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
9351900000037

第37章 经世学的现代诠释(5)

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枏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他认为,研究天下之事,无论大小远近,只要是真实的学问,都“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即使“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随之指出:“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并专论史学道:“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自史学上观之,不仅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使是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与“不是之制度风俗”,也必有其所以“成立之由”与其“适于一时之故”,对后世都有其影响,均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与史学超功利观点相联系,他又倡导自由研究。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

归纳王国维的上述论述,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目的与手段,二是求真与功利,三是有用与无用、今日之用与后世之用,以及学术独立与自由研究的问题。这些论述显示了经世致用与纯学术的矛盾与内在紧张,实际上涵盖了以后讨论经世致用与求真的基本范畴。在这种矛盾相悖之中,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与调适,成为此后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作了进一步的表述,在中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兴起,“求真”与非功利主义的呼声日高,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声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在中国学界以提倡方法论著称,此期强调学术研究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大力提倡“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价值观。他在《论国故学》,即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中,批评了研究国故是“应时势之需”的观点。他认为:“做学问不当应时势之需,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当存一个‘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指出“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治平’的梦想了。”强调“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做学问的人,“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如果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势必“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与之相联系,胡适提倡整理国故,非常强调以求真为鹄的,特别发挥了“还他本来面目”的观点。在《致钱玄同》信中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他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按其解释,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认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总之,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还古代的学术思想的真面目。

作为近代疑古史学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创立了有影响的古史辨派。他是胡适的学生,在私下里又服膺王国维,在致用与求真的问题上,他与王国维、胡适的观点相当一致,在《古史辨》在《古史辨》第五册的序文中便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以后则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收集、整理和考订材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的“科学史学”派。其他的学者均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一史学思潮的兴起,与西方非功利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直接有关。

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历史过程,始终是在外来思想的传播、启示下开始与展开的。20世纪初期,随着各种西方学说的传入,西方学术中的非功利主义与学术独立说也传入了中国。王国维早年曾广泛接触西方学术思想,并一度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康德认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对象。”叔本华也认为:“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这种审美超利害说在西方学术中影响很大。王国维是把这种学说引入中国的最早的人,并作了具体的发挥。如他在《论哲学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小言》等文中指出:“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如果“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也是这样,“餟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并举例说明中世纪的哲学为宗教辩护,所以蒙受了极大的污辱,又直接引叔本华说:“哲学惟恃独立之研究始得发达耳。”王国维所说的文学范围比较宽泛。他认为哲学、文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应当超然于政治、社会及个人名利等欲念之外,才能成为“真正之哲学”、“真正的文学”。主张不能“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而应“唯真理之从”,强调“学问之自由独立”,追求其自身“独立之价值”。在王国维学术思想形成的初期阶段,明显地表现出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特征,从其上述主张中,可清晰地看出他受后者的深刻影响,与西方的超功利利害说具有内在的联系。此后的胡适、顾颉刚等强调做学问“不当存狭义的功利观念”,“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大力提倡“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观,都与西方的非功利主义学术思潮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思潮的兴起,也是当时的史家对历来“史以经世”的史学传统,尤其是对戊戌以来维新派与革命派史学反思的结果。王国维提出超功利的观点,即是针对维新派与革命派突出地提倡史学的政治功利而言的。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论述以“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时,即指名批评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不是在真正的搞学问,因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同时特别指出,庚辛已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他认为只有破除此种目的论,学术才能独立发达。顾颉刚称自己推翻古史的动机,曾受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的疑古思想的启发,由此产生了“对于古史不信任的观念”。但他又不满康有为等今文学家的态度,认为他们“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因为他们“把政策和学问混而为一,所以在学问上也就肯轻易地屈抑自己的理性于怪妄之说的下面”。并说他的这一觉悟,“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他之所以敬重章太炎,其原因之一就是章氏强调“薄致用而重求是”。章太炎虽说过:“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而在实际中,章氏“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因此顾颉刚指出:“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如前所述,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史论和史学活动,虽说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应有的作用,有其历史功绩,不能一概否定。但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至这一时期,维新派和革命派可说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如为了论证维新变法之宜,不惜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圣王;为了鼓吹革命,而将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直接工具。从其史学实践来看,确实具有不重史学自身价值的倾向,以致很少留下经得起时代筛选的史著。当王国维、顾颉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重新冷静地审视史学的时候,深切地感到自戊戌以来近十年泛滥的仅以学术为宣传工具,把政治与学术混同起来的不良倾向,是学术的大害。因而反对把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着重探讨和总结其学术性和史学价值,以维护史学“求真”的本质。与历来认为史学具有经邦治国的功能,为政治服务不同,王国维等认为学问没有实用性,要求排除其直接的功利性,但同样包含着严肃的思考,甚至对史学仍然有着一种更为崇高的期待。这种反思和审视,实际上显示了在学术思想上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

求真与非功利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在近代科学思潮和西方学术观点、自由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西方的各种学术方法观点被介绍到中国。事实上,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就提出,西学的长处不仅仅在于“天算格致之精”和“汽机兵械之良”,它们只是西方文明的形下之迹,其真正的命脉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认为西学的“黜伪崇真”精神,对真的追求是西方学术的灵魂。如果说,科学起先被认同为“格致”,停留在器用、技艺的层面上,那么,这一时期,科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科学观念的广泛渗入,并被普遍地接受和运用,是其显著特点。如胡适所说,科学这一名词,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即“科学的精神”,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学术领域之中。对中国学术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与观念。它要求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去说明万事万物,包括历史在内,以追求知识之真。由此构成科学之求真与史学之求真的关联。

而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这一思潮更与实证主义史学有着不解之缘。如陈训慈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中所说,19世纪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史学观念的丕变,“其最要者有三:一曰纪实之精神;革从前主观增损之弊,务尚存事实之真”;二“曰进化之注重”,三“曰史源(Sowce)之考订与史学特性之觉悟”。这一时期,伴随着西方史学理论和日本新史学思想的传入,实证主义开始稍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

早年的王国维已受到历史进化论和实证科学的洗礼,在1899年为《东洋史要》中译本所作《序》中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在1900年《欧罗巴通史序》中,又指出:“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他认为“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只有系统加以研究,才“毋失为科学之研究”。说明历史要成为科学的标志,在于要有系统,能够综合分析历史事实,以发现其进化的因果规律。王国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最早介绍史学与科学问题的学者。在后来的《国学丛刊序》中,他指出科学的目标即在于“记述事物”以“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历史研究则在“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认为史学与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而其根本点,则是“唯真理之是求”。其史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科学与实证论倾向。

为了将中国的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此后近代新史家积极主张“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任鸿隽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一文,指出:“科学不以实用始,故亦不以实用终。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驳斥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人读科学目光均不脱物质利益”的说法,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胡适、傅斯年等都很重视方法论。这种情况正如顾颉刚所说:

“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一个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瑠瑏其所指的“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主要是指西方19世纪流行的实证主义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