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穹宇北面的祈年殿，是天坛的象征。它坐落在高出地面四米的“中”字形基座正中，造型独具风采。殿按“敬天礼神”的“天数”而建，为三层雕檐、圆形攒尖顶、上屋下坛的构造形式。下有三层圆形石台基，四面出阶，上有三层湛蓝的屋檐。石台前设祈年门，左右有配殿，圆形攒尖顶逐层收缩似与天相接。殿顶上的蓝色琉璃瓦，逐渐向上收拢，富丽堂皇。在三层台基的烘托下，大殿“超然在上，傲视凡间于足下”。攒尖瓦顶托举着金光熠熠的鎏金铜宝顶，直冲云天。凝重、和谐的形象孕育着无穷力量，环境在这里只是一片空旷，使主体建筑被衬托得异常醒目。大殿全部为木结构，不用大梁长檩，而用二十八根楠木大柱与三十六根枋桷衔接支撑，结构雄伟，架构精巧，内部空间层层上升，向中心聚拢；外部的台基和屋檐层层收缩上举，造成了强烈的动感，显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构思，在我国古代建筑中为人所称道。殿内饰以龙凤和玺彩画，殿顶蟠龙藻井雕刻精工。与藻井相对的地面中心，是一块圆形有天然花纹的大理石，上面有一条游龙和一只翔凤，俗称龙凤呈祥石。此石上的天然花纹原是很清晰的，1889年大殿失火后花纹便模糊不清了。祈年殿没有像通常的传统建筑那样用高围墙封闭起来，而是用高度仅为1.8米的矮墙环护。三层洁白的台基把大殿高高托起，院子地面高出院外地面4米，院外高大茂密的柏树林仅露树冠，大殿“超然在上，似有凡界尽在脚下之感”，“进入视线的仅仅是矗向天空的祈年殿与其上的冥冥青天，以及其下的色调深沉的大片柏林，静谧、肃穆，与天接近之感不觉油然而生”。以单座建筑创造动人心魄的感染力，在中国恐怕当属祈年殿了。
与祈年殿位于同一直线南边尽头祭天的圜丘坛，又叫祭天台，是洁净晶莹、逐级内收的白石砌的三层圆台，象征“天圆”。圜丘坛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用蓝色琉璃砖和汉白玉石建成，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又加以扩建，坛面改为艾叶青石。这种青石细腻润滑，坚硬耐久，是从北京房山采挖的。这些石板大小形状相同，而且拼合得严丝合缝，密不容针，200多年来依然水平如镜，没有上翘下沉的现象发生，足见当时工匠们设计的精妙、技艺的高超。坛中心的天心石（太极石）以极具声音科学的设计，使人站在此处轻声说话就会有回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清晰响亮，犹如天音传扬。而站在圆心以外说话或聆听，则没有此种效果。造成这种奇妙现象的原因是：从天心石发出的声音传到四周石栏后被迅速反射回去，而从发音到声波被反射回来仅0.07秒，很难分清原音和回音，原音和回音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年皇帝站在天心石上，四周寂静无声，只有自己响亮无比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仿佛自己正与上天对话，内心一定充满了庄严、自豪与神圣之感。
祭坛圆台与四周两重环护墙，从尺度对照上衬托出圜丘的宏伟，从视觉上把祭祀空间扩展到林野之中，十字对称的造型象征着绝对稳定的天极，平展的台面是窥天之窗，圆是天的化身。昔日每年冬至的黎明时分，旷野昏暗，红灯高悬，烟气蒸腾，林海沉沉，这时的圜丘台上充溢着神秘与浪漫，正与想象中的“天”合为一体。在这里，圜丘坛与祈年殿的上升气度，恰成对照，二者结合则代表了崇高、纯洁、浓烈、清淡，一切与天有关的概念在这里汇集成严密协调的整体思维。
皇帝祭天前沐浴和斋戒的斋宫，坐西朝南，平面正方，两重宫墙严实遮掩，两道御河突出“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气概，俨然一座“小皇宫”。斋宫共有房屋60多间，主要有正殿、寝宫、钟楼等，布局严谨，结构规整。正殿气宇轩昂，立于台基之上，红墙绿瓦，对比鲜明。大殿面阔五间，是拱券形砖石结构，没有一根梁枋木柱，技艺超群，手法精湛，被称作无梁殿。殿前丹墀上一左一右两座石亭子。右边放置时辰牌，报告时间。左边放置斋戒铜人，在皇帝斋戒期间亭子内放一张方几，上罩黄云缎桌衣，其上置铜人像一尊，铜人双手捧着写有“斋戒”二字的简牌，让皇帝“触目惊心，恪恭罔懈”。大殿后是寝宫，为皇帝斋宿的所在。
