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正是因为和希特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变成了人人憎恨的伪科学，但所有的父母仍然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是一个天才。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他们萌生了更多的希望，如果可能，大概都会要求通过基因设计的方法生下一个完美的孩子：邦德一样的体魄与魅力，外加爱因斯坦般聪明的大脑；如果是女孩，当然也要用惊人的美貌与此般配啦！
当马克思主义者霍尔丹以科学的态度公开抨击优生学时，这种运动的形象开始一落千丈了。特别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让世人非常反感，人们认识到，以优生学为掩盖的种族大屠杀才是一种更为可怕的事实。如果不加控制，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以任何标准划分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并遭到国家力量的清洗，这将是一个浓黑的深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而遗传学的发展更向世人证明了，人在基因水平上根本没有本质的区别，优生学所假借的科学基础根本就不存在。陈胜在几千年前说了一句狠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基本是正确的。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最后也照样当上了皇帝，这简直就是对优生学理论的公开伪证。
支持陈胜和朱元璋的热情的社会工作者们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天助自助者”是人类自尊自强的基础。当社会出现问题时，应积极寻求改革方案以改变现状救助穷人，而不是坐视自由竞争的恶性循环随意运转。他们相信社会背景和国家教育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性和内涵，穷人并不是天生的命贱，他们经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救助，也一样会取得通俗意义上的成功。马丁？路德金在他的名世雄文《我有一个梦想》中提醒各位，请一定不要用一个人的肤色来看待他们的个性与素养。
但优生学并没有死掉。它经过改头换面，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并把生物学的核心领域遗传学拿来支撑门面，根据不全面的研究成果而臆测人的能力是可以遗传的。有一段时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捐献精子的事情被吵得全球热闹一片，正是这种臆测的后续表现。大家都天真地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子搞出来的孩子天然的聪明，岂不知这只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天真表现。
居里夫人(Marie Curie)得了两枚诺贝尔奖，她丈夫也得过一枚，她们的女儿又得了一枚，但这并不是优生学的成功，而只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幕极有戏剧性的特例。后来稀稀落落地也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儿子再次得奖，那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特别是家庭教育的因素非常重要，父辈在某一领域的巨大影响也有助于他们的子女们顺风顺水地开展相同的科研工作。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理学家开尔文也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儿子继续得奖，但这并不能说明遗传的重要性。因为开尔文有七名学生也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学生与开尔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如果以这些特例证明智力能够遗传，那将是一个非常轻浮的推理结论。
不过居里夫人说过的那句名言“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在激励了一批人的同时，也打击了另一批人，这位著名的女性没有定义她这句话里的“强”和“弱”是什么意思。可以肯定的是，不全是指智商的高低。
人类的所谓聪明，主要靠后天学习得来，先天遗传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如众人想象得那样重要。一个人的智力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每一种因素都不是决定力量。这是一个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偏颇于某一个方面或更看重哪种影响都是不合适的。
虽然有研究声明，有些神经系统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但神经系统并不是智力的关键，它与营养一样，只不过是因素之一而已。甚至有研究发现了与聪明有关的基因，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聪明”？智商高低到底有什么意义？一个数学天才可能在语言方面是个白痴，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能会见了数字就感觉头疼，他们谁更聪明呢？智商标准已经受到了普遍怀疑，人们找不到生理机能和智力之间的明确联系，爱因斯坦的大脑被好几个实验室研究来研究去的，结果一篇像样的论文都没有发表，因为看不出与常人有任何不同。
在优生学话题中，不能不提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自20世纪80年代起强制公民计划生育，同时大力提倡“优生优育”，相关政策极具“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2001年新增的第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此条款与禁止近亲结婚并列，可见其严肃程度。
其实，中国政府对优生学的内涵进行了改造，其含义与高尔顿的原意已有所不同。从上述法律条款可以看出，政府似乎是在不加选择地鼓励所有的人都生下更优秀的孩子来，所以，没有太多的歧视成分。好在中国人的种族问题也不是很严重，种内的一些歧视现象也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社会的关注焦点也还远远没有上升到争论优生学真正内涵的水平，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远不及西方社会。在西方，关于优生学的争论将持续下去，基因决定论和反基因决定论仍在无休止的论战中。先天遗传和后天教育在一个人的综合表现中很难清楚地分开，决定了这个争吵将永无止境。
但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所有人都想生一个更优秀的孩子出来，现代科学为他们提供了某种方便。美国流行自助优生，他们甚至刊登广告寻求优秀的卵子，精子库也利用诺贝尔获得者的精子来大作噱头。所有这一切，都将在社会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仍将长时间持续下去。
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个帮凶，也就是种族歧视思想，倒是已经在社会舆论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短期内也没有大规模抬头的可能性。但并不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
种族歧视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出来最可怕的思想，是以白种人为核心藐视其他种族的可耻理论，白种人可以据此心安理得地奴役黑种人。他们以天生的优越感很负责任地宣布说，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感人，但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殖民扩张造成的杀戮和种族灭绝是血的事实。白种人不断为自己的恶行从科学上寻找辩护，他们认为历史上发达的人种一直在消灭劣等人种。远的种族灭绝不说，近在眼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及塔斯马尼亚岛民的消亡，都只不过是优胜劣汰的自然过程。站在这种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就可以把人为造成的灾难性责任推在一边，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文明的美国则到处挂满了“whites only”的牌子，只为白种人服务，黑种人小孩子甚至不许牵一牵白种人小孩子的手。
