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10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捻军与西北的回民起义军。1868年6月,他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1873年9月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赏加协办大学士,1874年又晋升为内阁大学士。
1865年初,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侵占莎车、和田和城,建立反动政权,而且勾结英国与俄国,分裂中国领土。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1871年当阿古柏兼并乌鲁木齐不久,俄国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
1874年正当新疆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左宗棠坚决反对放弃新疆,把收复新疆提高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侧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1875年3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在很短时间内,接连收复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诸城,整个北疆,除伊犁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箭在弦上。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左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1877年12月左宗棠收复南疆,整个新疆除伊犁为沙俄占领外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1880年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
1881年左宗棠回京入职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调任两江总督。1884年新疆建省,他的部下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中法战争期间,他坚决主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还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1885年9月5日,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病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如何评价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与洋务思想呢?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针对当时一些人只知雇募洋船不敢自造的错误做法,坚决主张自己动手,“设局制造”,认为“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他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外国购置机器、轮机,“宽给其值,但求其良”,配成大小轮船各一艘,然后让中国工匠学造。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人才,他在设立马尾船厂的同时,还开办学堂,延聘西洋技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和各种专门技术;凡精通驾驶轮船的优秀学员,不论弁兵各色人等,一律破格录用。他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目的十分明确,“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主张学习西方、迎头赶上。
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对洋务仍抓得很紧。1871年,他在兰州设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等新式武器。1880年,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购置机器,延聘德国匠师,约定任期,把全部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徒。他对织呢局抱有很大希望,“今日学徒,皆异日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制成呢片,普销内地”。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严重状况,左宗棠还多次托人在沪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以发展甘肃的农田水利事业。他还提出“以官办开其先,而民办承其后”的主张。他说,“若由官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
沈传经认为,“左宗棠和林则徐、魏源同属今文学派,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是一致的”。左不畏惧外国侵略者的严重威胁,驳斥李鸿章放弃西北的谬论,承担出兵新疆的艰巨任务,“继承和发扬了林、魏的爱国思想和事业”。林庆元论述说,如果把左的洋务活动放在更为深邃的帷幕上,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他的洋务活动的历史进步性。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但贯穿于他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活动中,也贯穿于他的洋务活动之中。他不但把西方技术应用于近代企业,而且还破天荒地应用于农田水利和河工。他并不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他毕竟为它创造了一个前提。董蔡时认为,左办洋务的目的和方法均与李鸿章不同,其社会实践效果也大相径庭。洋务运动中存在爱国派与卖国派的区别。左是爱国派,而李则是卖国派。左办福州船政局是爱国,而李办江南制造总局缺乏爱国指导思想。
(二)张之洞的洋务传播思想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挂帅人物,他从一位“清流派”成员,“动以不谈洋务为高”,到热衷于督办湖北“新政”,确为一个根本性转变。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历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曾撰写《%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与修养品德、治经门径。1879年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这年清廷因沙俄侵占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交涉,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此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均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险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张上《熟悉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分析俄约有十不许可,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成为“清流派”中著名人物。
1881~1884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采取有力措施,整顿吏治,禁止鸦片,革除种种鄙规陋习,显示出务实官僚的风姿。但在贪污贿赂成风、苛捐杂税如毛、天灾人祸频起的社会中,这些清流派方案实际上很难行得通,更无法建立如李鸿章的显赫功业。他不得不寻觅新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当时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的展览与操作表演,张之洞受到影响,聘其为顾问,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因中法战争爆发,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部署抗法事宜。1885年2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在战争过程中,张首次大规模地接触了外部世界,认识到中国没有海军,枪炮供应不足,以致打仗时处处受制于敌。为改变这种状况,张在广州设枪弹厂,筹措枪炮厂,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筹办织布局,初试锋芒。
