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取舍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相关。当时，外国文学因两大阵营的冷战，被简单地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与资本主义阵营文学，而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决定了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警惕与排拒，对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文学的认同。另一方面，与民族国家话语有着内在的关联。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民族心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建国初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态度与这一心理相关，既想了解学习，又害怕被西方文学话语所控制，害怕民族国家话语因此变得模糊，于是不得不与之保持距离。不仅如此，由于1950年代初新中国还比较弱小，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势必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与孤立中，为捍卫现代民族国家利益，强化民族国家话语，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文学关系，译介其文学，也是巩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潜在策略。由此可见，建国初在外国文学取舍态度上，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状态，其功能指向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二重话语共同作用下，建国初外国文学译介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注释：①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9～46。
②《〈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1）。
首先，欧美文学虽仍有译介，但大都为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不完全统计，1949-1953年翻译出版欧美古典文学著作的主要情况是：德国28种，英国39种，法国96种，美国38种①。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②这是由于欧美除东欧外，大都为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现当代文学所言说的现代性，与新中国所追寻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间相矛盾，其资本主义特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建设，所以新中国文学不可能不与之保持距离，持警惕态度，只能有选择地译介那些远离或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品。
其次，加强了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交往，译介了他们的不少作品。③这是因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政治上隶属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的命运与中国颇为相似，多少年来深受西方压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所以，他们的现当代文学的基本话语，与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颇为相似，于是建国初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学关系。但由于这些国家相对于中国而言，文学不发达，译介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进团结与友谊，而并非文学艺术的借鉴，译介、交往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关系。
注释：①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
②参见卞之琳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5）；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
③参见《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
再次，全方位地翻译、介绍了俄苏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建国初，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出版社都加入到了对俄苏文学的翻译中，所译作品无论数量还是类型，均是空前的，其中90%是苏联文学。“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种重要著作不曾被我国翻译家译介过来的，许多重要作家的多卷集也开始出现。”①在建国后的7年中，“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文学作品。”②俄国古典文学虽仅占俄苏文学翻译种数10%左右，但在1949-1953年也达114种，而仅1953年就有47种③。这些作品，从主题上看，均属于那种有助于新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作品。
在大量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同时，苏联文坛重要的政策、理论性文本及其精神，也被介绍进来。1946-1949年，联共（布）中央为加强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做了一系列的决议，如《关于〈鳄鱼〉杂志》、《关于〈旗〉杂志》等，它们在40年代末就被译成中文，在1951年底开始的文艺运动中，它们与日丹诺夫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1930年12月12日给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信等，被指定为专门的学习材料，得以介绍。另外，195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对歌剧《波格丹·赫美里尼茨基》和乌克兰诗人普罗柯菲耶夫的批判言论，也被及时地译成中文，一同作为新中国文学构想与发展的参考。
注释：①②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347。
③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
1952年底，苏共19大召开，中国《文艺报》1952年第21期便转载了马林科夫等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报告，在转文前还加了《编辑部的话》，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尤其应该着重地认真地学习”。同期，还专门刊发了冯雪峰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介绍并倡导苏共19大关于文学艺术的精神。而此前《人民日报》10月7日社论《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也强调了马林科夫的报告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在苏共19大文艺精神影响下，1952年底，周扬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①，要求作家们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旗帜，以创造新中国文学。紧接着，1953年第2次文代会便仿效苏联，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以行政的方式加以推广。
注释：①该文是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的，刊于该杂志1952年12月号。
②冯雪峰：《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文艺报》1952（21）。
③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他》，《文艺报》1953（24）。
④参见敏泽：《对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文艺报》1953（6）；李何：
《苏联文艺界讨论典型问题》，《文艺报》1953（15）；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
他》，《文艺报》1953（24）；等等。
不仅如此，《文艺报》1952年第21期还重点转引了马林科夫在19大报告中对于典型的界说，诸如典型“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必须创造正面的艺术形象”，等等。1952年，冯雪峰在《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②中称引了这些话，第二年又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③中加以倡导。紧接着，1953年周扬在第2次文代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进一步介绍、倡导了马林科夫的典型理论。这样，马林科夫的典型观，在这一时期，被中国的“典型”论者奉为圭臬，典型亦如苏联那样，被概括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典型创造被简化成为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④严重地影响了建国初典型人物的塑造。一时间，只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成为文学的基本特征，人物间的性格冲突被萎缩为好的和更好的冲突，蔡田曾经将这种倾向概括为苏联文学无冲突论的暗流。①