可是，白种人内部也需要分出高低。根据自然选择原理，有人把北欧的日耳曼人当作是最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下，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不断进化，已经发展出了高超的生存技能，终于成为人上人。他们富于冒险和扩张的精神是他们比别人强大的证明。与此成对比的是，非洲的气候温暖，人们不思进取，自然选择显不出强大的淘汰力量，人种也就得不到更好地改进和提高，所以一直很次。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也是这种理论的积极鼓吹者之一。危险的种子就此埋了下来。
白种人四处扩张，魔爪伸遍世界各地，从美洲到澳洲、太平洋到大西洋，船帆扬起、枪炮齐鸣，一些弱势群落就这样被无情地灭绝了。他们甚至不给孔圣人面子，居然一口气打到了中国。成吉思汗的后人们追悔莫及，他们本应在13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些自以为优越的白种人用铁蹄碾为灰尘。
根据达尔文的本意，“进化”一词是错误的，“有修饰的改变”才是他的本意。在自然选择面前，本无所谓高级与低级。贵为万灵之长的人，与消化道里庸庸碌碌的细菌，都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员而已，同样要面临自然选择的淘汰与选择。现在人类自己却硬要在人类之间分出个高低上下来，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愚蠢行为。纵观人类短短的几千年文字历史，风水轮流转，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旦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人类甚至都不可能比曾经占据地球一亿多年的恐龙更具适应能力。万物化为灰尘以后，谁又会在意，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之上，曾有那么一群自以为是的生物，因为各自的地位问题，互相争得是头破血流、横尸遍地呢？
不过，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看，动物群体内部争抢更高的地位，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了。只不过人类的技巧稍高了一些，加上了枪炮和漂亮的说辞而已。
好在人类与动物还是有所区别的。自由和平等已成为基本认识，包括中国在内，都要努力实现公民之间的实质权力平等，尽管这一工作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但总算是已经在路上了。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潜在的影响，有人对此是不能充分理解的。落后地区的高考学生与发达地区学生的分数线是不一样的。国家对新疆西藏等教育落后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照顾政策，这曾经被评论认为是不公平的。表面上看来是不公平的，但实际上是一种机会平等的努力。这一点，应该向美国学习。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了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并通过了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法令。也有人指责这是在破坏机会均等的原则。当年的约翰逊总统针对这一意见评论道：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带镣铐而跛腿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并对他说，你现在可以与别人自由竞赛了。这种表面上的机会均等是实质上的机会不等。
但是，在现有的体制内，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社会分工的不平等现象仍将长期存在。所有人不可能站在真正的水平线上，他们仍将面对地位高下之分和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生物学研究正在揭示社会等级对人的影响。
在一个组织机构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级关系，职位高低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对于权力欲较强的男人而言，职位的下降几乎立即可以引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自由权力越大，则内分泌功能和相应的健康水平都会有所提高。在一个等级社会中则更是如此，统治者因为占据最大资源而获得最好的营养和生物条件，他们身体倍儿棒，信心充足，内分泌有条不紊，智力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油光满面，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生活充满了阳光；而下层人民则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内心的压抑带来内分泌失调、血压升高、免疫能力下降，甚至因此而影响到生存能力，独守一室，孤影清绝，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也没有美人顾盼。社会的不平等就这样被放大，然后保持下去。处于上一阶层的当权者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权益而去做普度众生的蠢事的。所谓善政爱民，只不过是利益权衡之下的权宜之计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人民当家作主”当然是大多数人的心声。这也是“民主”成为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曾空洞的感叹说：不幸的是，中国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却是其对立面——社会主义，那是一种让不适者生存的主义。这当然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误解。没有不适者，那种把人当作生物来对待的社会观念早已过时了，现代社会的任务就是以最大的平等付之于每一个人。
但这种误解在公共管理中还有所体现。我们国家还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歧视性政策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和重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更高级的人类情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以科学的眼光看待未来，我们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而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恰是此前被大量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这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优秀替换者。
马克思本人更关注的是社会和制度问题。他对人的本性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个大脑袋对于人性的认识自有其独到的闪光点。他坚持人类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进化的产物，本质上并无奇特之处。但同时，他比自然科学家们乐观的是，他相信人类有极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改变自己的本性，从而塑造自己的未来，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必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样一来，似乎扯得有点太远了。
还是回过头去，继续说生物进化理论的故事。这一次，该轮到新达尔文主义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