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二）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1］？焉能为亡［2］？”（三）子夏之门人问交［3］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4］。我之大贤与［5］，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6］，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7］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七）子夏曰：“百工居肆［8］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八）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九）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9］，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十）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二十）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是以君子恶居下流［10］，天下之恶皆归焉。”（二十一）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B11］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二十二）卫公孙朝［B12］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B13］，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二十三）叔孙武叔［B14］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B15］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B16］，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B17］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B18］之云，不亦宜乎！”（二十四）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B19］见其不知量也。”（二十五）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B20］，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B21］之斯行，绥之斯来［B22］，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注释］［1］焉能为有：怎能说有这样一个人，意思此人对社会、他人不能发挥积极作用。［2］亡：同“无”。［3］交：交往。［4］嘉：赞扬。矜（jīn）：怜悯。［5］与：语气词，表假设。［6］亡：无，指不知道的事物。［7］切问：提问切身相关的问题。［8］百工：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肆：工场作坊。［9］俨（yǎn）然：庄重，严肃。［10］恶：憎恨。下流：下游，这里指因为非作歹而臭名昭著。［B11］日月之食：日蚀和月蚀。［B12］公孙朝：卫国大夫。［B13］文武之道：周文王、周武王的思想。［B14］叔孙武叔：鲁国大夫，名洲仇。［B15］子服景伯：鲁国大夫。［B16］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七尺或八尺为一仞。［B17］官：这里意为房屋、房间。［B18］夫子：指叔孙武叔。［B19］多：只是。［B20］知：同“智”。［B21］道：同“导”。［B22］绥之：安抚百姓。来：归顺。
［鉴赏］本篇所辑录的，很多都是孔子弟子的言行，这就表明了《论语》一书成于孔子诸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手中。他们言行所反映出的思想与孔子的观念相一致，都属于孔学范畴。在这些弟子们的言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它们是孔子弟子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子贡被称为孔子的四大弟子之一，他与孔子关系很密切。从《论语》可知，他的领悟能力极强，对孔子所说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孔子表扬他能“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第十五章）。子贡十分富有钻研精神，善于提问题，对孔子所说的颇多发挥。孔子有很多重要思想就是在回答子贡所提出的问题、或是在与子贡的交谈的时候表达出来的。
在《论语》的许多篇章中，都有子贡对孔子的具体生动而又传神的种种描绘。子贡是最早意识到孔子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伟大意义的。在本篇中，子贡对孔子的颂扬并非仅仅出自于学生对老师的敬仰而表达出的溢美之辞，也是一个有广博知识与卓越眼光的学者、政治家及外交家对相知甚深、切身感受到其思想、学问以及人格超绝的历史人物的一种传神的描绘。归纳起来，这些评价与颂扬主要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肯定了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往开来者。在第二十二章里，子贡提出孔子是文武之道的继承者。在儒家的话语之中“文武之道”就代表了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可见，他们所说的文武之道并非只是周朝建国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而是活在中国人心中、并被中华民族相沿成俗的文化传统。子贡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孔子却是学无常师，只要是有价值的无所不学，从而就把握了文武之道的根本精神，很好地继承了优秀的文化传统。 实际上，子贡是把孔子看成为孔子之前二千年古代文化最伟大的继承者、总结者以及代表者。
第二，肯定了孔子的思想、学术之博大精深，非普通人所知。子贡是个十分具有才干的人，他不仅有经商天才，而且善于辞令，擅长外交，所以孔子称他是一个很宝贵的器具（见《公冶长》第四章），又说他通达，从政没有什么困难（见《雍也》第八章）。子贡具有这么多突出的才能，无怪乎本篇第二十三章中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要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的回答用及肩之墙作为自比，而以数仞之墙来比作孔子，这不是出于自谦，而是基于他的自知之明以及对孔子思想意义的深切认识而作出的比喻，这样的比喻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子贡的才能较多地表现于处理实际事务以及思考问题的敏捷，自然易于察知，而孔子的思想则关系到国家治理、理想社会关系的确立以及文明的繁荣，还涉及到了人文学科主要领域基本的理论问题：探索了人生的意义、人性所固有的弱点、邪恶的根源、各种完善人格的途径、理想的精神境界以及富有智慧的思维方法。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阅历以及认识水平，对于孔子的思想和学术就会摸不着头脑，诚如子贡所说的那样“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第三，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子贡将孔子比喻为日月，因此将他的地位提升到了极端崇高的地步。显然，这种说法反映出了一种个人崇拜的情感，如果撇开子贡此说的消极作用，那么，可以说子贡预见了孔子在东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史上的特殊的地位。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者、作为后来数千年东亚文明发展的精神导师，在东方世界是无人能与其相匹的，以至于当今西方战略家用“儒家文化”的概念来概括整个东亚文化传统，把它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并列，将它们视为当今和未来世界最有活力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而儒家文化则在英文中被写为“confucian Culture”，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孔子主义文化”，这正是对孔子历史地位的一种承认。就这个角度看来，子贡对孔子的评价，正好显示出了他非凡的眼光与见识。
