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进化论思想史上，应该提到两个达尔文，其中老达尔文(Erasmus Darwin)正是我们熟知的达尔文的祖父。老达尔文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孙辈，一个是自家孙子达尔文，另一个是外孙高尔顿(Francis Galton)，高尔顿是生物统计学创始人。但老达尔文并不是只靠这两个孙子给他留名科学史的。老达尔文的个人生活虽然很风华，不过在生物学方面也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所写的《动物学》、《植物学》等科学著作尽管现在看来已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在这些书中，老达尔文却零散地表达了物种变化的思想！他认为现存的所有生物都是从原始的细丝状的生物繁衍而来的。就凭这一点，足以让他拿到教会的警告和禁令了。
达尔文承认读过他祖父的书，而且读了不止一遍。但是他拒绝承认受过祖父观点的影响，大概这样可以更好地确立自己进化论创始人的地位吧。不过有意思的是，达尔文一方面却攻击拉马克抄袭了他祖父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无意中承认祖父确实提出了物种变化思想。但这种思想只影响了他学术上的对手拉马克，而没有影响到自己，尽管他们的理论中都有物种变化这一核心内容。
据后来研究者认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表达的思想，在他祖父的那些被淹没的著作中都已得到表达。好在这都是他们达尔文自家的事情，没有人出来为他们争夺署名权。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拉马克和华莱士的身上，大概达尔文的地位早就被他们的后人们晃动得风雨飘摇了。
还是来谈我们正宗的主角吧。
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小镇什鲁斯伯里，父亲是个医生，母亲也是名门之后，家庭条件相当不错，这为确保达尔文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基础。尽管达尔文在兄妹八个当中排名老六，而且看起来并不是太聪明，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一般，认为达尔文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父亲对他也很不满意，有事没事的时候，总会骂他几句。达尔文对此耿耿于怀，到老了仍抱怨老爸对自己不是很疼爱。
但达尔文仍然被这个家庭寄于厚望，被送去爱丁堡学习医学，好在达尔文实在是没有医生的天赋，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父亲对此很失望，这才决定送他去教会学校，以后能混个牧师的职业。1827年，达尔文就这样进了剑桥基督学院学习。他可能是这个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叛徒了。
在剑桥，达尔文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学习和研究工作，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如他的父亲骂他的那样，是过一种“无所事事的游荡生活”。
对于这样一种性格的男人来说，在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混一段时间，作一次环球航行，大概是打发时光的有效途径。
此次航行的目的是改进英国海军的航海图，所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走很远的路，为了提高船的利用率，政府要求沿途考察大量海岸和港湾，为此，他们需要一个博物学家同行。
但达尔文却不是作为这个博物学家的身份上船的。据当今最具声望的进化论学者之一的古尔德(Stephen Gould)研究认为，达尔文当时的工作只不过是陪陪那个年轻的、只有二十六岁的船长罗伊(Robert FitzRoy)在餐桌上说说话聊聊天，用以打发漫长难熬的船上时光而已。那时的船长就是一个船的国王，为了保持其权威性和神秘性，一般不与船上其他人见面。为了不被闷死，加上不许带女人上船，所以船长需要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有一定知识的绅士一般的看着顺眼说话投机的男人做伴侣，达尔文就是用来充当这个角色的。船长的这一要求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就是在出航三年后因寂寞而自杀的。至于船上的博物学家的工作，自然另有他人承担，这个人叫迈考密克(Robert Mckormick)，后来因为受不了达尔文的欺负，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不得不中途下了船。
当达尔文的导师亨斯罗(John Henslow)得到这个消息后，直接给达尔文写信说：“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做伴侣。”
这样的好事并不是容易得来的，正当达尔文收拾行李打算开路的时候，老爸却又跳出来加以阻止，他非常不满地对达尔文说：“只要有任何一个有普通常识的人支持你随船航行，我就同意你去。”达尔文被说得非常自卑，所以也准备放弃这次机会。好在达尔文的舅舅比较支持达尔文，劝服了他老爸后，家人终于同意放行了。
不妙的是，船长罗伊对颅相学感兴趣，他面试达尔文时，觉得达尔文智力平平，精力也一般，所以对达尔文兴趣缺缺。好在另外的两个笨蛋候选人拒绝了这个机会，罗伊船长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才捎上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乘客。
