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政策，我们是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我们请毛先生来，就是要改正我们以往的过失，请毛先生来国民政府中任职。”
“哈哈哈哈，”毛泽东一阵大笑，“你是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你看任命我个什么官合适呢？不过我跟蒋委员长已经说过，光安排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解放区一万万人口都得有个妥善安排。我看你这个组织部长没有这么大的气魄吧！”
在引古喻今的谈笑中，毛泽东巧妙地对陈立夫给予了批评。最后，显得理亏气弱、窘迫无词的陈立夫，不得不尴尬地表示：
“对这次国共和谈，兄弟一定尽心效力。”
同样是“逼上梁山”的道理，毛泽东讲给“抗大”学员，讲给革命同志，是激励，是鼓舞，是兴奋剂；毛泽东讲给国民党，讲给反共顽固派，是揭露，是批判，是清醒剂。也许是大势所趋，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毛泽东讲话的震撼力，陈立夫这位顽固派似乎真的对和谈“尽心效力”了。重庆谈判结束，毛泽东回到延安的当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讲到陈立夫时说：“陈立夫表明是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4页）在和平谈判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上，死硬的顽固派转化为动摇的中间派，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指出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的，这就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罪行。那么，谁破坏重庆和谈，谁就是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罪魁。“逼上梁山”四个字，字字千钧，在毛泽东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它是“照妖镜”，它是“斩妖剑”。这句话讲清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关系，讲清了共产党人行为的正义性，也讲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
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还将“逼上梁山”这一农民运动规律，引入国际范围，用以观察世界趋势。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接见东邻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好10年，抗美援朝战争过去不久，中日两国在法律上还处于不正常的战争状态。毛泽东同议员访华团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在谈到“世界大战”问题时，他说：
“我可以说一句，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对他们自己也不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也没有殖民地，我们都不怕丧失什么东西，所以打世界大战只对他们不利。他们非常怕共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苏联共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许多国家共产。”
由此，毛泽东推论出一个新鲜的结论：
“从历史上看，共产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打仗，人民的精神就紧张，紧张的结果，就另外想出路。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24—225页）
毛泽东继续举例论证说：“还有一些非共产的民族独立国家，如印度、印尼及亚非的一些国家，也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就得到这么些结果。你们可以去调查，世界上确实有个苏联，确实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独立的印度等等国家。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讲我是扯谎的。虽然我不是个历史学家，但历史却明明摆在那里。当然，世界大战还是不打。”
对于世界大战，毛泽东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从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来说，我们反对战争，坚决制止战争的发生，“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从革命战争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有利于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来说，也不怕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并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打出一片和平友好的新天地。古人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司马法·天子之义》）在现代，也就是以革命的正义战争去制止和打垮帝国主义者发动的非正义侵略战争。
毛泽东认为，像水浒绿林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一样，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逼出来的。这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运动也是压迫者逼出来的，是合理的正义的，是天经地义的。不过，这种“逼上梁山”，压迫者不再是高俅、童贯、宋徽宗，不再是祝朝奉、毛太公和曾长者，而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国际法西斯，是战争狂人和疯子；被逼迫者不再是宋江、吴用，也不再是三阮二解和林冲，而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一切都是世界大战惹的祸。天罡地煞等魔王是洪太尉放出来的，共产党是世界大战逼出来的。
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20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这些地区有许多国家的人来中国“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当面寻求武装斗争的方法外，还不忘请教毛泽东是如何起来造反、如何成为革命战争大师的。毛泽东的回答基本上就是四个字：“逼上梁山。”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老朋友、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漫谈说：
“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胜仗。”（胡哲峰 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7页）
“那年”指的是1927年，“被逼”是指“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搞了十年”，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战争。
毛泽东的“梁山”首先是井冈山，他也是被“逼”上去的。
60年代，他多次表达过这个思想：
1960年5月3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朋友谈话时说：“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杆子了。”
1961年11月，毛泽东与拉美五国兄弟党学员谈话时说：1921年我党成立以前，比如说，在1920年，我们谁有一支枪？至少我是没有的，别人有没有我不敢说。后来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搞了北伐，打到了长江流域，但我们不知道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很蠢，包括我在内，就是没有了解蒋介石会那么厉害，在几个星期内，他一打就把我们打入地下。但这也很好。这一打，我们这些人就清醒了，没有路可走，在城市转入地下，在乡下拿起枪打游击。
1963年9月，毛泽东与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廉斯谈话时说：白色恐怖一来，工会、农会都被搞掉，我们毫无办法，只好拿起枪来同国民党打仗。事前没有准备，包括我在内，在那时以前也没想到过自己要去打仗。谁叫我去打仗的呢？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逼着我们去打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