我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文化象征意义，天坛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构建的建筑典范。在建筑设计思想上，从形态、数字、色彩三方面充分体现了它的祭祀功能和精神意义，透露出深刻的文化内涵，每一处建筑的设计都与天地息息相关，如对“数”的运用，天坛大殿内大柱就是按照天象而立：内层中央四根龙柱代表春、夏、秋、冬四季；第一层屋檐的十二根檐柱代表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中层十二根楠木柱代表12个月；两个十二相加象征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三层相加二十八代表二十八星宿，再加柱顶八根童柱象征三十六天罡。又如，我国古代将一、三、五、七、九等单数称阳数，阳代表天，故为“天数”，“九”又为天数之最高最大，因此，祈年殿殿高九丈，取“九九”阳极数之意。殿顶周长三十丈，表示一个月有三十天。圜丘坛也是合一定“天数”的：平台铺石数目从第一圈至第九圈都是9的倍数，四周栏杆数也是9的倍数；坛的每一层环绕的石板栏上层七十二块、中层一百零八块、下层一百八十块，共三百六十块，象征周天360度，同时，各层之数都是“九”的倍数；从坛中心太极石向外三层台面，每层铺设九圈扇形石板，上层一圈九块、二圈十八块、三圈二十七块，直到九圈八十一块（九九归一）；中层从第十圈到第十八圈、下层从第十九圈到第二十七圈，一共有三百八十七个“九”；坛面的直径，上层九丈、中层十五丈、下层二十一丈，一共四十五丈，象征“九五之尊”。天坛北沿为2弧形，南沿与东、西墙成直角，呈方形，北2南方，象征着“天圆地方”的观念。圜丘坛初建时，坛面为蓝色琉璃砖，皇穹宇、祈年殿、皇乾殿等建筑的屋顶都用蓝色琉璃瓦，这些设计都是以蓝色象征天空。
北京地坛
北京地坛，坐落在北京城安定门外，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地祇的所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修建的，同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坛庙建筑，更是中国历史上祭祀时间最长（15位皇帝在此连续祭祀长达381年）的坛庙建筑。
土地祭祀，是仅次于祭祖、祭天的国家大典，周时已有此制度。北京地坛分内坛和外坛，以祭坛为中心，周围建有皇祇室、斋宫、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等。皇祇室，在南门外，坐南朝北，是平时供奉地祇神牌的地方；斋宫，是皇帝祭祀前斋戒、沐浴的场所；神库，存放祭祀器具；神厨，置备祭品；宰牲亭，用来宰杀牺牲，供奉神灵。地坛占地半顷，仅为天坛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高度不及一层楼的坛台，乍一看去，似乎给人以矮小、简单之感，但在看似一无所有的表象下，却隐含着象征、对比、透视效果、视错觉、夸大尺度、突出光影等一系列建筑艺术手法和古代建筑师们的匠心巧思。
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46流长，因此，作为祭祀地神场所的地坛建筑，最突出的一点，即是以象征大地的正方形为几何母题而重复运用，从地坛平面的构成到墙圈、拜台的建造；一系列大小平立面上，方向不同的正方形的反复出现，与天坛以象征苍天的圆形为母题而不断重复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重复的方形，不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且还创造了构图上平稳、协调、安定的建筑形象，而这又与大地平实的本色保持一致。