1889年因建议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而调任湖广总督。全面展开新政建设,成为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先后创建汉阳铁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湖北枪炮厂以及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创立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1894~1896年初署理两江总督期间,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还编练过江南自强军1万人,采用西法操练,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
1895年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捐银5000两。10月,康有为南下到南京拜望张之洞,受到热情接待,康准备在沪设强学分会,推张为会长,并代张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拒绝,以会外赞助人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逼令光绪帝封闭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倡孔子改制,主张孔子纪年,停办《强学报》与封闭上海强学会。在维新运动时,张之洞开始捐款支持上海《时务报》与湖南的《湘学报》,后来发现《时务报》、《湘学报》宣扬民权,大为不满,饬局停发。
1898年3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由于清廷的赞许。《劝学篇》风行海内。
《劝学篇》全书4万余,24篇,分为内篇与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共9篇文章,内容“皆求仁之事”,主旨是“务本以正人心”,即主张教导天下臣民恪守传统的纲常名教。外篇共15篇文章,内容“皆求智求勇之事”,主旨为“务通以开风气”,即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政和西艺,在不触动中国封建的纲常名教和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变通举办工商、学校、铁路等,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书前还有序言一篇,以“中体西用”为思想主线,阐述了此书的写作背景、宗旨。张之洞在序言中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而由此引发的灾祸的根源在于新旧思潮的对峙,即图谋挽救危亡的人倡导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即西学,张称之为新学;担忧损害孔孟之道的人固守儒家学说,即中学,张称之为旧学;两者莫衷一是。守旧者因噎废食,不知变通,不适应时势。求新者歧说纷呈,不知立身立国之本,心怀菲薄传统纲常名教之念。新旧的交战对垒导致邪说流行,使从学者迷惘、困惑,不知所从。正是这种背景下,张之洞才撰写此书。
《劝学篇》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晚清社会,外患内乱,政治黑暗,人心浮动思变。办洋务正是自保自救应变之策。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提出“三保”目标:“保国保教保种”。一是保国家,二是保儒教,三是保华种。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
要保国保教保种,张之洞认为必须坚持中学,据为根本。中学者何?“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为旧学”。因为四书五经,孔孟程朱之学,阐述了封建的纲常名教,这是正人心、治国家的大经大法,是不能变动的。张之洞认为治学必先以中学固其根柢,才能固人心,保国家。
针对维新人士倡君主立宪、初露头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倡民权之说,张之洞认为这都是离经叛道之举。要君主立宪,岂不是皇权下移。民权之说,有违三纲。他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而且,“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张认为议论国家政事,只需皇帝诏令,交廷臣议论即可。议论省区大事,只需绅民呈达于院道府即可,“何必袭议院之名哉!”张之洞坚守“中学为体”,但屏弃了“中学”中许多无益于世的东西,并斥责了顽固守旧派的迂腐言行;他倡导“西学为用”,已不局限于“西艺”,更包容了“西史”、“西政”;从文化和政治层面倡导留学、设学校、改学制、译西书、办报纸、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农工商兵矿等事业。他说,“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瞽聋。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纲,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
张之洞心目中的“西学”:一是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二是西艺。算、绘、矿、医、志、光、化、电,西艺也。三是西史,西方国家的历史。“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张之洞的《劝学篇》及其“中体西用”思想,以其内涵的诸多积极因素,打开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缺口,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过程。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顽固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反对与批驳。顽固派苏舆主编《翼教丛编》收录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1899年,维新派何启、胡礼垣合著的《〈劝学〉书后》,称其“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
梁启超则痛斥《劝学篇》“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劝学篇》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而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对立面,在政治上遭到了维新人士的反对与抨击。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政治风云的消逝,《劝学篇》及其“中体西用”在思想、文化、教育上的意义和影响却延续很长,启迪后人。毕竟张之洞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将他认为有利于变革中国社会的先进的西方文化因素引进过来,移接到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即“中体”)上来,以应付日益危急的时势,拯救中华。
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张之洞与刘坤一、李鸿章、许应&、袁世凯等加入“东南互保”行列。
1900年张之洞在剿灭维新派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反驳。
1901年辛丑和约签订后,被迫实行“新政”,张之洞会同刘刊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俭,破常格,停捐纳,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推行邮政,多译东西各国图书等建议。
1901年10月,张被赏加太子少保衔,1902年10月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1904年1月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5年9月,他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清廷欲通官制改革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1907年6月,张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7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9年8月21日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