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十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十五贯，末等户一贯。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二分，实际执行时却有重达三四分的。而且，地方官有强迫多借的现象，因此反而为害。但是苏东坡既不是指责青苗法，也不是指责地方上的执行，而仅仅是说，穷人家青黄不接时贷了点款，很快又花光了，这显然也是因为不敢多借的缘故，借多了还不起。因此，这还是怜惜贫困农民，别无他意。
文字狱，就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而诗特有的含蓄和多义性使之有了曲解的空间。苏东坡被捕后也是将自己的诗按照反对变法来解释和招认的，但是并不等同于其创作初衷。王安石对苏东坡被以谋反罪下狱时的太快认罪，免受折磨甚至被打死，而暗中向宋神宗诉冤，苏东坡得以解脱。苏东坡也许是心如死灰，也许就是个中策略。谁叫他确实有夹枪带棒的心思呢。
可以无禄不可无诗
表达是人的一种需要，当诗人拥有了诗这样的表达方式，作诗也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苏轼在被捕时，对家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来自嘲他的因诗获罪：宋真宗访天下隐者，得知杨朴能诗，把他请入宫中，问他临行有人作诗相予否。杨朴说只有妻子作了一首，“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此事见于《东坡志林》）苏东坡到京受审后，李定、舒亶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想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但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同时，宰相吴充、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身患重病的曹太后都出来说话。结果是，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而苏轼忘记了差点“断送老头皮”的自嘲，在他出狱当天又写了这样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唐玄宗时的训鸡能手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可以被理解为苏轼是在讽刺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不仅攻击了同僚，也是在侮辱皇帝任用“伶人”，简直是大不敬。有话憋不住，大概不说不如死了痛快吧，这就是苏东坡！
好在这次没有被追究。
司马光上台时，苏辙将王派全部贬职，章惇是王派的，此番遭贬，后来他成为当朝宰相，就要报复，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岭南。苏轼在惠州，还要写诗，曾作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还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诗传到章惇那里，他想苏轼你还不服气，还觉得过得挺舒服啊，那就偏不让你长作岭南人，于是又将其贬到海南。苏轼还是要写诗，说什么“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还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也是，有几个朝臣能够领略海南的别样风光呢。而现在，即使章宰相看到这些诗句很不高兴，在当时也没得更差更远的地方可贬了。
陆游是战士还是歌手
提起陆游，人们首先注目的是他头上那顶“爱国主义诗人”的光辉桂冠。“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何等深切的忧民之心！何等悲壮的报国之志！千百年来总是让人那么惊赞，那么感动。不过，如果仅仅把陆游看做一位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终生的战士，一位为民族大计而奔走行吟的歌手，而看不到这其间包含的扬名显世、自我实现的个人理想，忽略了诗人仕途失意、功业不立的自叹成分，那就是把诗人简单化、理想化了，缩小了诗人一生的意义和其作品的意义。
入仕立功是历代文人的第一心愿，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传统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最大动力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最高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如不能一帆风顺于仕途，就只能在时代边缘怨天尤人自怜自叹。他们的诗文便是这种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和派生物，作为文化遗产固然有审美价值，对于作者本人则既非关功利也就不成为目的。
陆游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功业，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更是时代所需要的，只要它和民族大业相一致。岳飞、宗泽、张浚、王炎等难道没有个人的功名之念吗？但他们是以尽忠报国的形式来实现。赵构、赵春、秦桧、史弥远等贪图享乐、苛求安定本出人之常情，可是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就是罪过了。南宋偏安一隅，西北强虏虎视眈眈，步步进逼，陆游把个人功业建立在收复故土、洗雪国耻的基础上，所以他的个人追求才具有了爱国主义的高度。
但陆游主要是一个诗人，他并没能够建功立业。所以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而反复空吟壮志，抒泄这种失落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大可能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歌手。因为他个人的成败与国家的兴亡是一致的，所以他的诗歌主观上是表现个人意气，客观上却唱出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不论客观上在后人看来如何，陆游主观上是在为自己而活着，而不是在为国家而活着。他的诗首先是个人心迹的表露，而不是爱国精神的讴歌。而且他的生活内容、精神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他的诗词文章也是多姿多彩的，不只是忧国忧民、扶危济世，也有闲情逸致、风花雪月。只有看到这些，而不把目光局限于他头上的桂冠，才能全面地理解他的一生与创作。