按照中国古代天阳地阴说法，地坛坛面石块设置均为阴数（双数）：中心纵横各六块共三十六块大方石；围绕中心的上台八圈石块，最内圈三十六块，最外圈九十二块，每圈递增八块，共五百四十八块；下台同样八圈石块，最内圈一百块，最外圈一百五十六块，亦每圈递增八块，共一千零二十四块。地坛建筑的空间处理是其突出成就，全坛最大限度地去掉周围建筑物上一切多余部分，使祭台得以最精炼、最简单地凸现，再配以方形平面，使得重复构图创造出中心体量不高的方形祭台却显得雄伟异常、气魄非凡的视觉效果和气象。尤其是当祭祀者“皇帝”越走近祭台越觉得“自己”高大，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心理节奏，产生君临大地、俯观尘世的感受。
地坛空间节奏的完美处理，是其建筑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全坛主要运用了两个建筑艺术手段：一是最大限度地去掉周围建筑物上一切多余的部分，尽可能地以最简单、最精炼的形式突出方形祭台，形成一个高度净化的环境；二是巧妙运用空间节奏处理，两层坛墙有意垒砌出不同高度，外层比内层高出了将近1倍。两层平台台阶宽度更差异明显，上层台宽3.2米，下层台宽3.8米。以加大6远景、缩小近景尺寸的手法，充分运用透视深远的效果。地坛建筑除重视视觉上的节奏感之外，还重视人的感觉，特别是脚的触觉。中国建筑历来重视地面的铺设和道路、台阶的远近曲直，以产生出一种特定的意境或气氛。地坛空间距离，从一门到二门，二门到台阶前均为三十二步左右，两层平台都是八级台阶，上两层平台又是三十二步左右。这使人的脚步自然而然将触觉节奏转化成心理上的感觉节奏，舒畅的平步青云之感便油然而生，自豪于君临大地、统治万民的法统地位。如果说天坛建筑以突出天的至高至大为主，祭天者被放到了从属的地位，那么地坛建筑则表现了大地的平实与辽阔，突出了作为大地主人的君王的威严。
地坛建筑色彩运用也颇具匠心。全坛只用了黄、红、灰、白四种颜色，却完成了象征、对比、过渡，起到协调艺术整体、营造气氛的作用：祭台侧面贴黄色琉璃面砖，既标明其皇家建筑规格，又是地祇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除了九龙壁之外，很少见到这种做法）；黄瓦与红墙之间以灰色为过渡，体现古代宫廷建筑常规的形制；整个建筑物以白色为主并伴以强烈的红白对比，宣扬了帝王“与民同乐”的亲民重生的旨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红墙庄重、热烈，汉白玉高雅、洁静；红色强调粗重有力，白色如轻纱白云，富有变幻的光影和宜人的质感；红色在视觉上近在眼前，象征尘世，而白色则透视深远，象征苍天。它们的强烈对比加强了祭坛环境透视深远的效果，远方苍松翠柏的映衬，又使祭坛的轮廓十分鲜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第二节中国庙祠建筑
一、中国庙祠建筑起源
《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可见中国是将庙祠建筑居于重要的地位。甚至皇家宫殿都形成“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将祖宗置于社稷（国）之上，以强化中国“宗法血缘”礼义的家天下文化传统。中国庙祠祭祀文化，包括皇家太庙祭祀、臣民宗庙、祖庙祭祀和先圣、神灵祠庙祭祀等。民间一般统称的“寺庙”其实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庙，是中国古代的宗法礼制性的建筑；寺，是佛教建筑，所以真正意义的庙里没有和尚，只有庙祝（管理守护庙的人）。把寺叫做“庙”，只不过是从俗称而已。
庙祠等祭祀建筑，在早期称“明堂建筑”。
