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颠簸之后，中国这艘东方封建老大帝国的航船早已千疮百孔。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始而剿，继而抚，继而“款”，继而“师夷长技”和造炮购船练海军，曾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阻止西力东渐和清朝统治江河日下的衰败，但都未能奏效。与此同时，一切爱国的人们，也在苦苦思索民族的命运，探寻救国的真理。还在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就有一些进步史家开始把眼光逐渐转向政治制度的变革方向，试图从中辟出一条新的富强之路。
如王韬的《法国志略》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政体后，即以为君主制易导致“君尊民卑”之势，使统治者“擅作威福，抑制民权”，法王路易十六就因“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盖“君尊民卑则必以张政府权威为主，政府权威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矣”。“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而民主制则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一时，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退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缺点是一旦失控，为祸甚烈，如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执政，竟“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不几天地反覆，高卑移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哉？”因此，比较理想的政体还是君民共主，亦即君主立宪制。它可以“归立法之权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使“上下权限画一，得以人尽其分”，形成人君不敢施其虐于民，国民也不致凌其暴于君的机制，如此则“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之心为一心。近世欧洲列国雄视宇内，职是之由”。如果结合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以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有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君臣上下相与讨论），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则其微意所在，便不难看清了。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主旨更为明显。还在日本当使馆参赞时，他就预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不敢知，要之必变。”故其书对日本的记载，独详于明治维新，以便中国日后变法有所资鉴。如《国统志》部分共3卷，综记三千年日本史，其中明治维新史即占了一卷。余除职官、邻交、学术三志略述古代外，其他八志均属维新史。书中对明治以后进行的各项政治制度改革，如制定新法，议开国会，效法西方“三权分立”制设立议政官、行政官、刑法官，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土地制度，以及变法的具体步骤等，都作了详细论述，充分肯定了日本维新志士的历史功绩。同时结合明治维新的史实和中日、中西历史与现状比较，发为史论，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某些弊端，批评了国内士大夫不思变革进取的种种守旧观念。并指出，西方近代国家以政体民主化肇其富强之基，今日本亦将因此崛起，而“与诸大国争衡”。中国也当顺应时代潮流，起而效法，方能改变自己的贫弱面貌。正因如此，当《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后公开出版时，立即引起了进步知识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读后谓其“体例明通，议论闳通”，“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认为有王者起，必将取法此书。维新志士唐才常在《湘学报》撰文赞其为中国人所编外国史著中最好的一种，康有为称其“于政治裨益尤深”。连帝师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也对其极为重视，百日维新期间，朝廷发布的变法诏令，有不少即参照此书制定。正是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下，《日本国志》一年内连刊三版，广泛流播，足见其在推进维新思潮方面的社会影响之大。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变法的需要，不仅积极提倡阅读外国史著，对于外国立宪或变法史的讨论，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唐才常在1894年就据有关资料着手编写了《日本宽永以来大事略述》，以后又作《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各国种类考》等，鼓吹“遵新必盛，守旧必亡”的思想，认为“罗马教皇恃威力仇格致，至死不变，遂墟其国”，而希腊的“蹶而复振，盖其政俗善变也”。1897年秋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亦规定“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即使是对传教士编译的一些外国史著，他们也总是极力从中发掘有关变法的启示。如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介绍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时，就特别强调其“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的内容，其《西学书目表》向人推荐《列国变通兴盛记》也指出其中“论俄日两章颇佳”，要人们对俄彼得和日本明治以来的变法活动加以注意。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康有为的外国变法史研究。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载，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几种变政考，但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种。《俄彼得变政记》是康有为所著各国变政考中唯一公开刊行的一种，约7000字左右。
于1898年3月进呈光绪帝，收入同年四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版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其中介绍了彼得大帝决心改变俄国贫困落后面貌，微服出游瑞典、荷兰、英、德、法诸国，认真学习各国先进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用数十年而文明大辟，开地万里，为霸地球”的过程。《日本变政考》凡12卷，编年记载了日本明治元年（1868）至二十三年间历史，特详于明治政府的各项维新变法措施，并通过许多按语，分析了这些改革措施的作用、利弊和意义，进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变法建议。末附《日本变政表》1卷，分11个记事栏目，将明治以后发生的大事，按年逐月列出，读去眉目清晰。书于1898年7、8月间分卷陆续进呈光绪帝。在康有为看来，地球之上，“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并指出，彼得大帝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他特别赞赏彼得“不惜易服为仆隶，辱身为工匠”，“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的精神，期望光绪帝亟起效法，“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毅然决然，维新变法。
