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不断被开辟出来。史学工作者希望通过生动的、具体的历史现象研究，对真实的历史过程及其不同层次发展规律，作正确的揭示和描绘。一批有影响的史学著作涌现出来。如社会史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经济史研究方面，有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经济史论丛》，漆侠《宋代经济史》，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以及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许涤新等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边疆史和历史地理的典型成果是谭其骧主编的8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集》；中国人口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西汉人口地理》等；这个时期出版的思想史专著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等。史学史方面的著作，有白寿彝198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4篇）、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肖黎主编的《中国史学四十年》，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施丁《中国史学简史》等；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有白寿彝《史学概论》，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葛懋春、谢本书《历史科学概论》，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蒋大椿《唯物史观和史学》，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等；断代史方面的作品有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林剑鸣《秦史稿》，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王思治等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等；近代史专著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夏东元《洋务运动史》、《郑观应传》，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开源等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熊月之《西风东渐与晚清社会》、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朱维铮《走出中世纪》等。现代史专著有：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彭明《五四运动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方面，不仅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创办《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而且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集。其中，由邓力群、马洪、武衡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已出版一百多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已出版多卷。中国通史方面，在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去世后，他们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史稿》，也分别由蔡美彪等学者担纲续写陆续出齐。白寿彝主编了新的《中国通史》。世纪之交，中国通史研究的新成果还有樊树志《国史概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世界史和西方史学史方面，已出版的有影响著作也很多，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马克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王养冲《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刘柞昌《美国内战史》、张芝联《法国通史》、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庄锡昌《世界文化史通论》，刘宗绪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王斯德主编的《世界现代史》，杨人鞭《非洲通史简编》，艾周昌《非洲通史》，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陈启能、于沛等《苏联史学理论》，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庞卓恒《西方新史学述评》等。
新时期的史学工作者还密切关注史学信息的搜集工作。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对国内外史学研究新成就、新动向、新问题、新资料茫然无知和闭目塞听的史家，不可能做出创造性的成就。《中国历史学年鉴》、《史学情报》、《中国史研究动态》等都是“文革”后出现的重要的情报性资料。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还使史家认识到借鉴、吸取国外科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同其他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一样，历史学也注意了加强同域外的学术交流，开阔眼界，丰富成果。这些年来史学界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频繁，国内出版界还翻译出版了大量海外史学界的研究专著。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海内外史学工作者彼此真正有所了解，还是在近十余年里。对域外先进经验的借鉴和吸取，使新时期史学充满生机。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史学新流派、新思潮、新观念、新问题、新方法，中国史家也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他们提出引进国外史学理论，不能脱离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实践；引进国外史学理论，要同研究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结合起来；引进国外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学家还应有自主意识。
新时期史学是在对以往自身错误和挫折反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力求克服教条主义和倡导实事求是新学风的要求下全面展开的，是在政治较为宽松的气氛下充分关注和吸取了域外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前行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大体回顾后，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共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其发展道路也是坎坷、不平坦的，有很多问题需要反思和总结。
总结的问题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是急迫的救国实践的需要，是当时一批先进的、有才华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同考虑的结果。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在于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关头。以编撰体裁言，纪传体等体裁已不能反映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需要。其历史观，以陈旧的循环史观和封建正统史观为主要内容，与国内正在发展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思想变革的路线格格不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就是这样发生的。此时又正是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急时刻。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救亡图存高潮迭起。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拯救民族的需要，走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严复率先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他赞同赫胥黎《天演论》阐扬的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天演公例的说法，构筑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体系。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所谓“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梁启超也十分注重探讨历史的进化思想，他写道：“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主张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梁启超还试图探讨隐藏在历史表象之后的各种制约历史进化序列和程度的力量。康有为也宣传进化观，他更注重仁爱进化观。以传统变易思想为主体，把《春秋公羊传》的“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和《易》变易思想糅合起来，构建公羊三世说。在康有为看来，进化的动力来源于仁爱道德和智慧，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依靠的是仁、智一体化力量。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等学者几乎倾注一生精力进行探索，构成中华民族史学理论体系中很富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章。不甘沦落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正是在这特殊情况下，接受了他们宣传的进化论，奋然地走上救国救民的艰苦征途。
历史观的变革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导致史学研究的深层变化。进化论作为全新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冲击了维系几千年的封建正统观和历史循环论，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输入西学的步伐也不断加快，被动的对外国文化的接受日益转变为主动的借鉴和吸取。20世纪上半叶，紧随着西方进化论的输入，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也陆续传入中国，罗素、柏格森、杜威、尼采、叔本华、康德的历史观和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相继输入并深深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着诸多新鲜历史观和新史学思潮还不能解释和解决好中国救亡出路问题时，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最终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解决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和民族危机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由此开始。可见进化论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解救民族危机而对西方文化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高潮，紧接着十月革命的炮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学者，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方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开创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紧迫的救国实践之中，是中国历史学迫于时代的选择。在其孕育和发展的胚胎中，没有停止过对众多最新社会思潮的探讨，没有停止过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和结合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是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共同考虑和选择的结果。易言之，没有严复、梁启超等学者的前期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不了；没有当时急迫的救国实践和中国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不了；没有此前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罗素、柏格森、杜威、尼采、叔本华、康德等思想的传播和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不了；没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不了。要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是所有这些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总结的问题之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积极入世的致用精神，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和农业社会问题始终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之一。
由于是出于探寻中华民族出路的需要，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的一天起，就强调其对现实的指南意义。社会史大论战时期一批中国古代史著作的问世，抗日战争时期一批通史著作的问世，解放战争时期一批中国近代史著作的问世，都出于这样的背景和著书动机。学者们认为，那些好的历史著作都向读者展示了祖国数千年来辉煌伟大的历史和历朝历代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言行，使人自然发生爱护国家民族的观念，就会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家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光荣牺牲。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更重视历史知识运用。他认为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一要具备革命理论、二要懂得历史知识、三要了解现实。为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他注意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犯流寇主义的错误。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他之所以十分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希望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避免李自成“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的悲剧。
正是出于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也出于中国的东亚农业文明的国情和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这一具体事实，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研究对象上，一直较多地着墨于农民问题的探讨。这大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中国通史著作，注意叙述由陈胜、吴广到明末李自成的每一次重要农民起义。从发起原因、酝酿过程、战斗经过，方方面面注意总结和回顾（虽然十分简略），尤其注重对其奋斗精神的表彰。指出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等贵贱均贫富”等，实由于官吏贪污的赋税苛重、买卖不自由等情况所致，是“原始社会主义纲领”、“素朴的民主思想”、“有一种素朴的群众政权和根据地思想”。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此后的40余年，农民问题的研究还是十分热烈。据不完全统计，史学界发表有关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文章四千多篇，各种有关农民战争史的书籍——资料、专著和通俗读物达三百多种。内容包括新中国建立初史学界的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封建史家对农民战争诬蔑的论著；对有关农民战争历史资料的考订和整理；对农民战争的起因、性质及历史作用的讨论；农民战争中一些理论问题如皇权主义、平均主义讨论等。
海外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农民问题研究十分关注。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也写道，中国历史学著作和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至少大约从1965年以后”，“在于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关注”。巴勒克拉夫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今天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比起以前的旧史学，中国的历史学家至少“恢复了平衡”。作为海外学者的巴氏，并不能深入到中国史学内部看问题，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农民问题的研究究竟起于何时还不太清楚，但，认为农民问题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特点的说法，不可不谓其看出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