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公元时代四年八月，长安这座当时地球上最伟大的都城，生机黯然，满目凄凉，仿佛一夜之间，便时光倒流，回到了史前的大黑暗时代。从东方飞来的蝗虫，几乎无穷无尽，持续袭击着这座都城，遮天蔽日，难见光亮。蝗虫所到之处，啃噬咀嚼，洗劫了贫民的口粮，掠夺着穷人的家当，庄稼化为乌有，牲畜惟余白骨，
可怜无数山，西北往长安。跟随蝗虫而来的，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数十万饥饿流民。他们抛弃了世代厮守的乡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跋山涉水，抵达帝国的都城。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如果全天下人都在饿肚子，至少皇帝那里总还是有东西可吃。至于长安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并不知道。就算有足够的食物，皇帝会慷慨赐予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否则也绝不敢来麻烦皇帝和朝廷。如果皇帝赏赐食物，那么就吃；如果皇帝不肯赏赐食物，那么就死。死在长安也好，死在天子脚下，至少可以让皇帝知道，他们是被活活饿死，至少可以让皇帝看看，他们在死前又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他们将用他们温顺的死亡，作沉默的反抗。
面对大规模流民涌入长安这样的突发事件，张祁其实早有预案。张祁颁布过五均政策，当粮食价格处于低位时，由国家从市场购买粮食，作为储备，一旦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则抛售储备，以平抑粮价。
此时，中央政府拥有的粮食储备，正好派上用场。张祁于是命宦官王业为养赡官，责成其开仓放粮，赈济流民。
苏辙论贪刻之吏有云：“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王业正是这样的贪刻之吏，伙同手下小吏克扣公粮，中饱私囊，大发国难之财。
有大臣上书，称养赡无效，长安城中饥馑依旧。张祁大怒，责问王业。王业答道，“陛下不必多虑，所谓饥馑者，皆流民也。”张祁斥道，“天子无外，流民也是朕之子民，何得使其饥饿？”
王业匍匐汗下，唯恐贪污败露，谎称流民都已安置妥当，并从市场买来粱饭肉羹，持示张祁，道，“居民日常饮食，皆如此。”张祁信以为真，嗯，有荤有素，有粗有细，既健康，又营养。于是大喜，对王业大加褒奖。
是的，张祁再次一厢情愿地高估了百姓的生活水准，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王业只是象征性地发放了些许粮食，导致的结果便是流民十有七八被活活饿死。以流民总数五十万人计，则饿死者当在四十万人上下。饿死四十万人是什么概念？因为不曾亲见，只能说毫无概念，因为你根本无法想像。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虽是战争行为，却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而在长安活活饿死的这四十万人，却并非因为战争，纯属帝国官吏的腐败和不作为。这四十万死者，只是帝国惨剧中的一幕而已，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更多的人正在死去，而且同样是因为缺乏最起码的食物。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而在这样的乱世，孟老夫子笔下的君子看起来更像是伪君子。流民们为了生存下去，且莫说是禽兽，就算是人，也开始被杀死充作食物。他们已经将生活的目标削减到最低限度，他们不需要快乐，不需要爱情，不需要带薪假期，不需要国外旅游，他们只需要吃饭，哪怕只是半饱也好。
那些侥幸没被饿死而且也不愿吃人的流民，每日在官兵的监督之下进入长安城，排队领取限量供应的菜汤或稀粥。他们在队伍中安静地等着，也不知道轮到自己时，菜汤稀粥是否还有。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许就有人忽然跌倒，头一歪，睡了过去，再也不会醒来。其他的人，只能相对无言，心内饮泣，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
