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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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通向世界的文化桥梁(4)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颠簸之后,中国这艘东方封建老大帝国的航船早已千疮百孔。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始而剿,继而抚,继而“款”,继而“师夷长技”和造炮购船练海军,曾想尽一切办法,企图阻止西力东渐和清朝统治江河日下的衰败,但都未能奏效。与此同时,一切爱国的人们,也在苦苦思索民族的命运,探寻救国的真理。还在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就有一些进步史家开始把眼光逐渐转向政治制度的变革方向,试图从中辟出一条新的富强之路。

如王韬的《法国志略》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政体后,即以为君主制易导致“君尊民卑”之势,使统治者“擅作威福,抑制民权”,法王路易十六就因“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故厉王监谤,卒流于彘。法之失政,履霜坚冰,非一朝夕矣”。盖“君尊民卑则必以张政府权威为主,政府权威日愈隆盛而人民生气日愈凋丧矣”。“世之论政体得失者宜鉴于此”。而民主制则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一时,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盖上下两院议员悉由公举,其进退之始,非出乎公正则不能得;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缺点是一旦失控,为祸甚烈,如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执政,竟“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不几天地反覆,高卑移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哉?”因此,比较理想的政体还是君民共主,亦即君主立宪制。它可以“归立法之权于国会,统行政之权于君相”,使“上下权限画一,得以人尽其分”,形成人君不敢施其虐于民,国民也不致凌其暴于君的机制,如此则“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交固,国家有大事,千万人之心为一心。近世欧洲列国雄视宇内,职是之由”。如果结合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以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有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君臣上下相与讨论),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则其微意所在,便不难看清了。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主旨更为明显。还在日本当使馆参赞时,他就预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不敢知,要之必变。”故其书对日本的记载,独详于明治维新,以便中国日后变法有所资鉴。如《国统志》部分共3卷,综记三千年日本史,其中明治维新史即占了一卷。余除职官、邻交、学术三志略述古代外,其他八志均属维新史。书中对明治以后进行的各项政治制度改革,如制定新法,议开国会,效法西方“三权分立”制设立议政官、行政官、刑法官,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土地制度,以及变法的具体步骤等,都作了详细论述,充分肯定了日本维新志士的历史功绩。同时结合明治维新的史实和中日、中西历史与现状比较,发为史论,揭露了封建制度的某些弊端,批评了国内士大夫不思变革进取的种种守旧观念。并指出,西方近代国家以政体民主化肇其富强之基,今日本亦将因此崛起,而“与诸大国争衡”。中国也当顺应时代潮流,起而效法,方能改变自己的贫弱面貌。正因如此,当《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后公开出版时,立即引起了进步知识界的普遍关注。梁启超读后谓其“体例明通,议论闳通”,“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认为有王者起,必将取法此书。维新志士唐才常在《湘学报》撰文赞其为中国人所编外国史著中最好的一种,康有为称其“于政治裨益尤深”。连帝师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也对其极为重视,百日维新期间,朝廷发布的变法诏令,有不少即参照此书制定。正是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下,《日本国志》一年内连刊三版,广泛流播,足见其在推进维新思潮方面的社会影响之大。

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变法的需要,不仅积极提倡阅读外国史著,对于外国立宪或变法史的讨论,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唐才常在1894年就据有关资料着手编写了《日本宽永以来大事略述》,以后又作《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各国种类考》等,鼓吹“遵新必盛,守旧必亡”的思想,认为“罗马教皇恃威力仇格致,至死不变,遂墟其国”,而希腊的“蹶而复振,盖其政俗善变也”。1897年秋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亦规定“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即使是对传教士编译的一些外国史著,他们也总是极力从中发掘有关变法的启示。如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介绍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时,就特别强调其“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的内容,其《西学书目表》向人推荐《列国变通兴盛记》也指出其中“论俄日两章颇佳”,要人们对俄彼得和日本明治以来的变法活动加以注意。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康有为的外国变法史研究。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载,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几种变政考,但现在所能看到的仅《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种。《俄彼得变政记》是康有为所著各国变政考中唯一公开刊行的一种,约7000字左右。

于1898年3月进呈光绪帝,收入同年四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版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其中介绍了彼得大帝决心改变俄国贫困落后面貌,微服出游瑞典、荷兰、英、德、法诸国,认真学习各国先进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用数十年而文明大辟,开地万里,为霸地球”的过程。《日本变政考》凡12卷,编年记载了日本明治元年(1868)至二十三年间历史,特详于明治政府的各项维新变法措施,并通过许多按语,分析了这些改革措施的作用、利弊和意义,进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变法建议。末附《日本变政表》1卷,分11个记事栏目,将明治以后发生的大事,按年逐月列出,读去眉目清晰。书于1898年7、8月间分卷陆续进呈光绪帝。在康有为看来,地球之上,“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并指出,彼得大帝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纡尊降贵,游历师学而已”。他特别赞赏彼得“不惜易服为仆隶,辱身为工匠”,“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的精神,期望光绪帝亟起效法,“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其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毅然决然,维新变法。

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还就如何进行变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因日本不仅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习俗、国情相近,且其三十年变法的成功和曲折经历,皆足借鉴。“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总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以为“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其余自令行若流水矣”。因此,书中详细介绍明治维新所采取的各项新法和步骤时,极力主张追步其后,要求光绪帝广集公议,设立制度局,改革封建官制,大胆起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法,积极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

