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罗恩于2002年相识于瑞典的一个诗歌节。那个早晨阳光强烈，他穿着T恤、短裤和白色的46码的运动鞋，双腿上的长毛闪着光，大步从草地上走过来，像个退休的NBA队员，他刚刚沿着湖边小跑回来。“你是不是在一首诗里写过一条大鱼？”他通过翻译问我。是的。上世纪90年代，罗恩与诗人王屏合作，翻译一本中国当代诗选，其中也有我的几首，然后就忘记了。过了十年，我们在瑞典的奈舍国际诗歌节见面，他听了我的诗歌朗诵，走来向我致谢，我送他一本我的英文诗歌小册子。他回去就看，感觉里面一首很眼熟，像是他自己在梦里写过这些东西，终于想起，这是他翻译的诗。我们一见如故，并不能交谈，彼此心仪，只是凭感觉。那时候电子邮件和翻译软件已经出现，他的信，我通过翻译软件翻译过来，大体可以明白意思。我用汉语写回信，然后用金山翻译软件译成英语寄给他。他也从来不会搞错我的意思。翻译软件是个小学生，它只能翻译最简单的语言，因此我们的信都写得很简单，尽量在最简单的单词里传达更丰富的意思。那些信就像马致远的诗歌，只有“枯藤老树昏鸦”，其他要靠悟性。我很喜欢写这样的信，我有两个收信人，一个是翻译软件、一个是罗恩，这是两个极端，最简单的和最深奥的。而简单就是深奥，与罗恩的通信，成了我的一个乐趣。美国有一个诗歌传统，就是诗人合作写诗，是合作写一首诗而不是中国的那种你一首我一首和着韵的对诗。罗恩以前曾经与金斯堡合作过。有一天我在黎明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他还在网上，那边纽约刚刚入夜，我这里，太阳已经嗷嗷待哺。他立即回信，建议我们现在开始合作写诗。接着他就把我刚刚发给他的信，作为一首诗的开头，接着写了下来，我再接着往下写，直到我们认为已经完成某种东西。很奇妙，写到第某段，我们都同意这首诗已经完成了。我们在网上完成了第一首诗，之后大约一年，我们经常进行这个诗歌游戏，有时他开始，有时我结束。一来一往，也有了十多首。这些诗很奇妙，它有三个作者，我、罗恩、还有那个幽灵般的翻译软件，它永不露面，而且它经常领着我们在语词中拐弯、后退、摔一跤、飞起来……去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哦，这个词还有这个意思！”恍然大悟。这个游戏就像是我把一只虚拟的猫派到罗恩家去，它穿越那些空中的、纸上的黑暗隧道，那些现代森林和小路，出现在罗恩的电脑屏幕上，它过去了么？它还活着么，它还是那只猫么？抑或它已经成为另一只？罗恩说：“翻译软件在我和于坚不可思议的往往复复的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就像有个缪斯女神浮游在我们之间。”
一次，我告诉罗恩，我将去纽约与他见面，我住的地点在纽约的皇后区。翻译软件把皇后区翻译成“陛下的后花园”，罗恩不得其解，纽约没有这个地方啊，忽然顿悟，哈哈大笑。翻译软件有时候就像一台淤泥清除机，会打捞起语言沼泽下面的沉船，但是由我们决定是否让它复活。语言真是人类最神奇的产物，就像星空和大地，无限、深邃；一方面深藏着富矿，一方面是无边无际的可能性，等着诗人定位。尤其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每一语言的历史都会在碰撞中再生出新的可能性。你发现那些尘封的语词只是在装死，不小心踢着一脚，它马上爬起来，张开意义的新翅飞腾而起。一个词有一千只翅膀，只是你尚未打开它们而已。英语和汉语完全不同，但在与罗恩合作的过程中，我知道在什么是诗上我们完全一致，只是细节的焦点、历史感、质地、厚度、方向感不一样。诗本来就是从最简单的语言开始，甚至可以说，诗就是为语言保管着它的天然地带、源头地区。复杂深奥的语言，作为仅仅为个人所掌控的语言游戏，有时候也可能令诗迷失源头。游戏只是趣味，不是诗的目的，诗保管、永无止境地再生着语言的命。我和罗恩的语言强迫我们必须总是在语言的源头地区游戏。简洁、清楚，但并非就此搁置深度和诗人的历史意识。这些诗总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罗恩的英文版本，一个是我的中文版本，每首诗都有两个最后的定稿者，只有翻译软件无权定稿，它可以出主意、另辟蹊径，但它永远是奴隶。罗恩把这些诗叫做“果酱”。下面是几首我与罗恩合作的“果酱”：