尧曰（一）
尧曰：“咨［1］！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2］，允执［3］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4］：“予小子履敢用玄牡［5］，敢昭告于皇皇后帝［6］：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7］，简［8］在帝心。朕［9］躬有罪，无以万方［10］；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B11］，善人是富。“虽有周亲［B12］，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B13］，审法度，修［B14］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B15］。
（二）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B16］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B17］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B18］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B19］谓之暴，慢令致期［B20］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B21］。”
［注释］［1］咨（zī）：感叹声，表达赞美之意。［2］历数：古代帝王传承的次序。尔躬：你的身上。［3］允：真诚。执：坚持，实行。［4］“曰”之前应当有“汤”字，汤即商开国之君。以下引文为《尚书·商书·汤诰》之辞。［5］予小子：商汤祭天时自称，意为天的儿子。履：商汤的名字。玄牡（mǔ）：黑色公牛。［6］皇皇：伟大。后：君主。帝：这里指天帝。［7］帝臣：指夏桀。不蔽：意为不隐瞒（夏桀的）罪行。［8］简：阅，这里意为明白。［9］朕（zhèn）：自指，意为我。此句是条件句，表示假设。［10］以：这里意为责怪。万方：天下四处八方，指天下百姓。［B11］赉（lài）：赏赐。［B12］周亲：至亲。自“虽有周亲”至“在予一人”为周武王所说，见《尚书·周书·泰誓》。［B13］谨：谨慎地检查。权量：指度量衡标准。自“谨权量”三字以下可以理解为孔子的言语。［B14］修：这里意为恢复。［B15］说：同“悦”。［B16］斯：就。［B17］屏（bǐng）：去除。［B18］泰：庄重。［B19］戒：准备。不戒视成：不事先做好准备，而期望立刻成功。［B20］慢令致期：不及时下达政令，却限期完成任务。［B21］犹之：同样，反正要。与人：给人物品。出纳：给出。吝：吝惜。有司：负责具体事务的小官吏，这里指负责财务的小官，用以比喻吝啬。
［鉴赏］在《论语》的最后一篇里，孔子首先总结了古代的政治思想。第一章的前半部按照历史顺序，依次引用了古代圣王的话语，这实际上是以孔子“述而不作”的方法来表达出他的政治理念；后半部则提出了孔子的整个治国大纲。他的政治理念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爱民思想，具体来说，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要富民。尧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后，尧的继位者舜又将这一教诲传给大禹，《论语》之中，以此来强调富民是古代圣王所世代相传的政治理念，而“天禄永终”之说则是对所有统治者的严厉警告，明确指出如果不实行富民之策，使得百姓穷困，就将会造成失位亡国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理念在孔子所提出的治国大纲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其中特别重视的第一、第二条就是“民、食”。而在第二章里，孔子又反复重申了这一理念，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将把它列为从政所必须遵从的“五美”之首。所有的这些，都充分地揭示了富民理念在孔子的政治学说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次，要宽和施政。《论语》里经常提到宽容与温和，这不仅只是个人的美好品质，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应有的态度，更重要的还是孔子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意义。宽和施政的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各国实行的苛政这一现实提出的。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因此他竭力提倡宽和的政治以反对严刑峻法和苛捐杂税。在本篇中宽和的政治理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展开。孔子提出，政策的实施、官役的派遣、法令的执行都不能祸害百姓，都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第二章中他主张“择可劳而劳之”，就是选择百姓愿意、能够做的事让他们去做，以为如此才会“劳而不怨”。孔子十分憎恨统治者事先不做好充足地准备，却要求立即成功；不能够及时地下达政令，却反而限时要求完成任务，如果百姓稍有延误，就会对其施以惩罚，孔子十分愤怒地将其斥之为“暴”、“贼”。
再次，要尊重百姓。在第二章里，孔子要求那些具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人切不可因此而自傲。他们待人的态度一定要庄重，而不能傲慢。遇到管辖范围内的百姓，不论他们人多还是人少，不论他们势力的大或小，都不可怠慢他们。这就是强调要尊重普通人的人格。
最后，强调了执政者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在第一章里，孔子精心选择的古代文献里远古英明的圣王都会主动承担治国中出现问题的罪责。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公也表示了与此相同的态度，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些说法与孔子关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路》第六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也能反映出孔子的政治理念。后世帝王时常有下“罪己诏”的做法，虽然很多都是官样文章，但也反映了孔子这一政治理念的影响所及。当然，它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像唐太宗这样的一些君主，最终能够接受大臣的直谏，反省自身，主动承担政事责任，并加以改正，从而形成了国家繁荣的局面。
孔子并没有提出过民主的政治理念，但是他强调的爱民的仁政思想却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去弥补缺乏民主思想而造成的缺陷，减少由于君主专制主义而带来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