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现代化
一、什么是传统史学
就中国而言，传统史学就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封建史学，它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鉴的、无人民参与的、经世治用的、以政治为重心的儒家史学。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儒家史学。儒家史学是前现代时期基于农业社会而产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史学、循环史学、封闭史学、僵滞史学。在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推其大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所陈甚是，切中了中国传统史学之要害。中国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一如西方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奴婢，中国史学大部分实是儒学的“奴婢”。一方面六经皆史，另一方面诸史皆“经”，中国的大部分史学都是儒“经”的注解，正史的注解。
二、什么是现代史学
现代史学是立足于工业社会的土壤上长成的“参天大树”，故其与民主、科学结缘。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史学是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科学的、民主的史学，是有着科学和民主境界追求的、对实证主义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结合的、自我民族文化认同的、体例上的追求与史学思想方法一致的新史学。它是向前发展的，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是先进文化的根本体现，是历史学科思想的反映和体认。中国史学的现代性建设，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史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阵地，是引领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的，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学科阵地。总括而言，它必须也必然是民族史学、民主史学与科学史学。
三、什么是史学的现代化
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无疑是指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史学迈入现代史学，就是由资鉴史学变为社会史学，由致用史学变为科学史学，由朝廷史学变为民主史学，由英雄史学变为民众史学，由观察表象的史学变为探寻本真的史学，由记载陈迹的史学变为发现规律的史学。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不仅是史学主体的现代化，即史家的现代化，也是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历史描述、史书体例、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史学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系统的、深刻的、不可逆转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它渗透到史学的方方面面。全球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起步而起步，同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携手并进的。当然，由于中国现代化创发的特殊性，即不是直接从内部自嬗，而是“欧风美雨”从外部压迫刺激，从而引发其内部的代谢，因而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萌发不得不早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启动，中国史学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出于“制夷”、“御侮”的需要而“开眼看世界”和“走向世界”的。客观地说，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应是20世纪初的事情。在此之前，主要体现为史学研究的视野、内容、重心和体例的不断现代化，即研究视野的世界化、研究内容的多样化、研究重心的反侵略救亡化、史书体例的非正史化。这些大都是史学表层的现代化。在此之后，则集中表现为历史哲学、历史思想、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其中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成了两大主要的历史哲学取向，同时又是两大主要的研究方法。这些已深入到史学现代化的里层，其中，历史哲学的现代化，是史学现代化的核心。本书把中国史学现代化的逻辑进程向上推衍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之际，是考虑到史学内部的自身嬗蜕。经学的衰变、史学的成长，即“经退史长”正从此开始。故而，19～20世纪中国史学的现代化的进路依次为：19世纪前半叶是史学现代化的萌发，表现为经学的边缘化，史学的自主化。19世纪后半叶为史学现代化的初始，表现为史学外层的现代化，如史学视野的现代化、史书体例的现代化。20世纪上半叶，进入史学内层的现代化，即历史哲学与历史思想的现代化，至此，史学现代化全面启动。20世纪下半叶，史学内核进一步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史学现代化进入高潮。由此，我们有了本书的前四章，即中国历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
本书共分七章，前四章重点阐释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行程，后三章专门介绍推动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的三大流派。四段行程、三大流派编织本书的逻辑构架。首先论及四段行程。
一、经学的蜕变
