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以当事人的身份，对20世纪初西学输入中国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概括：“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观念，也在这“如火如荼”的新学输入过程中被介绍到了中国。大致说来，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民众史观
民众史观是在西方近代民主和民权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观念。这种史学的立足点，既不是传统的政治史模式，也不是后来的文化史模式，而是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即通过叙述历史时期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来解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发展。在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历程中，英国的格林堪称这一史观的代表人物。1874年，他出版了《英国人民简史》一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稍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四卷本的《英国人民史》。就像古奇所说的那样，在格林的笔下，“书的主角成了人民；只有这样，英国的历史才能完整地得到说明。国王的事迹被归入到他们的适当地位，这里鼓角之声开始敛息”。经过他的这种努力，“英国历史不再是一本陈年旧历，而是英国人民这个生气勃勃民族的发展历史”。格林“自下而上”的历史哲学观念，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注意。由于这一理论与改良派倡导的开民智、兴民权等主张相一致，因此很快便在中国传播开来。1897年，专门译介西方新学的《译书公会报》，就从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格林《英国人民简史》一书的中文译本，并题名为《英民史略》。1907年，英国医生马林和中国学者李玉书再次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取名为《英民史记》。译者在序言中说：“中国史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其中所记者，不过君主之仁暴智愚，臣工之忠佞邪正，或一二贤士大夫嘉言懿行而已。至于进化之公理，自由之大义，暨夫人民程度之高下，团体组织之有无，皆阙焉而未之载。故欲使读者考求此数千年来之民德民智，群策群力，竟渺乎其不可得，此亦中国史书上之一大缺点也。若兹编（《英国人民简史》）则不然”，“其名之曰《英民史记》者，则以国家之立，实由人民团结而成。故《书》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此意也”。显然，译者对该书主要思想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
格林“自下而上”的历史理论，是继进化论之后传入中国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西方近代历史哲学观念。这一理论与斯宾塞的“群学”观念相结合，遂成为后来中国新史学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文明史观
文明史学是欧洲近代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思潮。按照英国学者古奇的看法，“它的创立人是伏尔泰。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一部描述一个民族的全面生活的著作。他的《论风俗》是第一部真正的文明史。伏尔泰开风气之先，其他历史学家接踵追随”。稍后，法国的基佐、英国的亨利·巴克尔、德国的威廉·黎尔、古斯塔夫·弗莱塔格和瑞士的雅格布·布克哈特都是文明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以基佐和巴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欧洲近代文明史学，是作为西方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与中国传统史学一样，西方史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停留在政治史或军事史的层面。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历史往往成为个别英雄人物的传记。作为欧洲传统史学对立面而出现的文明史学，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其他方面，首先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方面。他们留意最多的是“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从表面上来看，文明史学似乎只是把历史研究的范围由传统的政治史而扩大到文化史领域。但是，究其实际，则是历史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即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性原因，除政治之外，还有精神文化这一重要因素。
欧洲的文明史学在明治维新时期传入了日本。早在1877年，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就有了日文译本，次年，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也有了日文译本。这两本文明史著作的传入，对日本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在欧洲文明史学的熏陶下，日本诞生了一大批文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其中，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年）和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1877年），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文明史学在日本的开花结果，迅速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和旅居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1900年，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译书汇编》第2期上，就曾登出告示，说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已译待印”，说明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已有人将此书译成了中文。两年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首次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文译本推介给中国读者，并对该书给予高度的评价。梁氏介绍说：“基氏为文明史第一人。此书在欧洲，其声价几与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卢梭之《民约论》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于彼者居多。”差不多与梁启超同时，有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者，翻译出版了日人杉山藤次郎编辑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其中有一篇《基率特（佐）传》，对基佐的生平和学术思想，特别是《欧洲文明史》一书，作了深入细致的介绍。传中宣称，“有历史而无史理学者，则国家治乱兴废之原因，文明进步之本故，不可得而知”，“夫惟知治乱兴废之实迹，而于其所以治乱兴废之故，则一不具论，其所可贵重点果何在哉？吾知其无可贵重者也”。作者认为，“基率特氏者，实为史理学之嚆矢”，其《欧洲文明史》可以与中国的《春秋》、《左传》等著作“比肩”。也是在署名“中国广东青年”翻译的这本《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中，有《邈克尔传》一文，在介绍了巴克尔的生平和著述情况，还把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一书与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作了比较，认为“至于史理，则以基率特为嚆矢，邈克尔次之。若比较其议论之高下优劣，则又非同日而论，邈尔克应处以高度，基率特应处以低度”。据俞旦初考证，在20世纪初期，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一书曾有多个中文译本。其中，最早的一个译本是在1903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书名为《英国文明史》，编译内容只限于该书概论部分的前五卷。1904年，作新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留学报告》中有“留学生著述”一栏，内中宣称留美学生番禺人王建祖根据英文译出《英国文明史》一书。此外，《学部官报》“选译书报”专栏，从1906年至1907年间也分期（从第3期至28期）刊译了该书。如果说进化论的传播导致了中国传统历史哲学向近代的转换，那么民众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引进，则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史学实践上的范例。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只有变易而没有发展的观念，除了历史哲学上的局限外，还直接与史家的研究视角有关。由于传统史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他们看到的只能是盛衰兴亡的循环和得失成败的更替。民众史观和文明史观的引进，则为中国史家研究视角的转换提供了可能。下面就以梁启超等人的史学实践为主线，看看伴随着民众史观和文明史观的传播，中国史家是如何转换自己的研究视角，并由浅入深地将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观念落实到自己的史学研究实践之中的。
