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上海文学》1961年第11期）“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传》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据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没必要说当年姚文元对《水浒》的见解是不高明的，可见，当他陷入帮派利益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时，他的良知也泯灭了，而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肆意曲解和私心利用毛泽东指示的死胡同。
江青：《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曾因结成“四人帮”和大反“经验主义”，受到毛泽东、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不得不写检讨，而后一度销声匿迹了的江青，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评《水浒》运动的发动是“四人帮”开始反扑的标志。
其实，江青也曾经像姚文元一样，肯定过《水浒》，从来没有把它当过“反面教材”；肯定过宋江，从来没有把他当过“投降派”，甚至为他的被招安给予辩解。就在两年前，江青还曾吹捧过宋江。
那是1973年1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长清水正夫一行9人来华学习舞剧《红色娘子军》。行前受日本国际放映公司委托，为该公司筹拍《水浒》电视片学习武打动作，以便回去传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与有关单位研究后，以教授旧戏武打实有困难为由婉拒这一请求。但江青却对此事异常热心，又安排观摩，又赠送拷贝。1973年2月2日，江青对日本友人谈到宋江是农民起义领袖，后来被招安了。日本方面认为江青是把宋江看作了“两面派人物”。
江青看到有关简报后予以否认，并于2月22日召集中联部、外交部、对外友协的一些同志谈话，她说：“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宋江等农民起义的领袖。对宋江首先应加以肯定，然后再分析他的阶级出身所带来的影响。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在封建社会中，官逼民反，宋江被逼上梁山后，领导起义，同封建统治阶级坚决斗争，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积极方面，应充分予以肯定。”（引自林丽韫当时记录整理的材料）对于宋江被招安，江青予以辩解说：“对宋江接受招安，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当时，宋朝受辽、金等外寇入侵，需要抵御外敌。宋江接受招安，虽然反映了他的动摇性，但不能因此说他是两面派人物。”因清水正夫一行已经回国，江青还指示电告我驻日使馆，要求派人向清水正夫解释：宋江是“肯定的英雄人物”。
2月27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白土吾夫来华，说日方拍制《水浒》片的政治背景有日修插手。此事上报中央，江青欺骗中央，推脱责任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未承担什么责任，也未对他们许下什么愿。”态度十分恶劣。
这件事告诉人们：江青此时的《水浒》观、宋江论，与后来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主旨，相去甚远。她那时只想到在政治上出风头。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又翻手为风，覆手为雨，显露的是明显摇摆不定的政客作风。平心而论，那时江青的谈《水浒》，论宋江，观点还是平实的，比较切近《水浒》的实际，反映了《水浒》本身内容的复杂性。但是，仅仅过去两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她早已把从前自己的话忘得精光，又摇摆出许多江记“新观点”。
1975年8月下旬，江青在召集文化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浩亮等人开会时，透露了“四人帮”评《水浒》的“天机”：
“主席对《水浒传》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
江青说的“现在政治局有些人”指的是谁呢？普通人能有她所说的“架空”毛泽东的想法和能力吗？显然她的攻击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对身后未来的担忧被“四人帮”巧妙地变成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大寨和北京两地举行。没有被指定参加会议的江青突然于会前跑到大寨，又把许多与会议内容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文艺界、文化界的人私自招到会议上来，对农业问题漠不关心，也不谈学大寨问题，却“文不对题”地对评《水浒》大发议论。
9月12日，江青抢先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的嘴脸。”“我们党的一些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敌人做不到的。”“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江青运用大量含沙射影的语言有所指地说：“（宋江）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不成，功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像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你看嘛，主席对学习马列的指示这篇话，有的人就是不提。我刚才讲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啦，晁盖那个厅啊叫‘聚义厅’，晁盖托塔称王啊，他是造皇帝反的，他是聚义，像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儿商量大事啊。”“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9月17日晚，江青在大寨召集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等共100余人谈话。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江青仍然没有忘记抬高自己：“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她还把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批评说成是迫害她，造谣说：“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我这个人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要求在大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会议移回北京后，对此事作不了主的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对江青的放任放肆很不满，指示：
“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7页）
这“三不要”是对江青评《水浒》讲话的否定，打击了江青一伙利用评《水浒》打击中央领导的嚣张气焰。
邓小平：有人借这做文章搞阴谋
1975年8月21日，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刚过去7天。胡乔木就评《水浒》请教邓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明确回答：
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夏杏珍：《1975：文坛风暴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139页）