在“贝格尔号”上的航行从1831年12月开始，到1836年10月结束。达尔文在这条无聊的船上整整度过了五年痛苦的时光，晕船和疾病几乎无时不在折磨着他，且落下的后遗症缠了他一辈子。用中国话来说，大概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先折腾他一番再让他享受光荣吧。
达尔文自己，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研究者，无不把这次航行当作一次伟大的探索和思考过程，并认为正是这次肉体上相当痛苦的航行，给我们人类带来了系统和完整的生物进化论。而有趣的是，据另一些达尔文追随者客观的研究认为，事实似乎完全不是这样。“贝格尔”号的意义被毫无必要地夸大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达尔文虽然和罗伊船长经常因为一些不同的观点而吵架，但他毕竟是船长的座上客，加上身上还有一大笔钱，所以也有仆人驱使，除了身体不适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可谓是顺风顺水。船每到一地，他都可以上岸作一番舒适的游历，并花钱雇用当地的民工为他采集资料，就这样得到了大批的可供研究的一手资料。而那个可怜的以博物学家头衔随船航行的迈考密克就惨多了，因为手头没钱，船长也不为他提供便利，达尔文也瞧不起他，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船上生闷气，到1832年4月的时候，船开出只几个月，这个贫穷的知识分子终于受够了，在里约热内卢托病离船，随另一艘英国海军船回家了。
此事达尔文曾在写给导师享斯罗的信中提到过，并用极其刻薄的文字表达了他对这位博物学家的轻蔑之情，达尔文称迈考密克是一头“蠢驴”，是一个没有任何科学思想的可怜虫。
达尔文和船长罗伊的关系也很一般，他甚至曾因为争吵而被船长赶出餐厅。所以达尔文后来在回忆录中不愿提及这个船长，实在是必须提及时，也往往以“一位船长”来指代罗伊。
但事实上罗伊船长对达尔文的启迪作用不容轻视，因为他们在海上漫长的时间里几乎都是在闲聊。罗伊船长也是一位有思想的人，起码他自己以为是。所以，两个人谈论的内容相当广泛，可能把当时能够谈起的很多话题都谈了一遍，其中包括唯物论和无神论。因此，古尔德推测，罗伊船长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不亚于鸣雀。
但罗伊船长是个不折不扣的教徒，他对上帝的信仰从没有改变过。后来，当达尔文终于发表了《物种起源》以后，罗伊船长曾经悔恨不已，他以为是自己启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因此陷进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并产生了强烈的赎罪欲望。1860年的一次会议上，在勇敢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为捍卫达尔文的理论而舌战群雄时，罗伊船长不顾一切地大步走上台去，手里高举着《圣经》，一边大声叫着：“这本书！这本书！”
如他的前任船长一样，罗伊船长也死于自杀，那是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后的第六年。罗伊船长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他想以这种方式请上帝原谅他把达尔文带上了“贝格尔”号。
那么，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
因为身体原因，达尔文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左右，所以，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陆地上，或者岛上。当船行到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时，船员们需要对群岛进行测量，达尔文不必参与这种体力活，他开始在岛上巡视。加拉帕戈斯是西班牙语海龟的意思，这个名称因为达尔文的原因，现在主要用于生物学领域，在政治或地理上，往往称为科隆群岛。
加拉帕戈斯群岛是火山岛，岛上地形险要，怪石嶙峋，因为人迹罕至，加上气候适宜，所以布满了未知的动物和植物，仙人掌和灌木丛分布在其沿海地区；高大的树木生长在较高的山坡，树下铺满羊齿类植物。动物则有海狮、海豹、海獭、鹈鹕、信天翁、企鹅和火烈鸟等，当时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只有无数的海龟。
现在该岛现被称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已列入“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为了纪念达尔文给本岛带来的巨大名声，岛上立有达尔文半身铜像。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在收集标本的过程中，达尔文惊异于岛上物种的独特性，他们虽与不远处南美大陆的物种有相同之处，但处处又总透着那么点不同。更严重的是，因为是群岛，所以岛与岛之间有一定的间隔，而每个小岛上原本应是同一种的动物，似乎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每个岛上的海龟壳上的花纹都不相同，而且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有经验的人只要看到海龟的壳，就知道是来自哪个岛上的。这个事实把达尔文搞晕掉了，因为造物主实在没有必要在每个岛上都制造不同的生物，那样做工作量未免太大了。但这个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达尔文没有搞明白。因为他的主要注意力其实是集中在地质考察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