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将舆论分为消极舆论（不健全舆论）与积极舆论（健全舆论）两类。封建专制下是消极舆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下应该是积极舆论。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消极舆论会把社会引上歧途，“盖以瞽相瞽，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其号呶；欲论妄论之误人国，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积极舆论的发生，应该“新生人人独立之意见，而导之使堂堂正正以公表于外”。
梁启超认为，宪政条件下的积极舆论（健全舆论）的发生，应该有5个根本条件（“五本”），即：一曰常识。夫常识者，“谓普通学识人人所必当知者也。”如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其原理、原则已经前人发挥，而为各国中流社会以上之人所尽能道者；又如本国及世界历史上之重要事件，目前发生的重大问题，新闻工作者应力求了解、掌握，“然后其持论乃有所凭借”。二曰真诚。《传》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梁启超深信其言。在他看来“夫舆论者，非能以一二人而成立者也，必赖多人。而多人又非威劫势胁以结聚者也，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只有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然则，何谓真诚？“以国家利害为鹄，而不以私人利害为鹄而已。”如果出于私心，欲图煽动舆论以遂一己之私，则其道必不能持久。三曰直道。舆论贵在为国家求多福而捍御其患也；凡不利于国家人民者，务必去之而后已。故欲制造健全之舆论，新闻工作者须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不能“一遇威怵，则噤如寒蝉”，“或依草附木，变其所主张者以迎合之”。四曰公心。新闻工作者不应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而应该出乎公心，基于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若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或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不问是非曲直，不顾前因后果，而一惟反对之为务”，则非为沽名，即以快意，而于健全舆论之形成无丝毫的益处。对于社会事件，“必无辟于其所好恶，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不应该怀挟所谓“党派思想”来“沽名快意”。五曰节制。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其涉及的范围越广，则其造成的狂热愈增。“百犬吠声，聚蚁成雷。其涌起也若潮，其飙散也若雾”，当其狂热最盛之时，其所造成的后果，往往出于提倡者意料之外，甚至与此截然相反，这便是舆论的破坏性。此舆论之病征也，原因何在？“则实由提倡者职其咎。盖不导之以真理，而惟务拨之以感情，迎合挑浅之性，故作偏执之论。作始虽简，将毕乃钜，其发之而不能收”。所以要节制。梁启超说，以上五个根本条件，是造成健全舆论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叫作“本”。有了前三条，大家都有相当的觉悟，出以公心，敢于说话，才能形成积极舆论。有了后两条，大家都去掉私心，不感情用事，积极舆论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梁启超还论及资产阶级政治家与舆论的关系。他认为政治家离不开舆论，欲成为英雄，“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即其所创造者而已”。政治家和舆论的关系，要经历“敌、母、仆”三部曲。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
（四）党报观念
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宪政，梁启超筹划、创建过好几个资产阶级政党。戊戌政变逃亡日本后，他是保皇会得力干将，1907年，他又创立政闻社；辛亥革命回国后筹建了民一党，后又加入共和党，后又成为进步党的主要领导人。
作为政治家，他对于作为政党斗争的党报宣传，一直给予莫大的关注。他认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他还认为“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
梁启超认为，政党不同于朋党。
（1）朋党“以人为结合之中心，不以主义为结合之中心”，政党则恰恰相反，它是“人类之任意的相对的结合的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
（2）朋党是排外的，“不许敌党存在”；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以“有他党对恃而始获名者也”。
（3）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朋党，“以阴险狠戾之手段去竞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则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与他党竞争，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
（4）朋党是党内复有党，党中有派。
（5）朋党“其乌合也易，其鸟兽散亦易”政党则由于其一贯的政治主张，以公共利益为结合之基础，故能长期持续的存在。
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梁启超认为，政常建设的要务，“第一在经费、事实、外交，次之则报章纸良恶迟速多寡”。他曾在致友人信中说：“弟欲出一报，名曰：《政论》，其社即名政闻社。但此社非如新民社之为出版物营业团体之名称，而为政治上结合团体之名称。现在所联结者，即先以纳诸政论社中，将来就此基础结为政党”。“若如此办法，则此报即以党费办理维持之”，“先造此基础，为党的先河”。在这里，梁启超视党报为建设党的组织不可缺少的手段，这是政治家办报的见解，把政治宣传与建党活动结合起来。
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舆论机构，党报必须宣传党的主张与政策。争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党报宣传，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党的态度。“不应付，不迁就，不模棱，常确然示一党之所信以质之天下”。政党报纸，“为了争取群众，常用极通俗之法，灌输政治常识于多数人民脑海中，引起其政治兴味，而养其爱国家、尊公益之心，此永久无形之效也”。为了唤起民众，动员舆论，即使在最困难的维新失败，逃往日本的期间，还念念不忘创办党报，他在致友人信中多次表明，要“创一西字报于香港，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发表我辈他日政策”，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与关注。
梁启超还主张党报应在宣传内容、组织活动同党的领导机关保持一致，不要自作聪明，轻出主张。1907年，在上海出版的保皇党机关报《时报》，出现了与党的最高领导层不同的声音，其原因是该报主持人“入世太深，趋避太熟，持盈保泰之心太多”，且信任陈景韩，“而此人实非吾党”，“故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致，大损本党名誉”。梁启超十分气愤：“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而此报至不能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无怪诸人愤愤之也”。鉴于此，他决意整顿此报，并请其师康有为出面更换总主笔，以恢复党对报纸的领导，加强报纸宣传与党的政治主张的一致性。
