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也不例外。1869年，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1878年在沪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自光绪初年开始，郑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津沪电报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和开垦公司。1878、1880年，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1882年2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1883年11月由于拟定救弊大纲16条，又与外商怡和、太古签订6年的齐介合同，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股票价大涨，郑被擢升为该局总办。
1884年3月，郑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这时正值当时从德国购置的25门火炮被香港总督扣留，郑被派赴港交涉，仅4天完成了任务。6月，又受命往西贡、暹罗、金边、河内等地侦探，获取情报，为中法战争做出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委办振动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
1885年初，发生了一件意外的横祸。当初郑在太古时曾保荐过一位叫杨桂轩的人，此人却造成亏空十万元巨款而逃逸，于是累及诸保人。郑也名列其中。故乘郑在香港筹划援军工作时，太古一纸诉状告到了港英政府，于是郑观应被拘禁了起来。结果，此事经过1年左右的折腾，才算是有了解脱。祸不单行，此时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发生亏欠事宜，也连累到郑，而且时间拖得更长。这两件事使得郑观应顿时处于焦头烂额、贫病交加的窘境之中。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却又是大病一场，躺了3年，心灵上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890年，郑又应唐廷枢的禀请而出山办理开平煤矿粤局事务。1892～1902年间，郑再度返轮船招商局任帮办，成为盛宣怀的得力帮手。在郑因太古与织布局事件的危难之际，盛宣怀曾多方关怀，故而当盛委他以重任时，郑自然格外卖力。1896年，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1897～1903年间，历任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期间，郑积极上书献策，打探敌方消息上报有关部门，爱国救亡，溢于言表。1894年，他与同乡孙中山的交往以及对孙的支持：当时孙中山有过走李鸿章的门路来实现救国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托郑观应推荐这一方式，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郑观应对孙的介绍与评价之高，则是后人所注目的。
郑对维新派志士给予一定的同情与支持。1895年11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在沪创办《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他对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不但没有参加，而且出人意料持旁观与反对态度。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理论与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同，认为他们的做法“事速则不达，恐于大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以致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1903年，郑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亦辞官回粤。同年6月，郑应盛宣怀札委任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1905年，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拒约会主席等职。1906年1月29日，与左宗藩等发起创刊《广州总商会报》。
1909年5月应盛宣怀之召，第三次进入轮船招商局，成为实际工作的主持人，后来招商局归“商办”，郑也是董事之一，直到1921年5月80岁时才写了辞职书，退休养老。
郑对晚清“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郑要求速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1910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速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郑的目的，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发展，维护清廷的存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民国成立后，尽管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郑的同乡与曾有过友好交往，但郑对民国持不赞同的态度。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君主始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冒犯的，难以接受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
晚年的郑观应心力疲惫。他的问道成仙的思想愈加浓厚。历经无数风雨，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沉溺于求仙信道的活动中。
郑观应卒年说法不一。根据《申报》1921年6月15日所发布的郑观应的讣告，郑生于1842年7月25日，逝世于1921年6月14日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中，终年80岁。第二年，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罗浮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等。
二、郑观应著作述要
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之学，1873年出版的第一部论文集《救时揭要》，集纳24篇文章，内容涉及拯救劳工与难民、禁止鸦片、医疗问题、治救水灾、保护商民、移风易俗等方面。虽然有少量的因果报应迷信成分，但总体上是忧国忧民的。在《救时揭要》一书中，郑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郑观应的思想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年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成果。《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极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
目前所见的《易言》有两种版本，一是香港中华印务总局1880年出版的36篇本；另一是上海淞隐阁刊印的20篇本（出版日期不明）。郑自谓的《易言》是《救时揭要》的“续集”，但无论在内容范畴，还是思想意境，这两部书不能同日而语，《易言》比《救时揭要》要高得多。《救时揭要》显示的只是一位满腔热血、忧民苦难、有良知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心态，而《易言》给予读者的则是醒世的号角、拯世的新药，是一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驱者的呼声。《易言》首次展现了郑观应立议院、抓吏治、开教育、办工商的震世之论，是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风采的初露。在该书《序言》中，郑提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改其所短，而夺其所恃”。字里行间，《易言》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行径的谴责。他强调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并提出设立议院等主张。对于近代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来说，《易言》第一次为其树立起维新变法的旗帜；对于郑本人来说，《易言》是他初步完成一个传统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驱者转变的里程碑。《易言》的问世，不仅在国内特别是山西省引起巨大的反响，就在邻近的日本、朝鲜也争相求购，甚至重刊再版。