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记者。这时“四人帮”已经就评《水浒》大造舆论，首批“评《水浒》”的“重磅炸弹”已经发射出去。邓小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作了同回答胡乔木提问一样的答复。从而向国内外舆论界发出了跟“四人帮”不同的声音。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尽量多参加，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会议的主题是农业学大寨，全国普及大寨县，但江青“王顾左右而言他”，十分放肆，在会上口口声声说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大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她还许诺要给大家发她“评水浒”的讲稿，放她的录音。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正在会议上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江青的论调后，十分气愤，立即将她的言论写成材料传回北京，交给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吴冷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两人商量后，吴冷西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两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商量办法。此时学大寨会议已移回北京，邓小平也回到北京。胡乔木便和吴冷西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他们同时带去了9月5日《人民日报》和9月11日《文汇报》上刊登的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剪报。邓小平一看便知江青的用意，便说：这个讲话要立即送给主席看。要想办法用别的途径尽快送上去。邓小平还说：现在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
胡乔木、吴冷西、穆青商量通过唐闻生、王海蓉两人，直接把材料送到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很快收到了信件和江青讲话的材料。
此后，邓小平又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当面揭露江青一伙的阴谋。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当时，这是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机会。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关于“《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的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事先已经读过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汇报，气愤地说：
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9页）
邓小平等人及时的汇报，使毛泽东了解了江青等人借评《水浒》进行的活动。毛泽东不赞成“架空”说，不同意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这就使得“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受到阻止。
邓小平乘胜追击，在九十月间中央召开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公开揭露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谁人“做文章，搞阴谋”，显然是指“四人帮”。
9月27日，邓小平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10月4日，邓小平又在这个座谈会上插话，尖锐地批评“四人帮”在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割裂毛泽东思想，提出必须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邓小平还多次催促胡乔木，抓紧创办可以同“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相对抗的杂志《思想战线》。10月4日他收到这个杂志的创办报告后，当天就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立即批示“同意”。
邓小平此时强调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批评“百花齐放没有了”，催促创办《思想战线》，都含有与“四人帮”借评《水浒》兴妖作怪进行斗争的内容。
1976年春天，随着邓小平厄运的加深，“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策划的“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加紧攻击诬陷邓小平。4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名道姓诬蔑邓小平为“宋江”。5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再次诬蔑邓小平为“宋江式的投降派”。“四人帮”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到处“揪宋江式的走资派”，并且由揪一人到揪一层，再到层层揪。“宋江”一时成了“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打倒的干部的代名词，真是荒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周恩来：我不是投降派！
1974年秋，党中央决定召开四届人大。江青一伙以为时机已到，四处活动，妄图“组阁”，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江青“组阁”失败。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严厉批评“四人帮”，并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同时，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975年上半年，“四人帮”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反“经验主义”，又将矛头指向党内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干部，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五六月间，江青等人不得不作出检查，暂时收敛其气焰，以窥伺新的时机。
评《水浒》运动的开展，使“四人帮”一伙认为有了反攻的机会。他们把周恩来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
对于“四人帮”利用评《水浒》达到打倒老干部，进而篡夺最高领导权力的险恶用心，重病中的周恩来可谓洞若观火。“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就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周恩来。现在又利用评《水浒》来批所谓“架空”毛主席的政治局里的“现代投降派”，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事情。
这时，周恩来沉疴在身，已无力应战。他是政治经验异常丰富的政治家，开始当邓小平向他陈述“四人帮”利用评《水浒》搞阴谋时，他还只是把这些看成党内斗争的范围，不同意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随着“四人帮”进攻态势的明朗，他也深化了自己的认识，运用当时条件下可以采取的方式，对“四人帮”作出了坚定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