无题
１
一首诗
开始的时候
是女性的
她等待着
语词
深入
２
你不睡觉？
现在昆明是阳光灿烂的早晨
它太聪明了
没人能了解那些光芒
你问它一个问题
它已消逝
候补的纽约却是深夜
答案在那儿等着
光
去纽约
照耀我的朋友
３
黑暗深处
短语
一条鱼
沉入池塘
４
宇宙的
电报员
在黑夜
天空
敲打着
键盘
闪烁
５
从无声处
穿过喧嚣的客厅
到达
唱片中央
沉默的
核
云鞋
我好像看见了你大象
在丛林上空休憩
春天坐在绿草地上
绑她的鞋带
那些云是去年来过的
你的梦走进我的睡眠
醒来的人不再是我
我醒来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
即使
云还是那些鞋子云
即使
你的头的剧照还在云里
春天是你另外的一个头
云是你另外的一个头
中国是你另外的一个头
你还有很多头
沉眠在黑暗和深渊中
等待着从头开始
我好像看见了你
大象
去年秋天，罗恩和王屏翻译的我的诗集《便条集》在美国出版，西风出版社邀请我去佛蒙特的一个作家工作坊住两周，于是我来到佛蒙特再次与罗恩见面，他家距佛蒙特写作营八十多公里。
罗恩小楼周围都是森林，松树居多，还有白桦树和枫树，有一棵枫树先红了，像靠在森林身上的一架红色竖琴。森林里覆盖着厚厚的落叶，有些树露出根，像跋涉过万水千山的脚筋。许多木质在发霉，散发出苦涩的气味。
林子深处藏着一条涧。幽暗，涧中的岩石一部分被水流磨得黑亮，一部分生着苍苔。我在一棵松树下坐了一阵。想起青年时代的农场，想起一些“银铃般的”的笑声和美丽年轻的脸庞，我曾经在这样的地方度过许多岁月。在我青年时代的昆明，这样的所在很多。然如今都一处处成了废墟，被水泥建筑物填掉。现在置身罗恩的领地，我感觉却仿佛是回到了遥远的唐朝。我对唐朝的感觉几乎都来自王维、李白的诗，唐朝就是这样的地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罗恩站在一边，听着涧流，一位大师的手在岩石的键盘上“叮咚叮咚”地敲打着，似乎他正苦恼于自己永远无法定调。林子幽暗而空阔，虽然有许多树。落叶像是被召唤出场那样旋舞着飘过，每一片都有自己的路数。多年前我也曾经这样坐在深林中，体验着王维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整日只是看着这一片落叶，那一片落叶。那时候站在我旁边的不是罗恩，林中那人已经不知所踪。风吹过，林子就暴雨般地响一阵，之后更加寂静。我们沿着路径向北，穿越森林，有些树死了多年，依然横倒在路上，我们得跨过它们。抬腿跨过去，落脚点那边有时候会踩到一个灵芝，美国人不知道这东西的用处，林子里到处都是。我刚到佛蒙特那天，到住所附近的河边散步，哇，河岸上全是奇石，每一块都可以放在中国士大夫的书房里，却像史前那样原地摆着。不久，森林边出现了一个小湖，一湖碧水躺在蓝天和阳光下，有点像云南高原上的碧塔海，湖边开着几丛睡莲，安静得似乎已经凝固成价值连城的玉石。这个湖永远不会被开放成旅游点，它属于肯沃德先生。多年前，碧塔海还没有被开发成旅游点，我曾经在湖边藏族人搭的木屋里睡了一夜。在云南，我总是会到达这样的地方，而在美国，我可没想到。