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还就如何进行变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因日本不仅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习俗、国情相近，且其三十年变法的成功和曲折经历，皆足借鉴。“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总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以为“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因此，书中详细介绍明治维新所采取的各项新法和步骤时，极力主张追步其后，要求光绪帝广集公议，设立制度局，改革封建官制，大胆起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法，积极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
在以各国变法史迹正面启导光绪帝的同时，康有为还编写了《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等外国史著，试图通过介绍一些国家的亡国史、衰弱史和革命史实，从反面去坚定其变法的决心。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指出，波兰从一个欧洲大国沦落而遭列强瓜分灭亡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权的贵族大臣冥顽不化，竭力阻挠改革和压制爱国人士，“有言新学者，则斥之曰异端；有言工艺者，则骂之曰淫巧；有言开矿者，则阻之曰泄地气；有言游历者，则诋之曰通敌人；有言养民者，则谤之曰倡民权；有言立国会者，则禁之曰谋叛逆。凡言新法新政者，无不为守旧者所诋毁攻击，甚至倡造谣言，颠倒是非，使言变法者为之噤口结舌”。遂使波兰因循苟且，日益陷入衰弱不振的境地。二是轻信和依赖侵略性很强的沙俄。书中揭露了沙俄出动军队，捕杀波兰爱国者，收买贵族大臣，最后公开瓜分波兰的惨痛史实，以为“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并吞为事，大地所共闻也”。“我辽东之归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及夫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提醒人们牢记前车之鉴，勿蹈波兰亡国覆辙。在《突厥削弱记》中，他进而指出：“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即土耳其）矣。”历史上的土耳其，曾是一个使欧洲各国“心慑骨震”的强大帝国，但近代以来，日趋守旧落后，衰弱贫困，长此以往，不是灭亡便是发生革命，“人人思易朝逐君矣”。欧洲列强早已讥称中国与土耳其为东亚两病夫，中国若不奋起变法自强，其危亡指日可待。
应当说，这些外国史著对促进光绪帝的变法决心曾起了相当作用。据说，当光绪帝读了《波兰分灭记》后，竟止不住“为之唏嘘感动”，并在其发布的一些变法诏令和措施中，采用了不少《日本变政考》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列强在中国的权益进一步扩大，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声称：“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甚至要求“国际共管”中国，即由各列强派代表组成委员会或直接进入中国政府内阁以操纵政事。触目时艰，使不少具有现实感的进步史家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从事外国政治变革史研究的同时，还对世界上一些弱小国家的亡国史作了探讨，以图进一步警醒人们的救亡意识。
据粗略统计，1900—1911年间发表的有关亡国史论著（包括杂志所刊）至少在50种以上，为当时外国史著作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其中流传较广的有殷鉴社编《近世亡国史》、黄海锋郎《世界亡国小史》（载1902年《杭州白话报》）、薛蛰龙（公侠）译《波兰衰亡史》、章起谓译《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本）等。一些与中国唇齿相依的邻国，如印度、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衰亡史尤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相关的论著也更多。有的还编译了《西力东侵史》、《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养浩斋主人辑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本）、《哥萨克东方侵略史》（上海作新社1902年本）等，结合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对一些国家的亡国情况作了考察。他们认为：“搜罗世界上已亡国之惨状，录为一集，以供献之于将亡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闻者苟稍有人心，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故在亡国史的讨论中，不少人都十分注意将这些国家的情况与中国相比较，以增强研究的现实感。如说，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而今却沦为英国殖民地，可见所谓“黄帝开国以来数千年周公孔子之教泽弥漫神州，其说何可恃也”。麦鼎华在《埃及近世史》中也尖锐指出：埃及亡国前，“其内治衰乱，财政纷紊，官俸微薄，士吏贪庸，奔竞钻营，寡廉鲜耻，甚乃抑国民，禁报馆，其腐败之情况，何厘然于我同也”。重视探讨被灭国的亡国原因，是这些亡国史著作的共同特点。有的史论反复指出：一个国家，“不患不自存，而患不自立，而尤患不自立而有依赖心。依赖心一生，则志气以沮，精神以颓，保身之念以深，爱国之心以冷。一惟仰承他人之鼻息，翼卵他人之肘下，以幸保无事，苟安旦夕，而凡自存自立之道悉置不讲，驯至朝日东升，冰山消解，傀然失依，终于澌灭”。如埃及、波兰、印度、朝鲜多类此。并认为政治制度的优劣，在现代条件下尤为国家强弱之基，专制统治压抑民主，必然使国家陷入衰弱；“必其人民有爱国之热诚，有自由之性质，有组织议会之能力，有参与政治之权利”，才能使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衰亡的噩运。一些亡国史著还对帝国主义吞灭弱小国家的手法作了分析，指出其常“以通商为先锋，及其膏髓枯竭，精力疲罢，而后继之以兵戈，则块然如几上肉，听其宰割，莫能抵抗。此其术最工，而其毒亦最酷”。或“假传教为名，窥测其各地之风俗人情，观察其各地之山川险要，为国家殖民之导线，为军团开侵略之先河也……如俄国之规取中部亚细亚及西叙利亚，英国之经营北美巴尼亚及中非西拉利阿，德国之占据中国胶州湾，非其先例乎”？至于以政治或外交欺骗谋人国家，更是手法繁多，“英灭埃及，则以放债设顾问灭之；俄灭波兰，则以煽党祸挟王权灭之；美灭菲律宾，则以平内乱助革命灭之；印度波亚之灭，则以通商、练兵、开矿务、筑铁路灭之。此犹灭国新法方现萌芽之时代也。至于朝鲜之灭，未尝传攻城略地之警闻，未尝有某城失守某地丧师之惨报，而其版图即为他人所占据，其权利即为他人所攫取，其人民即为他人所辖制。此为灭国新法大见进步之时代也”。凡此，皆足为前车之鉴。
面对国势危亡之局，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还通过外国史的编译表达了各自的救亡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