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存与,字方耕,他是乾隆乙丑(1745年)的一甲二名进士,累官至卿贰(礼部左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年),翰林院散馆,庄氏曾因大考列二等而遭弘历斥责,被处“不准授为编修”,令他“闭门读书,留心经学”。
二十三年,庄氏主满蒙童生试,童生闹堂,庄氏因受累遭革职处分。早年仕途的坎坷,当使庄氏对在乾隆朝任官之艰难有一独到而深刻的体认。乾隆中,庄氏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余年,后又与和珅同朝。这正是乾隆由比较清明逐渐走向昏聩之时,他的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跋扈作风也在逐渐暴露。自乾隆任用和珅以后,吏治大坏,贪贿成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时庄氏正身处清廷统治的政治心脏,耳濡目染着乾隆朝歌舞升平的表象,但对于隐藏在这种表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庄氏是不难看清的。然而,他面对着乾隆这样一位拒绝纳谏,而且对文人屡开杀戒、大兴文网的君主,庄氏欲说不能,欲罢也不能,他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龚自珍在论庄氏的处境及其所作的选择时曾说:“方是时,国家累叶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审愚贱,才智不及主上万一”,在这一片大臣们的浑浑噩噩中,庄氏亦只能“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何谓“自韬”?“自韬”者,庄氏宁韬锋亦不愿露锷而遭猜忌之谓也。而“不学”之名,是乾隆早年就加给庄氏的,庄氏对此宁肯“污受”之,也就是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学问而宁可以守拙自处。但庄氏绝非心如枯井之辈。魏源说:“(庄氏)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合观龚、魏二位“知情者”之论庄氏,我们对于庄氏何以选择了长于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似可有一层更加感性的体悟:庄氏这是要以解经的方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志。今文经学长于发挥,善于附会,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今文经学家将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寄托于解经之中,用“经”这张神圣的皮,包裹起他们的真实意图,这种治学方法,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文人通经致用,以学资治的一种较为安全的特殊方法。自董仲舒采用这种方法治学,代代相传几成为“国粹”。庄氏现仍然采用这个方法,在伴君如伴虎的时日,他仍学以致用,于是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附会经说就成了他首选的治学路径。所以,庄存与的今文经学凸显今文家以“天”规王的权力。《春秋》称“王”而不称“天子”,对此庄存与发挥道:“不称天子何也?贬天子。可贬乎?曰:以天道临之可也。君臣之义,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
天子是可以贬的,也就是君主是可以规谏的。因为君是天之子,对“天”而言,“天”为父,君为子;天为君,君为臣,所以,君主不可以违忤天的意志。违忤了“天”意,天就可以“贬君”,也就像君可以贬臣,父可以贬子一般。三纲的道理,现在被方耕移到了“天”与“君主”的相互关系的阐释上。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庄氏解经,多用五行灾异符瑞,也就是借助“天意”解经规君。《春秋正辞》中有《奉天辞第一》。何谓“奉天”?“奉天”亦即“尊天”,“事天如事亲。父母怒之,必诚求其所以然,多方拟议之,既得而后已。此之谓修省”。人君事天当如子女事父母。不奉天,不尊天,《春秋》大义便无从谈起,所以庄氏要将《奉天辞》摆在“第一”的重要位置,以示“天”在《春秋公羊》学中,在庄存与的经说思想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以此,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提出“当察五行祥异”的主张。在《毛诗说》卷四中庄存与又以讽上规谏之义解《诗》、《书》,认为《诗》、《书》:“言虽深痛,暴王不得以为忤,不然幽厉岂能受尽言而不以讪上之罪正于司寇也?吾闻先王有不谏之刑矣,未闻归过之罪也。今将明大义垂臣戒,而猥举幽厉之所不罪斥为怼上等,诸不道开人君纵念之心,伤忠臣尽谏之志,启万世言语之祸,速国家危亡之忧,非所闻也。”