在以各国变法史迹正面启导光绪帝的同时,康有为还编写了《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法国革命记》等外国史著,试图通过介绍一些国家的亡国史、衰弱史和革命史实,从反面去坚定其变法的决心。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指出,波兰从一个欧洲大国沦落而遭列强瓜分灭亡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权的贵族大臣冥顽不化,竭力阻挠改革和压制爱国人士,“有言新学者,则斥之曰异端;有言工艺者,则骂之曰淫巧;有言开矿者,则阻之曰泄地气;有言游历者,则诋之曰通敌人;有言养民者,则谤之曰倡民权;有言立国会者,则禁之曰谋叛逆。凡言新法新政者,无不为守旧者所诋毁攻击,甚至倡造谣言,颠倒是非,使言变法者为之噤口结舌”。遂使波兰因循苟且,日益陷入衰弱不振的境地。二是轻信和依赖侵略性很强的沙俄。书中揭露了沙俄出动军队,捕杀波兰爱国者,收买贵族大臣,最后公开瓜分波兰的惨痛史实,以为“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并吞为事,大地所共闻也”。“我辽东之归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及夫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提醒人们牢记前车之鉴,勿蹈波兰亡国覆辙。在《突厥削弱记》中,他进而指出:“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即土耳其)矣。”历史上的土耳其,曾是一个使欧洲各国“心慑骨震”的强大帝国,但近代以来,日趋守旧落后,衰弱贫困,长此以往,不是灭亡便是发生革命,“人人思易朝逐君矣”。欧洲列强早已讥称中国与土耳其为东亚两病夫,中国若不奋起变法自强,其危亡指日可待。

应当说,这些外国史著对促进光绪帝的变法决心曾起了相当作用。据说,当光绪帝读了《波兰分灭记》后,竟止不住“为之唏嘘感动”,并在其发布的一些变法诏令和措施中,采用了不少《日本变政考》的主张。

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列强在中国的权益进一步扩大,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声称:“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甚至要求“国际共管”中国,即由各列强派代表组成委员会或直接进入中国政府内阁以操纵政事。触目时艰,使不少具有现实感的进步史家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从事外国政治变革史研究的同时,还对世界上一些弱小国家的亡国史作了探讨,以图进一步警醒人们的救亡意识。

据粗略统计,1900—1911年间发表的有关亡国史论著(包括杂志所刊)至少在50种以上,为当时外国史著作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其中流传较广的有殷鉴社编《近世亡国史》、黄海锋郎《世界亡国小史》(载1902年《杭州白话报》)、薛蛰龙(公侠)译《波兰衰亡史》、章起谓译《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本)等。一些与中国唇齿相依的邻国,如印度、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衰亡史尤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相关的论著也更多。有的还编译了《西力东侵史》、《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养浩斋主人辑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本)、《哥萨克东方侵略史》(上海作新社1902年本)等,结合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对一些国家的亡国情况作了考察。他们认为:“搜罗世界上已亡国之惨状,录为一集,以供献之于将亡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闻者苟稍有人心,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故在亡国史的讨论中,不少人都十分注意将这些国家的情况与中国相比较,以增强研究的现实感。如说,印度与中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而今却沦为英国殖民地,可见所谓“黄帝开国以来数千年周公孔子之教泽弥漫神州,其说何可恃也”。麦鼎华在《埃及近世史》中也尖锐指出:埃及亡国前,“其内治衰乱,财政纷紊,官俸微薄,士吏贪庸,奔竞钻营,寡廉鲜耻,甚乃抑国民,禁报馆,其腐败之情况,何厘然于我同也”。重视探讨被灭国的亡国原因,是这些亡国史著作的共同特点。有的史论反复指出:一个国家,“不患不自存,而患不自立,而尤患不自立而有依赖心。依赖心一生,则志气以沮,精神以颓,保身之念以深,爱国之心以冷。一惟仰承他人之鼻息,翼卵他人之肘下,以幸保无事,苟安旦夕,而凡自存自立之道悉置不讲,驯至朝日东升,冰山消解,傀然失依,终于澌灭”。如埃及、波兰、印度、朝鲜多类此。并认为政治制度的优劣,在现代条件下尤为国家强弱之基,专制统治压抑民主,必然使国家陷入衰弱;“必其人民有爱国之热诚,有自由之性质,有组织议会之能力,有参与政治之权利”,才能使国家从根本上摆脱衰亡的噩运。一些亡国史著还对帝国主义吞灭弱小国家的手法作了分析,指出其常“以通商为先锋,及其膏髓枯竭,精力疲罢,而后继之以兵戈,则块然如几上肉,听其宰割,莫能抵抗。此其术最工,而其毒亦最酷”。或“假传教为名,窥测其各地之风俗人情,观察其各地之山川险要,为国家殖民之导线,为军团开侵略之先河也……如俄国之规取中部亚细亚及西叙利亚,英国之经营北美巴尼亚及中非西拉利阿,德国之占据中国胶州湾,非其先例乎”?至于以政治或外交欺骗谋人国家,更是手法繁多,“英灭埃及,则以放债设顾问灭之;俄灭波兰,则以煽党祸挟王权灭之;美灭菲律宾,则以平内乱助革命灭之;印度波亚之灭,则以通商、练兵、开矿务、筑铁路灭之。此犹灭国新法方现萌芽之时代也。至于朝鲜之灭,未尝传攻城略地之警闻,未尝有某城失守某地丧师之惨报,而其版图即为他人所占据,其权利即为他人所攫取,其人民即为他人所辖制。此为灭国新法大见进步之时代也”。凡此,皆足为前车之鉴。

面对国势危亡之局,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还通过外国史的编译表达了各自的救亡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