（五）文体创新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体的自由。为了变法维新，梁启超从“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的观点出发，竭力鼓吹改变当时文字与口语分离，桐城、八股文言独霸报坛的好处。他说：“日本之变法，赖俚歌和小说之力……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能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梁启超在《时务报》写的政论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针对现实生活中近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二是笔尖带有感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种报刊文章被称为“时务文体”，风行一时。戊戌政变，流亡日本后，梁在《新民丛报》上大力推广这种报章文体，颇受读者欢迎，遂形成影响一时的“新民体”。这种文体的特点是：
（1）通俗流畅，朗朗上口。
（2）富于情感，感梁力强。
（3）善用流传于社会的新名词，给人以新鲜感。
（4）喜欢排比和夸张。
（5）形象化、常用比喻，将深奥的哲理同周围的事物浅显地表达出来。
在20世纪初，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急于救亡图存，对新知识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新民体”，极合乎他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口味。不少报刊，模仿梁的文体，梁成了新型报章文体的开创者。梁的“新民体”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如注重情感和过分夸张，往往失去准确性和科学性；急忙搬用外来新名词，难免用词不确切；不恰当的比喻，常被人讥为幼稚。从总体上看，梁的“新民体”，开创了近代中国报章文体的新格局，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大突破。
（六）新闻史观
梁启超认为，报业是社会生活需要的产物。“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轩者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可见官报、民报的起源，都离不开当时的客观需要。
报业的产生与发展，固然取决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但由于不同的国家社会状况、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国民心理的差异，发展着性质迥异的新闻事业。他慨叹中国报的落后。虽然“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但其发展迟缓无力，在世界上“独未有如中国之报馆者”。鸦片战争，五口通商。
“自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于是香港有《循环日报》，上海有《申报》，于今殆三十余年矣。其间继起者虽不少，而卒无一完整良好，可以及西人百分之一者”。中国不但报纸数量少，而且质量低。“每一展读，大‘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挥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观其论说，非《西学原出中国考》，则《中国宜亟图富强论》也。辗转抄袭，读之唯恐卧。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疑毫之影响”。
梁启超认为中国报业落后的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二是报刊从业人员为世所重；三是读者少，发行困难；四是办报人才缺乏“思易天下之心，自张其军之力”的事业雄心。由于中西国情不同，文化差异，因而不能将诞生于西方社会基础的报业体制照搬于中国。求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从国情出发，发展报刊事业。
梁启超认为“中土嗜报之欲，既远不逮西国”，加上“内地道路未通，邮递艰滞”，严重阻碍了报业的发展。在文明幼稚的中国，要使报纸立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他在强调社会对报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未忽略报业对历史的能动作用。梁启超认为维新时期创办的《时务报》，“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蘖焉”。后来辛亥革命所以成功，又以“报馆鼓吹之功为最高”。他在评介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知新报》得失的时候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他一方面肯定《知新报》戊戌政变后坚持斗争的成绩，一方面又指出它的不足，“然其文字体例尚不及《时务报》，于社会关系，盖甚浅薄”。他深信报纸的舆论威力，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七）传播策略
梁启超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概括起来有8条：
（1）忠告。“无论政府或国民，苟其举动不轨于正道，不适于时势者，皆当竭吾才以规正之”，这是指发挥报刊的社会舆论监督功能。
（2）向导。报刊宣传，要向导国民，即舆论导向功能。“向导之职，为报馆诸职之干，而举之也亦最难。”忠告政府及国民，向导国民及社会，为近代报刊两大职责。
（3）浸润。“浸润与煽动相反对。此二者皆为鼓吹舆论最有力之具”。煽动的特点是“收效速”、失效也快；影响面广，但难以控制。而浸润的特点，是收效缓而效力持久，影响深入。两法各有利弊得失。
（4）强聒。宣传要大造舆论，反复持久，“是故立言之君子，不能以一言而遂足也，不能以人之不吾信而废然返也”。这是对宣传过程的要求。
（5）见大。抓大局，抓要害。“今之政俗，其殃国病民者，比比然也”，不可能一概而论，不要平均使用力量，“故君子务其大者、远者，必纲举而目始张”。
（6）主一。办报要坚持“宗旨”，恃论要“一以贯之，彻一终始。凡所论述，百变而不离其宗”。“见大”及“主一”，都是对宣传所抓问题的要求。
（7）旁通。报刊传播，要“集种种资料以馈之粮，使人人得所凭借以广其益而眇其思”。
（8）下逮。报刊传播的内容材料，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与阅读兴趣。“若夫侈谈学理，广列异闻，自耀其博，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此则操术最拙者也”。
传播要讲究效果。为了获取预期的传播效果，梁启超从受众心理出发，提出“浸润”与“激烈”两类传播艺术。
浸润，就是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梁启超提出报纸要“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报刊的宣传，应该围绕中心，“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
激烈，就是大声疾呼中，使读者猛省。梁启超提出“变骇为习”的传播艺术。他说：“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中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中，而真理必出焉。”他进而提出“不习则骇，变骇为习”的矫枉过正的宣传方法：
“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极，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
（八）业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