中国传统史学是儒家史学，儒家思想在政治理念和价值体系方面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是传统史学的指导思想。经史不分，经史互为表里，六经皆史，诸史皆“经”；经学史学化，史学经学化。这些理念和行为，使得史学沦为经学统治下的奴婢，一部二十四史绝大部分是儒家史学，而绝大部分其他史书又不过为二十四部正史作注脚而已。经而史，史而经，经史不分，经学霸占学术话语与学术中心的局面从19世纪以来开始发生嬗变，到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形势则急剧变化，经学地位江河日下，一发不可收拾，史学挣脱经学的羁绊，日益自主化，经学逐步肢离解体，最后归并于新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文、史、哲中去，从而消弥于无形之中。由是，我们有了第一章《经学在中国近代的蜕变》。
本章前三节阐述了经学蜕变的三个层次，是围绕经学有关的资治学风的反思。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学术代表无疑是经学。经学的蜕变，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它是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某种变化的折射。过去，我们对经学变迁的诠释即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的。但是，经学本身并不仅仅是社会存在的附属物。以学术本体为视角，我们更愿意将经学视为一个有着内在生命的、相对独立的、“自足”的学术系统。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经学蜕变过程的研究，除了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必须对社会存在制约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外，本章将更加强调对清代经学内部发展理路的梳理以及对清代经学兴衰与中国近代学风演变的相关度的研究。
经学的“蜕变”，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从经学本身衰落意义上所说的蜕变；二是指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蜕变；三是指今文经学内部的蜕变。经学的蜕变，和清代的衰亡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三种意义上的经学蜕变，既可看作经学蜕变的三层次，又可视为经学蜕变的三行程。
经学蜕变的第一行程早在古文经学独盛的乾嘉年间就已开始。整个19世纪，古文经学退入边缘，今文经学突入学术中心，但今文经学的复兴，也并不代表着经学重新获得了新生，这不过是经学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以前的回光返照。19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着“经退史长”的局面，20世纪以来，经学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日益淡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思潮结流而来，经学不断后退，最终为哲学吞噬。在“五四”运动之民主与科学武器的批判下，经学全面崩溃，与文、史、哲彻底汇流，尽管有时还以“国学”的面孔重现，但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经学了。国学是涵文、史、哲一家的人文学或文化学，仅以经学来诠释国学的学者已全然消失。
从学术发展源流看，清代中前期独盛一时的古文经学即汉学考据学有它的内在渊薮和理路的，其远因是晚期的东林遗风，其近因是清初的理学清算运动。惩晚明王学之“空”言心性，“师心自用”、甚至“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吸取明亡之“教训”，清代中前期学者转向弃“虚”蹈“实”的学术之路。古文经学的治学初衷，原亦不离“明道”之旨，不过是选择一条通过对儒学元典的字、辞、音、义、典制的确切含义的理解，以达到明了儒家元典的“义理”的治学门径。康熙以至乾隆时的承平日久，自然可以由着学者们就自己擅长而又感兴趣的考据学治学路径走下去。但当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嘉庆、道光统治已经露出破败之象时，抛弃汉学考据学的偏枯、艰涩、少通贯、难发挥，有“考”而无“论”，有“事实”而无“义理”的学风，而转向“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学术转轨的时代来到了。经学蜕变的第一行程——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蜕变就开始了。今文经学与史学结缘，共同承担“处士横议”的新功用。到了中国近代，学术便主要地向两个方向——史学和今文经学发展。史学和今文经学成为近代学者社会选择的两个主要治学取向。“经退史长”的时代由此开始。龚定庵《古史钩沉论》、《尊史》已将史学提升到了“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这种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魏源则表彰清初“史学”，直斥考据学为“无用之学”。曾国藩“几乎舍经而言史矣”。下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退史长的趋向益发明显。甲午以后，以学术服务于政治之风益盛，史学的地位也在随着汉学的衰落而不断加强。到了康有为，痛诋古文经学已臻极致。
今文经学在清代的死灰复燃，时在乾隆年间。我们认为乾隆年间潜滋暗长的汉宋兼采思想伏流，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复苏创造了一个学术氛围；今文经学家的资治即学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治学目的论是今文经学复苏的内因。清代早期的今文经学，以庄存与为开山，而以刘逢禄、宋翔凤为后劲。近代以降的今文经学家以魏源、康有为为代表。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主“汉学”，有一个由主“东汉”向主“西汉”，即由主古文经学也就是考据学向主西汉今文经学的推移过程。早期今文经学家所主之宋学，系主程朱而非陆王。下至近代今文经学家魏源、康有为，则主陆王而非程朱。今文经学家尽管主汉宋兼采，但魏源、康有为则纯采西汉与陆王，以大胆附会而收“维新”、“变法”之效。今文经学家治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是“春秋重义不重事”，到了康有为，则异变为“春秋在义不在事”，以为孔子“托古改制”理论张目。今文经学“疑古”思潮，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学术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过中坚作用，尤其是康有为的激进疑古主义对政界、学界的冲击力度巨大，时称思想界之“火山爆发”、学术界之“飓风”。但“疑古”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即由反对疑古而渐次发展到疑古，最终彻底疑古大爆发。正是康有为，他从“尊孔”的原点出发，但最后的结果，却走向了尊孔的反面，走向了“损孔”和“贱孔”，从而揭开了五四以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疑古思潮大涌动的序幕。