民众史观和文明史观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的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等人，马上就拾起这一武器，开展对日本传统史学的批判。福泽谕吉就认为：“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的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像福泽谕吉一样，中国的梁启超等人在接受了文明史观之后，，以孔子为纪元，而文字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图所不能穷者，通之以表”。显而易见，该书从内容的取舍到体例的安排，都深受西方近代的文明史影响。在该书中，作者从民众史观出发，对历史上人民大众的生活给予特别的关注。例如，在该书甲编的“大古纪”中，作者专设“大古之国民”一章，作者认为：“世皆以尧舜禅让，脍炙人口。虽然，非仅一二有名尧舜之脑力所能致也，乃数百万无名尧舜之国民所运动之、组织之也。”在作者看来，所谓民史就是要“调查历史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撮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准此目标，他认为评判历史的标尺就应该是国民的利害，“凡替国民造幸福，或为国民公敌，混浊一切社会，及关于全体之要点者，必著论绝之、钺之，纪念之，或指点评于其书眉”。字里行间，流露出与格林几乎完全一致的精神。
1904年，邓实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一篇、《民史分叙》十二篇：《种族史叙》、《言语文字史叙》、《风俗史叙》、《宗教史叙》、《学术史叙》、《教育史叙》、《地理史叙》、《户口史叙》、《实业史叙》、《人物史叙》、《民政史叙》、《交通史叙》。《民史分叙》十二篇中所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就是邓实心目中“民史”所应该包括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都属于文明史的范畴。梁启超后来在编写《中国文化史》时，基本上就涉及邓实所及的范围。
正是伴随着研究视角的这种转换，由进化论而带来的关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开始被史家们用之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具体解释之中。20世纪初叶出版的一大批历史教科书，差不多都是从民众史观和民族文化史观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历史进化的趋势或方向。如1901年普通学书室编印的《普通新历史》，在其“凡例”中就一再强调，当此“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历史研究的视角“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突出了种族竞争、文明高下和国民能力的大小等众多因素与历史进化的内在关系。再如陈庆年于1903年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以民族与文化为主线，来说明中国历史的进化变迁大势。在该书的“总论”中，作者认为，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以中国本部大势据为中枢”，“然他部沿革或与我涉，必宜编裁”，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相。根据种族与文化的这一基本线索，他把中国历史的进化分成四个阶段：一是由太古至秦统一上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时代”；二是由秦统一至唐亡的中古期，由于“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颉颃，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势时代”；三是自五代至明朝的近古期，此时“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尤其是“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否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四是清代以来的近世期，因欧洲势力东侵，“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
伴随着这类“历史读本”的普及，以进化论为主要形式的历史哲学观念，已开始渗入到一般读书人的深层意识之中。1920年9月，陶孟和在《新历史》一文中就指出：“自达尔文用自然淘汰的道理说明进化，开思想界的新纪元，我们得到许多益处。今只就历史简单言之，有三层：第一层，我们的眼光不是限于一时一处的，（而是）扩充到久远；第二层，使人有连贯的观念，从事于发生的研究，将人类的历史扩充到有史前的时代，……第三层，历史是人类的演化嬗变，不是各不相关的片段的事实。”谷凤池在1922年的一篇介绍历史研究法的文章中也认为，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历史研究“当顺应其固有之性而研究之，因而历史的研究法亦有下列三种，A.依据进化律研究历史；B.依据连续律研究历史；C.依据因果律研究历史”。他还认为，所谓“依据进化律研究历史”，“不只外观其进化的现象，而在发明其进化的途径同进化的要素。”在他看来，由于“祸福相依、因果相伏为天演界不移的定律，亦是历史中必由的法则，……治历史者，能按果溯因，就因推果，则全部历史之起伏可推知矣。”至此，建立在历史变易观基础之上的传统历史哲学观念被正式剥离，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的历史发展观、连续观和规律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观念。
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新史学建设中的两种哲学视野
如果说进化论的传播为中国近代新史学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哲学观念，民众史观和文明史观的输入为新史学开拓了广阔的视野，那么稍后传入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则为新史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正是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浸润下，新史学结束了草创时期的粗糙和简陋，开始在学科建设方面开花结果。
“19世纪时构造历史理论遵照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则，从培根到启蒙运动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它主张研究人的行动与研究自然现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一“持续不断的传统”发展到孔德那里，就变成了影响深远的实证主义。孔德试图在实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将各个学科统一起来，其中也包括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他称之为社会学）。他说：“实证精神拥有构成我们知性最终统一的自发能力。”在孔德看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或社会的科学，都服从于同样的认识规则——实证原则，只要坚持实证的原则，在事实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知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人文学科，最终都可以发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实证主义对西方近代各种学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柯林武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就实证主义对近代历史思想的影响作过这样的评论：“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是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哲学，正如在中世纪，哲学为神学服务的一样。但是，实证主义者有着他们自己的有关自然科学是什么的见解（是一种颇为浅薄的见解）。他们认为它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在这一影响之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它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代表近代西方历史学最高成就的兰克史学，就受到实证主义的很大影响。尽管兰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是他力图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与实证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兰克被冠以“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的美誉，成为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