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格认同危机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人格（自我）的分化以至分裂。这构成当代中国人建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第三个“难题”。弗洛姆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19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20世纪，不人道系指分裂对立的自我异化。”①人格的分化与分裂属于“何种人格”话语的形式性维度。我们可以从个人和社群两个角度分述。
从个人的角度说，多重人格趋于分裂的现象在当代越来越严重。人格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具有表演性、外在性的特点，又具有本真性、内在性的特点。在大众面前表现的是一种显性人格，具有表面化的特点，有时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自己独处或在私人交际圈里表现出隐性人格，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或许只有自己或少数几个人了解他的人格，有时候可能连他本人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格。显与隐、内在与外在的错位很容易滋生多重人格。在他人面前，表演性人格表现得比较从众，随大流，开放，乐观，尽量塑造出一个容易被大家所认同的人格形象。在面对自己或知己，本真性人格表现得比较真实，他会倾诉自己的苦恼，展示自己深层的心理，或者是阴暗的，或者是光明的。社会上出现许多贪官，他们身居要职，在大会上讲得头头是道，满嘴讲的是官样文章，什么反腐倡廉，什么为人民服务，可是在背地里，在私人场合里，干的却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干的是祸害百姓的丑事。这些人是典型的表演性人格与本真性人格分裂的当代例子。
从社群的角度说，社群所持的人格认同与个人所持的人格认同之间的裂痕在当代越来越大。一个社群有一个社群提倡的价值原则与取向，它们构成这个社群所希冀的整体人格认同，对个人的行动有引导和激励的作用。然而，每个个体往往有自己的人格认同和价值取向。在传统社群里，个体与社群的价值取向常常是一致的，发生冲突的情况比较少。中国传统家族与“天下”是价值共同体，儒家价值原则整合了人们的意志与思想。可是在当代社群中，文化、价值选择的多样化日益成为事实，人们尊重每个个体的价值选择权利与人格取向，这些认同与取向很可能与社群的价值原则和集体认同相冲突，或者说不一致。
人格的分裂不同于人格的分化。分裂是危机的表现，分化则是一种常态。人格的分化可以从多种视角来理解，例如一个人的人格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层次，如冯友兰讲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等不同的境界层次。平民化自由人格承认人格分化的事实，但试图克服分化中隐含的分裂倾向，防止由人格的分化向人格的分裂转折，进而强调自由人格是一种和谐的人格，是知情意、真善美的整合。人格的分化和人格的整合作用内在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套用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平民化自由人格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人格，既承认人格之间、人格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分化与差异，又承认差异之上的人格和谐。如果人们能够正视人格分裂的危害性，以分化与整合相统一的视角考察当代人格的认同危机，和谐的自由人格的培育就大有希望。
①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91页。
第四，“何种人格”的过程性层面：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之间的辩证关系。
“谁之人格”的主体性规定和“何种人格”的实质性与形式性规定都是对平民化自由人格的静态描述，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剖析“何种人格”话语的过程性维度，则是把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建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与建构性的过程。
在当代，由于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作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几乎销蚀而尽。这种销蚀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因为理想和现实既可以在时间范畴内被理解为未来与现在，也可以在空间范畴内被理解为可能性场域与现实性场域。理想与现实之间距离的拉平，预示着未来与现在、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隔阂的消弭。这样，世俗化的现实人格成为人们的“理想”人格目标。这个目标在当代有其合理性。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个人首先是一个感性化的、现实的存在者，现实的需求和感性满足是个人生存的首要条件。这个事实反映到人格话语上，个人追求的首先自然是一种现实的人格。当代人注重的是当下的感受，看重的是今天的生活。这种人格可能有缺点，但是很真实。然而，关注人格的现实性维度的背后隐藏着当代人格认同危机中的主要问题，那就是：人格的理想维度多少有所忽视。人们满足于现实的人格，把现实人格确认为理想人格。因为理想就在当下，就在现实之中。当代人的这种人格追求与古典的人格追求恰好相反。古代儒家的圣人人格纯粹是理想人格，现实人格没有价值地位，只有比照理想人格标准才有意义。当代人认现实人格为理想人格，实质上是对理想人格的取消。这是当代中国人建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第四个“难题”。
从理论上看，走出上述危机的一个途径是重新界定当代的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视自由人格为现实人格与理想人格的辩证统一。它既指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企及的人格，又指它具有终极关怀的意味，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平民化自由人格的这一辩证品格为当代人格建构中的理想与现实脱节现象提供了支援。
在终极的意义上，平民化自由人格标识的是一种境界，一种存在的意义域。徐复观指出：“在人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不能完全诉之于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这种不能完全诉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并非等于不真实，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场来讲，或许这些东西即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①人的精神境界就属于这种“只能由心灵去接触”的东西。它既是理想的，以一个终极性的、超越性的尺度照看与批判现实人格；它又是现实的，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和世代生成经验中可以感受到的，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可以体会到的。自由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在自由人格境界的动态提升过程中，现实人格以理想人格为指向，并不断逼近理想人格，“由凡入圣”；理想人格以现实人格为落脚点，并不断通过实践转化为现实人格，“由圣入凡”，两者呈现出互动的、互相生长的辩证境况。
从过程性层面看平民化自由人格，说明人格境界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用弗洛姆的术语来说，是“生产性”的；不是消费的，而是享用的，不是制造的，而是创造的。现成的人格境界是死的，是等待填充的道德“容器”。生成的人格境界是有生命力的，总是趋向新的可能性，开辟新的自由境域。简言之，本真生命是自由人格的表达。生命以日常生存与世代生成两种方式展开，人格境界的生成同样体现这两方面，不仅体现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体现在世代生成之中，不断指向开放的可能性。
①《徐复观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第191页。
当代人的意义世界的重建需要有一个安顿之所。人格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寓所。人格凝聚着多向度的意义域。对意义世界的探究自然落实到对人格建构的探究上。现代平民化人格的建构直接关联着当代人格的认同危机，这种关联孕育着新人格建构的可能性维度。对平民化自由人格所昭示的意义世界的发掘与阐述，为当代中国的新人格建构与意义世界的建设提供一个思想源头。因此，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不仅仅是当代人格建构的一个参考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一话语已经凝结成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一部分，它在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并将继续发挥影响力，而且成为当代中国人人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与典范。
前面的分析表明，当代平民化自由人格是包容了英雄化人格在内的平民化人格，是包容了个性化人格在内的自由人格，是包容了人格分化可能性在内的和谐人格，是包容了现实人格在内的理想人格。这四重人格形象构成了当代中国平民化自由人格建构的总体“骨架”，勾勒了“谁之人格”、“何种人格”的自由人格图像。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必须正视这个平民化自由人格话语。我们也许无法绕过它，但一定可以发展它，超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