怎样看待中国近代今文经学影响下的资治学风？它的巨大历史意义当然是面对“千年变局”进行的“救亡图存”行动在学术上的有力反应。但它的负面意义却是学术全然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奴婢。从魏源到康有为，今文经学派无不如此。这种影响一直延至“文革”时期，不仅没有得以及时遏制，且在民族独立的和平时期空前泛滥。看来全面反省、深刻清理中国近代的资治学风实在必要。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社会、学术与现实、学术与经世的关系，仍是摆在中国学人面前一道亟需求解的难题。
纵观清代以来的经学蜕变史，我们认为，其第一行程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此前为古文经学即考据学独盛，此后为古文经学趋衰，今文经学与史学逐步抬头。第二行程始于19世纪40年代初，即鸦片战争爆发，此后今文经学主导学风学界，史学也日益自主化。第三行程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后经学地位动摇，史学完成自主化，西方哲学结流而来，经学逐步汇入哲学洪流中。第三行程至五四运动后期基本休止，经学防线在以科学与民主为主潮的五四大潮中全面崩塌，经学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二、开眼看世界
在鸦片战争前后整个社会的急剧动荡中，经学经历了衰变，史学也开始一系列新的转向。西方力量对中国的冲击，西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睁开眼睛，凝望世界。头一回看到大洋彼岸的世界新貌，迥然不同于中国，史学首先觉醒了，《海国图志》问世了，中国开始被置放于全球大坐标中，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世界理念，史学的现代性开始萌发。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规模开放（给予英、法、美、俄等国在中国内地通商、游历、传教的权力，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和洋务运动的推进，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西学高潮，其中史学发挥了中坚作用，成了一道通向现实世界的文化桥梁，由此，我们有了第二章《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
本章依时间与逻辑的顺序，分为三节，即《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寻求救国真理——史家视野中的西政和西学》、《东西文化交融中的现代中国史学》。
社会剧变，史学转向，其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由汉学考据转向了强调经世致用；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一变博古稽古之风，转向重大社会现实课题，特别是有关西北史地、当代史和世界史地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世界史地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史学分支的崛起，由于更为敏捷地反映了中国从传统闭关状态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趋势，不但在引导国人认识世界，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以及促进整个社会现代意识的形成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还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故尤具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
中国近代的外国史地研究之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强烈地震动了朝野，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甚至少数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经此事变，也感到再不能安坐井中，无视天下之大了。他们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从中求得“制夷”之策。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姚莹编辑《康猷纪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梁廷枏编著《海国四说》、徐继畬编撰《瀛环志略》、何秋涛著有《朔方备乘》都是70年代以前撰成的世界史地名著。70～90年代，直至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殖民侵略愈深，中国的现代化思潮风气愈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展愈速，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愈迫，中国史学视野就愈宽，由西史而进探西政西学。此时，有关西方文明史、政治史、革命史、宪政史、财政史、教育史、商业史、伦理学史等译著与撰述络绎不绝。著名的有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泰力山《中国灭亡论》、邹容《革命军》等。此时的中国史著往往兼涉中外，以世界视野综论古今中外，在救亡图存、改变历史思想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