寻绎庄存与之意,他以《诗》、《书》立说而归旨于时政,在乾隆的文化专制统治之下,庄氏惴惴不安的戒备心理是存在的。其说经闪烁其辞,隐讳不露,难以索解,以至于在他死后30年,龚自珍和庄绶甲、宋翔凤还在揣摩他的经说之义,“粤嘉庆二十有三年(1818),绶甲始为书测君志,以告绶甲友。……越己卯之京师,识公之外孙宋翔凤,翔凤则为余推测公志如此”。经义难明需“推测”,这正是庄氏为避文网而不得不如此的写照。所以我们说庄氏之选择今文经学,其中或许自有一层难言的苦衷。我们看庄氏创立的“常州学派”,庄述祖是庄氏之侄,庄绶甲是庄氏之孙,刘逢禄为庄氏外孙,宋翔凤亦然。这样一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形成的一个学派,在其发韧之初,作为开创者的庄存与本人恐怕亦带有欲说不能,欲罢不能而不得不如此的苦衷。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称庄氏治学“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密不示人”。庄氏同郡后学董士锡则说:“庄先生存与以侍郎官于朝,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焉。”治学“密不示人”,只能授学于至亲;“未尝以经学自鸣”,却不妨悄然讲学于子孙叔侄之间,这样做,比较缜密而安全。
但是,庄存与最初的学术取径却并不是“微言大义”之学而是“考据”之学,不是“西汉”今文经学而是“东汉”古文经学。
庄存与同乡后学董士锡评庄氏之学谓:
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示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这里,董氏之评庄存与治学“笃实而恣肆”,此颇识他学之神髓者。这里所说庄存与治学之“笃实”是指他不戾时风,亦即他仍然重视考据。庄存与尝言:“读书之法,指之必有其所,持之必有其故,力争乎毫厘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读书指之有所,立说持之有故,这种治学精神,仍然是乾隆考据一路学风。
庄存与之孙庄绶甲为庄存与《周官记》作跋云:
先大父治经也,最先致力于《礼》,病《周官》礼经六篇《冬官》司空独亡,以为周家制度莫备于《周官》,《周官》式法根氐皆在《冬官》。……欲为《冬官》补亡而阙失不可理,遂原本经籍。博采传记诸子,为《周官记》五卷。……先大父治《礼》本郑氏学,又遍览晋、唐、宋、明以来说《礼》之书,择善而从,为郑氏拾遗补阙。
庄绶甲所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庄存与治学本郑康成而从治《礼》入手,他撰《周官记》亦是为郑康成拾遗补阙,庄氏之治今文经学系由治古文经学转手而来,从绶甲之说可以洞见。第二,庄存与以为周代典制莫备于《周官》,而《周官》式法根氐全在《冬官》,这已全然不顾今、古两家之壁垒,把脚跟站到古文经学一边去了。何休早就有《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的说法,庄存与这样赞《周礼》,显然是违背了“家法”。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庄存与的今文经学中,因开创之初,家派壁垒未及立,因而他的治学,混用今(文经)、古(文经),不别家派。今文经学虽长于发挥,但却缺少典制之实,所谓上达有余而下学不足。时风崇尚考据汉学,亦即崇尚古文经学。庄氏即以古文经典制之长,来补今文经的《公羊》政论之短。
《春秋正辞》是庄存与最重要的今文经学著述。在《春秋正辞》中,他的解经虽然主要采用《公羊》义法,引述较多的是董仲舒、刘向、何休的今文家言,但庄存与解《春秋》,绝不仅仅限于引用今文经解,他大量地引用《左传》解经立说,这是庄存与今文经学中的一个极为凸出的特点。而且,在庄存与的经解中,他先引用《左传》,而后才是《公羊》、《穀梁》、刘向、何休,这说明庄存与认为在《左氏》之解有较今文家之解为优之处。同时也说明,在庄氏看来,《左氏》系解经之作。此大不同于刘逢禄者。再看庄存与《春秋正辞·内辞第三》:
君父忧勤,臣子安乐,其永言哉!……穀梁子曰:讳莫如深。苟有所见,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左丘氏曰:《春秋》之辞微而显,志而晦,非圣人谁能修之?庄存与此语系《内辞第三》的提纲挈领语。他将《左氏》与《公羊》、《穀梁》同列,且引用《左氏》对《春秋经》的总体性评价语,这说明,《左传》在方耕的经学观念中占有相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在《春秋正辞》中,庄氏引用《左传》解经者,还有引用《左传》解《尚书》;引用《左传》解《春秋经·襄公请参阅《春秋正辞》。
五年》“秋大雩”;引用《左传》解《春秋经·昭公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当然,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引用最多的还是《公羊》义法,还是董子、刘向、何休今文家说,因此,庄存与基本上应属今文经学家。但是,庄存与信今文而不排斥古文,上引他重《周礼》,引用《左传》解经,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与刘逢禄不同,与晚清以降魏源、尤其是康有为,视今古文经畛域如水火冰炭泾渭分明之观念更有绝大的区别,这是在治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学术源流时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庄存与的这一治学特点,其底蕴即在于他最初的治学取向系从考据学入手,系从古文经学入手而转向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派内部学理的变化
就清代今文家的治学特点来看,清代早期今文家所凸显的某些今文义法,为近代今文经学家承袭而又有所变更。其中有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一、汉宋兼采