我们所谈论的，并非一朵花的凋谢，并非一滴水的湮灭，而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在饥饿中凄凉地死去。陆游有诗云：储泪一升悲世事。此情此景之下，这句话是多么的小资！面对如此惨剧，即便以东海为双眼，以长江为泪腺，其悲又如何能够？
在流民入城的队伍之中，有两个并不起眼的人，其中一人将另一人背于背上。他们混进长安城后，便离开了流民的大队伍，直奔宗卿师李守府上，用力捶门。老仆人袁九开门一看，原来是两个流民，拿棒来打，边打边叱道，滚。那人迎棒而跪，泪如泉涌，大叫道，“九叔，别打了，是我呀，袁安。”
袁九定睛端详，果然是自己的侄子袁安，大惊，连忙让进，又问背上背的是谁。袁安并不回答，只是大声催促，赶紧带我去见老爷。
袁九见袁安从故乡小王千里而来，必是有要紧之事，不敢怠慢，立即将袁安领入。袁安见到老爷李守，放下背上之人，叩头流血。
李守身长九尺，合今两米零九，高大威猛，容貌绝异，居家如官廷，最为看重礼节。李守坦然接受着袁安的跪拜，又见袁安背来那人瘫软在地，头带罩帽，看不清面目，便问是谁。
袁安答道，“是李季少爷。”
李季，乃是李通从兄之子，李守的侄孙。李守闻言大怒，道，“大胆李季，见了老夫，为何不行礼？”
袁安大哭道，“老爷可怪不得李季少爷。”
李守怒目而视，道，“见尊者而无礼节，为何怪不得？”
袁安道，“李季少爷已经死了。”说完伏地痛哭，不能自胜。
信息时代的悲哀在于，太多的信息泛滥成灾，让人应接不暇，看来看去，似乎每条信息都挺重要，但再仔细一想，又似乎每条信息其实都和自己没啥关系。这也就决定了信息时代的特征：Shortmemory。
且说李守经过巨大的心理挣扎，终于还是上了一道奏章，向张祁自首请罪。正逢帝国动荡之时，大事比比皆是，海量奏章涌向张祁的案头，形成信息堵塞。张祁不可能一一浏览，只能挑最为紧急的批阅。李守的奏章，就这么被积压下来，连呈给张祁过目的资格都没有。世事便是如此，在你看来或许性命攸关，在别人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
由于信息并不对称，李守虽然上了奏章，却并不知道张祁没看。他见奏章已呈上数日，张祁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由得惴惴不安，度日如年。想改主意逃出长安，又怕张祁迟迟不表态，正是意在引蛇出洞，于是越发不敢。
而在小王这边，岳纯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李家并非尽是袁安这样的义仆，李家也有奸仆，见卖主可以求荣，便向官府告了李通的密。太原太守耿彦波大喜，马上下令抓捕。李通和李松等人侥幸逃脱，而其余兄弟、门宗共六十四人，则落入了官府手中。
耿彦波紧急上奏朝廷，张祁闻之大怒，将李守投入牢狱。黄显为死党开脱道：“李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早已上书自首，归命宫阙。”张祁怒道，“李守何曾上书？”黄显道，“一查便知。”张祁这一查，还真有，心情大悦，赦免李守无罪。
黄显趁热打铁道，“臣愿押解李守，俱至小王城，晓说李通来降。如不得成功，臣必令李守北向刎首，以谢陛下大恩。”张祁可不傻，让你们二人回小王村劝降李通，估计就一去不回了，于是道，再理会。
很快，耿彦波又给张祁上了第二道奏章，云：在李府发现大量兵器粮饷，李通和诸兄弟畏罪逃亡，不知去向。张祁再次大怒，下令捕杀李守及其在长安的家眷，一个不留。
此时的张祁，已经顾不得自首免罪的惯例，他又新立了规矩：一个都不宽恕。当年袁崇焕的谋反，只是孤立事件，张祁政权稳固，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能够表现出容忍和大度。今非昔比，帝国上下反贼如麻，张祁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迷信以牙还牙、以暴治暴，是以必杀李守以立威。由此也可见出，在帝王独裁之时，判例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朕即法律，帝王的个人喜怒，随时都会改变法律的适用尺度。
黄显自恃辩才，劝谏张祁，想要救回李守一家性命。张祁耐心听完，叹了口气，道，“那就连你一起杀吧。”
长安开了杀戒，小王村自然见样学样。耿彦波将李通兄弟、门宗共六十四人押入小王村菜市场，当着无数市民的面，一一诛杀，然后焚尸示众，命官吏持残尸晓谕太原各地：敢有犯上作乱者，视此。
事后看来，这次泄密事件的影响极其深远。李通未能顺利造反，使得岳纯企图劫持太原太守和都尉进而夺取小王的计划彻底落空，岳纯的成功之路也因此平添无数曲折。而且由于少了李通的部队，使岳弈和岳纯的实力大受损失。岳弈日后起兵，不得不倚重流民组成的军队，从而一步步地稀释自己在造反事业中的股份，控制权随之慢慢丧失，最终落得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