述，到1899年任《亚东时报》主编，这是章太炎办报活动的第一阶段，先后为9家报刊写过44篇文章，并担任过其中6家报刊的编辑工作和一家报刊的主编。这一阶段的章太炎，虽然在经学研究上与康梁相水火，但在政治观点上，和康梁是一致的。梁启超所作的《广诗中八贤》，章太炎就被列为其中一贤；梁所编的“师友论学笺”中，也把章太炎的文章骈入。说明这一阶段的章太炎，仍然和康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相濡以沫，“并未相忘于江湖”。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8月，唐才常、严复等在沪召开“中国国会”，章太炎在会上当场剪掉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撰《解辫发说》以明志。会后，章写信给革命党人在香港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介绍这次“国会”开会的情况，和他在会上“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的经过，并附上新近写作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及《解辫发说》两文，希望“登之贵报，以示同志”。《中国日报》收到后，立即全文发表，并在按语赞扬说：“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这是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最早两篇革命文章，也是《中国日报》最早一批强烈反满色彩的文字。他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成戊、已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保皇派展开斗争。1901年7月，他在留日学生主办的《国民报》第4期上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想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等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与《定版籍》二文，就记录了孙、章当时讨论的情况。章太炎还在东京发起组织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起草了由他领衔发布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在兴中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上公开发表。
1902年7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译述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的《社会学》，删革重印《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面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积极支持《苏报》的言论工作，在章士钊担任该报主笔期间，先后发表《革命军序》（刊6月10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刊6月29日）、《狱中答新闻报》（刊7月6日）等文章。此外，还参加了《驳？革命驳议？》（刊6月13日）一文的部分写作。章太炎的文章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视，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法庭上与监狱中愤怒斥责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续撰文，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天命方新，来处长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3年徒刑期满出狱，由中国同盟会派遣专人接到日本。在东京，同志迎于锦辉馆，来观者7000人，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章太炎加入中国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会报《民报》达两年之久，发表过58篇文章。代表作有《革命之道德》、《中化民国解》、《排满平议》、《政闻社员大破坏状》、《讨满洲檄》、《定复仇之是非》、《与人书》、《印度中兴之望》等文章，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谴责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宣扬甘于艰苦不畏牺牲的革命道德作风。他所写的《代议然否论》、《俱分进化论》、《五元论》，其观点虽不完全为革命党人所认同，但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理想与主张，为读者所关注。他发表的《演说录》、《答铁铮》、《主客语》等提倡国粹的文章，都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遗产，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爱国的热情。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抗议无效，便亲莅警廷，责问裁判厅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励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励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以对。
《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孙对章没有在《民报》上更多地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他的“非常革新之学说”有点意见，章则提出孙把筹集来的大部分捐款投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留给《民报》的经费太少，编辑人员至于饔飧不继的问题。在章孙之间为《民报》经费事争辩得十分激烈期间，光复会总部在东京成立，章太炎和陶成章出任正副会长，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双方的矛盾，更难弥合。1910年1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民报》在东京秘密复刊，由汪精卫主编，章在当地报纸上著文反对，斥之为“伪《民报》”，把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为同志所不满。1910年3月，与陶成章在东京出版光复会机关刊物《教育今语杂志》，以共和纪年，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除“外祸”、“辟邪辟”。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
这一阶段，历时11年，是章太炎办报活动的第二个阶段。他先后为18家报刊撰写172篇文章，并担任其中2家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积极为革命作鼓吹深受读者爱戴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对敌斗争最英勇、战斗业绩最辉煌的时期。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4日创办机关会报《大共和日报》，自任社长。他依恋旧制度，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