这里的“汉”,是统指包括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在内的“汉学”;这里的“宋”,则是指宋学,是指宋学中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形下践履之“用”的内容而非指其形上思辨之“学”。当然,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的主“汉学”,有一个由主“东汉”向主“西汉”,即由主古文经学也就是考据学向主西汉今文经学的推身移步的过程。而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所主之宋学,系主程朱而非陆王。下至近代魏源、康有为,则是陆王而非程朱。
乾隆年间,学术主流社会主实学考证而对宋学皆谓鄙夷不足道。此即如章实斋所言:“不驳朱子,即不得为通人”,“诽圣诽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然而庄氏治学,却不别汉宋,引宋入(西)汉,如《清儒学案·方耕学案》所说:“方耕于六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斤斤分别汉宋。”此不同于当时学术主流社会的治学风格。例如,《春秋》书法有“弑”,庄氏解“弑”而引程子云:“古者公族死则刑无服,况弑君乎?”又如,《春秋经·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庄氏解道:“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再如,《春秋经·桓公四年》:“春,夏。”《春秋经·桓公七年》:“春,夏。”庄氏又引程子曰:“人理灭矣,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如所周知,“春王正月”是《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其中包涵的“微言大义”最“丰富”,以此“春王正月”之解历来为今文经学家所重。庄存与亦重此解,是故他将“春王正月”之解安排在《春秋正辞》的提纲挈领篇——《奉天辞第一》之中。而他在解释此语时竟然两引程子言,这在崇尚考据,摒弃宋学的乾隆年间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透露了宋学与今文经学之“相通”;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庄存与主观上对宋学的重视。——庄存与以人理说天运,将宋学与今文义法相糅杂,他这是引宋入(西)汉,汉宋兼采。
庄存与取汉而兼采宋学,刘逢禄、宋翔凤亦如此。刘逢禄有《五经考异叙》,他起首便说:“余束发诵经,有感于司马文正公之言,凡读书必先审其音,正其字,辩其句读,然后可以求其义。欲先校夫子所正今所存者:《易》十二篇,《尚书》二十八篇,《序》一篇,《诗》三百五篇,《礼古经》十七篇,《春秋》十一篇。仿陆元朗《经典释文》之例,采辑旧本经籍所引,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经义小学者之言,汇为一编,以为童蒙养正之始。”
由审音正字,辩其句读入手,然后通经义,明义理,这是由顾炎武开出先路,戴东原、钱大昕等乾嘉诸考据学者共同遵循的治学路径。现刘逢禄申之,他对考据学亦有“理论”上的认识。从实践的角度看,刘逢禄有《诗声衍》二十七卷,该书亦由音韵小学入手者。刘氏认为,“许君《说文》为形书,而古韵未有专籍。近世顾、江、段、孔推衍递密,而收字未有全数,入声未审分配。乃研及精微,分为二十有六部。每部先收《毛诗》字,次收《说文》字,次收《广韵》字,每字复为推其本音,详其训诂。又为《条例》一卷,其名《诗声衍》,二十有七卷。”在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中,他也采用了乾嘉考据学所习用的条贯排比的方法,例如他在《公羊何氏释例》中,对《春秋》所记灾异共列出一百四十五条,并对此进行了分类的排比与解析,这其中便有得益于自己的考据学功底处。
刘逢禄虽治汉学,但他对宋学并不反感。刘逢禄论《春秋》:“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大一统也。夫治乱之道,非可一言而尽。
《易》变动不居,由一阴一阳而穷天地之变,同归于乾元用九以见天,则《春秋》推见至隐、举内包外,以治纤芥之慝,亦归于元始正本以理万事。故平天下在诚意,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极于凡有血气之伦,神灵应而嘉祥见,深探其本,皆穷理尽性之所致为治平者,反身以存诚,强恕以求仁而已。”按,今文公羊一派,最重大一统。现刘逢禄将大一统的内涵,规定到“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等等宋学形下学的内容上,他这是要用宋学来“统”政治,来统摄治乱之道,至少是要用宋学形下学的修齐治平来作《春秋》的注脚。“穷理尽性”、“反身存诚”、“强恕求仁”,这些话头,为宋学家所习用而为清儒考据学家所摒弃不用,刘逢禄用之,他的治学旨趣与清儒考据学是不同的。刘逢禄又以宋学与《春秋公羊》学相联系,他这是引宋入汉,是引宋学形下学入(西)汉学,这是刘逢禄的汉宋兼采。所以我们说,刘逢禄对宋学的着眼点,是落在宋学中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实用”性内容上的。
宋翔凤撰有《朴学斋文录》,以“朴学”名其斋,宋氏的内心对乾嘉考据学保留着一份敬意。其《论语说义一》表彰音韵小学入手治经的学术路径,汉学学风在宋翔凤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宋翔凤的著述中,《说文声类》、《小尔雅训纂》是有关音韵训诂的小学著作。在《小尔雅训纂》、《过庭录》中,宋氏耗费了大量的笔墨于音韵、典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韵训诂等方面的考据,他对汉学的兴趣是浓厚的。他的所考,每亦可发为非皮相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