我其实一直以为美国只有摩天大楼和汽车，我当然在好莱坞电影里看见过湖，但我没把它们看成美国的。这个湖淋漓尽致地表达着“湖”这个词的含意，大约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尽收眼底。“我的”。我听见肯沃德在某处说。
而苏东坡却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美国，“我的”非同小可，如果擅自闯入，领主可以枪击。湖周围是草坪和森林，感觉与碧塔海略微不同。哦，在碧塔海，湖畔全是野生的灌木，寸步难行，只有猎人开辟的模糊小道。当年我抵达湖边，穿过草原和沼泽地，走了四个小时。到处都是林子，似乎你是第一个到来的人，但任何一块你都不能贸然闯入，那都是私人的，随时会出现牌子，上面写着“私人领地，禁止入内”。你真正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其实只有公路。这个湖的周围是除草机修剪过的草坪。
森林后面藏着一条土路，供汽车和除草机开进来，草坪定期雇人前来打整，剃成平头。
肯沃德在湖边盖了一间小屋，罗恩也有钥匙。他开了门带我进去，里面有卧室、卫生间和一个起居室。落地窗使小屋画舫般地依着湖，罗恩说，他在这里写了很多诗。我在他写诗的小桌上坐了一阵，窗外正是那种所谓可以让人“诗思如泉”的风景，伸手可触，但我感觉文思枯竭。湖对面的山坡上，是肯沃德的房子，蓝色的，外墙上挂着用来喷水浇花的红色胶皮水管。肯沃德·埃尔姆斯利（KenwardElmslie）是一位美国作家，演员，编辑，纽约派诗人之一。曾经获得奥哈拉诗歌奖。他已经81岁了，独身一人，最近身体不好，罗恩一直在照顾他。我们走到肯沃德的蓝色房子前，门口停着汽车，罗恩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俯身凑近窗子看看，说，他在午睡。美国大城市以外的房子大多是离群索居的，那些乡村，不是中国概念中的乡村，是工业化的乡村。不像中国乡村的居民，喜欢在屋子四周弄出许多人气，挂床单、养鸡犬、晒干菜、挂辣椒什么的。中国乡村更像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世界，怎么都行，随人生之便，随遇而安，只要自己住着舒服。过路人可以随便去敲门，主人也不觉得唐突，而把每个闯入者视为贵客、稀客。中国乡村的秩序不是来自规范，而是来自潜移默化的传统，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德、礼。美国工业化乡村的居民不喜欢在自己的寓所外面露出有人居住的痕迹，收拾得干干净净。你无法乱来，无法搞“脏乱差”，一切都被清规戒律控制住了，就是草坪长到多高就必须修剪也是规定了的。罚款或被起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悬在头顶。在工业化社会，理性主义炮制的种种清规戒律已经深入血液，深入人们的举手投足，深入到垃圾桶的摆放位置。许多房子看起来毫无动静，似乎早就人去楼空，但有时候不经意朝落地玻璃窗里一瞥，会发现客厅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忠狗在幽暗中亮着眼睛，陪着她。
我们轻手轻脚绕过肯沃德的房子，像绕过一头不可冒犯的睡狮，进入另一片森林，这边的路稍宽，显然是有目的地要通往某处。路边横着一截圆木，罗恩说，这是多年前他为乔搭的凳子。他们散步到这里，就会坐一下。这木头凳子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人坐，长出了苔藓。小路尽头是一片稀疏的松树林，这条小路就是为了通到这里。上个世纪，罗恩的朋友，那些风华正茂的后纽约派诗人经常来这里聚会，他们在林中漫步、谈论诗歌、吸大麻、看落日、饮酒。就像《尚义街六号》，美国密林中的尚义街６号，“那些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部名着”。