西安半坡村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正方形的“大房子”遗址。从遗址准确的南北方位、整齐的柱网排列和巨大的空间推测，应当是部落集会和祭祀的场所，即早期的“明堂建筑”。商周时期，非常重视祭祀，把祭祀场所叫“畴”，是祭祀黄、青、赤、白四帝的有屋顶的殿宇。
岐山凤雏西周宗庙基址，位于岐山县东北的凤雏村内，坐北朝南，整个基址以中轴线对称，布局规整，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由影壁、门堂、中院、前堂、东西小院及过廊、后室、东西厢房组成（后来的传统建筑布局，与其基本相似）。前堂是主体建筑，建于高台基之上，其台基比周围房屋台基高出0.3～0.4米，显示了其独特的地位。柱洞排列整齐，南北四行，东西七列，柱础石为自然石块，面平且大。前堂面阔6间，进深3间，前廊有擎檐柱。后室5间，东西排列。东西厢房各8间，南北排列，左右对称。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阎庄发掘的王莽宗庙遗址，共有12座方形的台榭建筑，呈十字轴线对称，是围绕中心夯土台建造厅堂的多层集团式台榭建筑。12座建筑中有11座建于方形的围墙之中（围墙周长5600米），另一座在围墙南墙正中，建筑面积比围墙内的单个建筑大约1倍。围墙内的建筑外面各有围墙。正中是一座方土台，四角各有一座方形角墩，角墩之间的正中是堂和夹室，夹室外端有曲尺形走廊，四周以卵石铺地。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些台榭建筑都用密实的夯土作为基座，夯实以后挖好柱洞，安放石柱础。夯土台壁外砌土坯砖夹墙，木柱嵌入墙内，柱子大多为方形，圆形用于主要厅堂中，厅堂地面铺设方砖，其他屋内地面在细泥上刷土朱，屋顶用筒板瓦。
庙祠，一般可以分为古代帝王皇族的家庙（太庙）、古代诸侯的祖庙（宗庙）与黎民百姓祭祀祖先的宗祠，现在基本将宗庙与宗祠祭祀合称为宗庙祭祀。庙祠是古建筑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建筑，古代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宗庙的营建。庙祠祭祀，既是王权统治的一个精神支柱，也是中国世俗社会“祖先崇拜”、“先圣敬重”和宗法血缘政治在建筑中的特殊体现。
据文献记载，至少在夏代就出现了专门的宗庙建筑，因记载较少而无法知其详细，只知夏、商、周时，宗庙已赫然位于都城的中心，是当时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建筑，同时也是形制最复杂、布局最严整、装饰最奢华的建筑。中国古代祠庙建筑的形式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平面关系上的格局，早期的祠庙，一般比较简单，为一间或多间的单体建筑。
二、中国庙祠祭祀的文化内容
（一）太庙祭祀
中国庙祠祭祀文化集中体现于家庙祭祀，家庙的规模受社会地位的限制。家庙祭祀最隆重者莫过于太庙祭祀，太庙是皇帝的家庙，又称祖庙，其建筑文化源于古时的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祭祖敬神、布政施仁的场所，是政教弥合、鬼神观念与人伦纲常思想的特殊产物。它不等于天子宗庙，却具有宗庙祭祀文化的作用；它不同于南郊、北郊、圜丘、方泽之事，却具有祭天祀地驯良教化的神明功能；它不同于天子宫室大殿，却包含有行政宣治的功用。
商周庙祀实行七庙“昭穆制”，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这里的七、五、三，即指建筑的间数，庶人则无庙，仅在家中供一神龛之位。而“昭穆制”即从太祖计算世系，第二、四、六世为昭，第三、五、七世为穆，太祖居中，左边排列昭庙，右边排列穆庙，太祖百世不迁。七世以上6祖的神主，则需移入太祖庙中专设的夹室中享受合祀，以便让后来死去的人进入宗庙奉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