1885年，郑观应从广东抵达香港，因为太古轮船公司所欠款事被拘留，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思考问题，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1894年成书，定名《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有20多个版本，特别重要的是郑手订的1894年5卷本、1895年14卷本、1900年8卷本。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维新思想体系，是从《救时揭要》与《易言》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当代学者王贻梁曾将这三部著作在篇目内容上的传承延续关系，列表如下：。
《盛世危言》全书各篇如果归类划分的话，《道器》与《自强论》可以看作是总论，其他的可以大体分为内外政策、国防军事、工商经济、教卫公益四个大类。
《盛世危言》问世的时候，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危机严重和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时候，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邓华熙都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光绪亲自下令印刷2000部，分送给大臣们看。郑观应自己也排印500部，很快被求索一空，影响深远。
三、《盛世危言》的传播思想
郑观应是一位由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由洋务派转变而成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一）变法救国与重点防俄的传播思想
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的思想精髓，是重点防俄与变法救国。自从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门户大开，国势日弱，外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郑观应认为“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见。郑观应认为：“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而天下治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骩法。而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兴，秦二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
变法主要为了御外侮。或虑民心良莠不齐，恐有意外之变。如设立保甲，连环保结，皆能防患未然，又何惧之有？“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侵略，就不必顾虑“有意外之变”。
这种“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的思想，到甲午战败以后，更为强烈，他说：
“闭关自守，患在内忧；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内忧之起，陆军足以靖之；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割台湾，偿兵费，择口通商丧师糜饷，可以为前车之鉴矣。犹不亟讲求兵备，力图自强，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复失地之仇哉？”防外侮的重点是谁？郑观应对沙俄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还在19世纪70年代，他就意识到沙俄的扩张主义野心。经过十余年的观察，他对沙俄侵略野心的认识更为深透。他盛赞林则徐在1850所说的“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的话，指出，近来俄国不惜巨资，修造西伯利亚铁路于“不毛之地”，“阴谋诡计，行道皆知”。为了不“坐使万里疆陲他日束手而失之强敌”，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政策。
（二）“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传播思想
按照郑观应的逻辑，要御外侮，必须自强，要自强，必须发展近代工商业。他虽注意兵战，但更注重商战。甚至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军队有自造的新式武器，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廉价商品相竞争。他还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不辍。”。所以郑把自强的基点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郑观应认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为此，郑观应提出“商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自然国富兵强，何虑慢藏海盗？”
（三）“西学中源”的传播思想
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郑观应是把学习“西学”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的。他说：“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郑观应心目中之“西学”，主要是算学、力学、化学、医学、军事学、工艺制造学等等，此外也涉及政治学、法律学。他认为这些学问，都是西方世界“萃数十国人才，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兆资财而后得之”。把人家已有的对富强行之有效的成果拿过来，是个捷径。他主张将西方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成中文，颁行天下各书院，裨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面上之域！”郑观应是信奉“西学中源”说的。他认为，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此也，浑昊之制，虻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宫》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西学中源，西学东渐，“彼实窃我古圣之绪余，精益求精，以还之中国”。中国人学习西学，实际上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
郑观应认为，拯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自强，必须设议院以保证他的主张得以实现。他认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四）多重功能的新闻传播思想
郑观应是关心时局并注意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新闻传播思想集中体现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中的《日报》篇中。1894年《盛世危言》5卷本初刊时，只有一篇《日报》。1895年《盛世危言》增订14卷本时，增加了一篇《日报》（下），同时对《日报》（上）也有所增补。
1.西方报业的三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