〈二〉1950年代中期的焦虑与反思
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排拒，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认同、择取，如上所论，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二重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二重话语相统一的一个基本诉求是：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既应有助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性质的获取，又能保持、强化文学的民族性，使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所以，建国初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反复言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吸取外来社会主义文学资源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学的独立性。②
然而，建国初外国文学译介的实际情况却背离了这种理性认知。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认同，民族国家话语主要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表述自己，自我言说的空间日益狭窄，以致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事实上成为取舍外国文学的直接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至于文学话语，更是被漠视。于是出现了上面所论述的，排拒欧美资本主义文学，全方位译介苏联文学的情形，以至于建国初文学全面模仿苏联。这种倾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话语因在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言说空间日益逼仄乃至丧失而致的焦虑与反思。
注释：①蔡田：《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文艺报》1957（8、9）。
②参见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1.11。
民族国家话语的焦虑与反思。全方位译介苏联文学，一切仿效苏联，以苏联为楷模、为旗帜，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弱化，民族形象日益模糊，于是，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由建国初的统一而走向分离，一种以中华性为诉求、惟恐民族国家话语丧失的焦虑出现了。这种焦虑意识，首先是由民族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表露的。据说在第二次文代会筹备期间，有人曾主张取消文联，因为苏联不设文联；主张效法苏联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作者协会等，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主张作家协会会员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作的挂名者，不予登记。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他反感事事模仿苏联。①
到1956年，这种惟恐民族国家话语变得模糊乃至丧失的焦虑，演化成了一股反思潮流。这年5月，陆定一在阐释双百方针时特别指出：在学习苏联的时候，要有“民族自尊心”，“决不能做民族虚无主义者”，②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焦虑感。这种焦虑使他意识到双百方针应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③这里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所以他实际上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统一的重要性。该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时指出：“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④在他看来，民族话语不仅不应该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相反应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任何意识形态话语只有与民族利益相统一，或者说被讲述到民族主义话语中，才能取得合法性。又如周扬1957年说：“社会主义文学只能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它必须批判地继承民族的传统，具有民族的风格。”①在他看来，民族性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这种焦虑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思，在那几年外国文学译介中被不断地言说，事实上已经演化成了一种自觉的政治话语。
注释：①参见李辉：《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277。
②③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9～27。
④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26～232。
文学话语的焦虑与反思。所谓文学话语，指以文学为本位、为出发点与归宿的话语。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苏政治关系的一种仪式，文学话语边缘化，乃至完全失去了言说空间，文学关系变成了一种政治关系，严重地影响了现代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于是文艺界出现了一种对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文学命运的焦虑与反思。这种焦虑与反思最早见于当时对外文学窗口《译文》杂志。该刊1956年4月号以《读者·作者·译者·编者》为题，综述了读者意见，诸如：“‘译文’介绍外国文学的面还不够广，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方各国的文学，介绍得太少”，应用“适当的篇幅有系统地重点地选登一些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同时也在人类生活中曾经起过重大影响的古典作品”，这里表达的是一种要求以文学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外国文学介绍的立足点与目的的意思。1957年5月在《文艺报》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罗大冈、王佐良、朱光潜、袁可嘉等提出了应加强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认为只译介苏联文学，“会使我们自己吃亏的，使得我们目光狭窄”，认为“对西方文学的忽视，正是新文学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②。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用拉丁文写了一项声明，要求研读拜伦的诗篇，而不是没完没了地介绍、学习苏联二流作家的作品。①
注释：①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2.28。
②《打开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文艺报》1957（12）。
这种文学话语的焦虑与反思，不只是一种个人化言说，在主流话语中也被不断地表述。周扬1956年在作协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的东西决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全部，这只是要学习的一部分；我们要向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要向我们的老作家学习；要向世界的文学学习”；他认为外国文学介绍、学习应从政治意识形态轨道回到文学本位上来，“现在青年中有这样的倾向：只看苏联的书，对中国旧东西知道得很少，有的不知道《西厢记》是什么”，“一开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见我们对传统的东西是太不重视了”；因此，他指出，“你们如果写成《水浒》那样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成功，如果写成苏联的小说那样，就是你们的失败，因为那样写就不能表现中国的现实。尤其艺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要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风格。”②文学话语依托民族国家话语而被言说。这种言说特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策略，因为在当时文学话语是无法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相抗衡的，它只有借助于民族国家话语的力量，才能获得合法性。
注释：①参见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47。
②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254～276。
〈三〉195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