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一直在思索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对话”问题，本书即是这一思索的小结。
“对话”在这里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是在多重层面展开的。随着近代外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学开始被迫与外来文化、文学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在不平等状态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讲，是弱者被侮时一种本能的话语反应，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话。这种无规则的不平等对话，打乱了中国文学的既有格局，激起了其深层结构的巨变。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文学也就随之由本能反应转变为主动应对，并在主动应对中开始积极吸纳、调整与创造。
这种调整与创造进而引起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对话，也就是新兴的20世纪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话，以及20世纪文学内部的对话。而文学是人学，文学与存在本身的对话，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如果说古今中外文学对话是外在结构，那么，个人与民族国家、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存在的对话则是其内在维度与本质范畴。本书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复杂的对话关系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我师从龙泉明先生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完成的。先生不幸于2004年初驾鹤西去。一年来，独处或深夜醒来，脑海里常浮现先生仁厚的身影，当年向先生问学时的种种情景无不依稀眼前。先生的教诲、告诫犹在耳边。
一年来，我的心情沉痛而孤寂，常常独自在珞珈山徘徊、思索，自我对话，书中“存在之思———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新论”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的，它既是与诗人的一种共鸣，一种文本揭示，亦是一种自我言说与拯救。所以，本书不仅记录了我从先生的问学之路，包含着先生的睿智，而且见证了先生仙逝后我的心情，在此谨将它献给先生，感谢他多年的教诲，并纪念我们的师生情感。
本书的出版与武汉大学文学院领导的关爱分不开，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2005年3月于珞珈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