树林中间有一块醒目的白色的石头，这一带看不见石头，这是唯一的一块。罗恩说，那是乔的墓。乔·布雷纳德生于1942年。他也来自俄克拉荷马，他和罗恩是好朋友，高中时代就一起办文学刊物。上世纪60年代，他们来到纽约。这些外省诗人在纽约投入了六十年代的诗歌运动，当时，垮掉的一代如日中天，他们是在台下看着大师们表演的那伙年轻人。那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文化方向，等待着下一代人将它引向纵深。那时，在金斯堡们发起的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之外，还有许多冷眼旁观的诗歌圈子，纽约派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圈子里年长些的是弗兰克·奥哈拉、约翰·阿士贝里，肯沃德·埃尔姆斯利……年轻人就是乔·布雷纳德、罗恩·帕特这一拨。乔·布雷纳德是诗人和波普艺术家，评论家说，沃霍尔的主题总是与物质世界有一个讽刺意味的距离。而布雷纳德这一代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则是感性的或者娱乐性的。
罗恩为乔·布雷纳德写了一部传记《乔》，刚刚在纽约出版。罗恩取来给我看，里面有许多乔的绘画作品，我很喜欢。罗恩的小书房里也挂着一幅乔的作品，是用某些材料制成的一个天神头像，很美。看得出来，安迪·沃霍尔的那一代中的社会讽刺在这里消失了，乔的东西更为感性，物对于他不再是讽刺或批评的对象，而是与生俱来的“被抛性”。一位美国批评家在评论乔的时候使用了这些单词：清晰、准确、大胆、简洁、低调、随便、行动的、感受性的、幽默、休闲、高雅和魅力、启示性的细节、神奇的眼睛、一种普通的神圣感。他的名作是长诗《我记得》，每行均以“我记得”开始。
1994年，布雷纳德死于艾滋病引发的肺炎。他死后，朋友们把他的骨灰洒在这片林子里。罗恩和肯沃德找到一块白石头，把它搬来作为墓碑。这块石头堪称巨石，非常重，形状像脑髓，罗恩和肯沃德一定满头大汗地搬运了很久。这是布雷纳德在他们心中的重量，重量并不是抽象的象征，它是一块需要力气来体会的石头。我体会得到那种重，我有这种经验。我曾经将毕肖普的一首诗拷进U盘，揣着它穿过街道，上楼，如释重负地把它贴到我的文件夹里，打印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我俯身摸了摸，那石头冰凉彻骨。当年，林子里的树都很细，现在粗多了，甚至有一些松苗正从老松树边长出来。
林子寂静幽暗，黄昏正越过藏在远山中的河流走过来。一只鸟在秘密地叫唤着谁。我们再次穿过树林，从另一条路回到罗恩的小屋。他的妻子已经做好了晚餐，蘑菇、水果、汤和面包。她也是纽约派圈子里的人物之一，早年画画，后来做了编辑。因为言语不通，我们不能说话，那晚餐就像一家子已经相处了一辈子，在黄昏的微光中，默默地彼此传递食物。
我们看起来不再像以前
那样年轻
除了在微光下
特别是
在柔和温馨的烛光下
当我们最诚恳地说
你太可爱了
和
你是我的美人儿
设想
两个老态龙钟的人
说这种话
足以让你笑翻
罗恩·帕特着，赵四译：《来自前线的话》
我住在佛蒙特州的约翰逊镇。它总是被风或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闷闷地闪着哑光。驱车在公路上经过，约翰逊镇只是突然出现在路边的一群房子，稍不注意就晃过去了。这里住着1400多居民。生活方式比较传统，保守、节省。
在野心勃勃、普遍崇尚积极进取的美国，佛蒙特懒散、知足常乐、享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