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虽仍对日妥协抱有幻想，但毕竟提出最后限度，“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较之以前的一味妥协退让，确实有了进步。
国民党五次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出现了新动向。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对他的“对华三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并宣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成。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1936年3月中旬，外交部长张群就调整两国关系问题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了4次会谈，晚确提出，中日邦交调整要从东北问题谈起，使中国恢复领土完整。
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日交涉问题指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分裂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分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条约，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若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届时“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中国共产党关注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国民党内外政策有所变化，但反共立场仍未放弃，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因此，共产党自1936年开始，逐步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实行有条件的联蒋方针。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王稼祥与红军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民党抗日，“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9月17日，中共中央及时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国共两党政策的变化，带来了双方进行接触和谈判的好势头。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几条渠道寻求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这几条渠道是：派人去苏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系；从南京通过谌小芩直接与中共北方局、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这几条渠道沟通了国共两党的联系，双方在合作抗日的要求和条件上，互相试探，了解了对方的意图。虽然尚没有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但为双方的会谈做了准备。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前往上海，直接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会谈。潘汉年随身携带4个重要文件：即周恩来于9月22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的信；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周给二陈的信中，批评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调胡宗南部入陕，阻挠红二、四方面军出征抗日前线，要求二陈“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毛泽东起草的《协定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任务，完成任务的步骤方法，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等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初次谈判。11月19日，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再次晤谈，就双方合作抗日的条件进一步作了商谈。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此时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联蒋抗日”政策视为软弱的表现，认为共产党是为摆脱困难的处境才急于向国民党妥协，因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收编、瓦解红军，并且为配合谈判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企图消灭红军。结果，从1935年冬到1936年冬国共两党的多次秘密接触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不久，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转为公开。
在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更为实务的措施逼蒋抗日。毛泽东曾先后致函宋庆龄、蔡元培等国内70多位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挺身而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联合南京以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逼蒋抗日，如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两广的李宗仁、李济深、陈济棠，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收到显著成效。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西北军总司令杨虎城，最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局势为之一变。
1936年冬，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庞大兵力集结陕甘，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诚“剿共”。蒋威逼说，如不“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西北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将张、杨逼上绝境。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商定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月10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几经“哭谏”、“苦谏”无效后，实行“兵谏”，派兵在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等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了。同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等八项主张，并致电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支持蒋介石的英美，担心此时中国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遂主张和平解决事变。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指蒋介石）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
日本对西安事变如何发展，一时尚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极不愿看到南京政府与张、杨妥协。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推测，西安事变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并侵害帝国侨民的安全的权益”，要求作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手段”，并阻止各国乘机对“远东和平”的干预。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因西安事变达到极点。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担心蒋介石性命不保，英美派会失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决定不顾蒋介石的死活，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16日，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15个师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又电召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局势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