一生爱情千古诗
古人谓人生四大喜事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陆游十九岁时参加科考，不得金榜题名，但在二十岁上喜度洞房花烛夜。他的妻子是美丽、温存、多情而有才的表妹唐婉，小两口亲上加亲，恩恩爱爱，生活美满。
但是好景不长，陆游母亲要他休妻再娶，据说是认为陆游迷恋唐婉，“惰于学”，影响前程。另外还因为唐婉婚后久未生育。于是在陆母干涉下，两人终于离婚了。其后陆游续娶蜀郡人王氏，唐婉改嫁赵士程。
绍兴二十一年三月五日，在沈园，陆游和唐婉夫妇不期而遇，但只有默默分开。一会儿，唐婉差人给陆游送来酒菜。陆游心中波澜起伏，在壁上题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溢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说唐婉和了一首同样曲牌的词。
自己心爱的人，灵肉一体过的人，却被活生生拆开，连多看一眼都不能，这种痛苦不难想象。对于唐婉来说，爱情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就总沉浸在悲伤中，不久抑郁而终。陆游的生活中则不仅有爱情，还有学业、事业，所以这种痛苦被深深压在心底，被纷繁世象在心中的投影所掩盖，当人生杂事随老之将至而化为云烟，昔日欢爱与痛苦的印迹就如水落石出，让人最后去忍受和享受。以诗人敏感多愁的心，永远不能忘怀这段情。八十二岁时，诗人作《城南》：“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来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指颓墙。”诗人忠贞不渝、历久弥深的爱，浸透到字里行间，合着一生的希望与失望、欢愉与哀愁流溢出来，让无数读者在感动、忧伤和怅惘中愈加体会到生命和真情的可贵。在陆游生命尽头的前一年，八十四岁的诗人还写下了这样哀婉的诗句：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怨太匆匆。
诗人垂垂老矣，黄泉下、记忆中、幽梦里的恋人却依然年轻美丽。人生如梦，只有爱才这般真实，这般刻骨铭心。陆游一生作诗数量过丰，不免题材重复，意境雷同，但他关于沈园和唐婉的多次回顾和反复咏叹，不会因抒发的次数多而变得淡薄，总是让人一次次感动，在时光的不断流淌中日益浓郁。
歌伎捧出来的偶像柳永
当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大半个中国，“偶像”红得发紫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粉丝”。但是粉丝、偶像并不是现代的专利，自古就有，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粉丝”捧出来的偶像之一。
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
开篇诗中的柳屯田就是做过屯田员外郎的柳永。柳永才华横溢，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好不容易考中进士，在宋仁宗御笔圈点的时候，看见了他的名字，说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
从此，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徜徉于烟花柳巷、秦楼楚馆，亲眼目睹了歌伎们悲惨的命运，为她们写词，同时也成为她们崇拜的偶像。
从北宋仁宗年间开始的一百年里，每逢清明时节，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歌伎们都要到柳永的坟上扫墓，缅怀这位一生不得志的大词人。从上面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柳永活在市井大众的心中，他是市井大众的知音。
在歌伎们那里，能和柳七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也是她们最高的愿望。当时歌伎们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或许是柳永的受欢迎受到了当朝皇帝宋仁宗的嫉妒，难怪他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命令“且填词去”！
而也许正是宋仁宗赐给柳永的“机会”，才使得柳永能够接触生活，从而形成：“凡有井水处，皆有柳词。”
柳永生前潦倒，死后却非常香艳。传说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官府也找不到他的后人和亲眷，是当地的伎女出钱将他下葬。以后，每到清明时节，歌伎们都要到他的墓前祭奠，然后才到乐游原上踏青。当时，人们把这一习俗称为“吊柳会”，这一习俗一直持续了百余年。
从寻找光明到沉入黑暗
提起顾城，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他发表于《星星》诗刊1980年第3期的成名作《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它因包含了对理想的肯定而备受推崇。时隔十三年，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客居奥克兰市威克赫岛（激流岛）的诗人顾城在自家门口用斧头砍死了结婚十年的妻子谢烨，然后上吊自杀。昔日寻找光明的诗人怎么会沉入了可怕的黑暗呢？
童年的顾城就对大自然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在孩子眼中，树叶上闪耀的雨滴、夜晚的月亮星星都焕发着清新的诗意。用童心描绘的自然是他此时的诗歌中的主要内容。正是他所创造的这个纯净、童真的童话世界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使他获得了“童话诗人”的美誉。但他毕竟是经历过那个忧患、动荡的年代的，敏感的天性使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绝不会比他的同龄人少，他的诗也不能不接触政治，其中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对光明的向往，前面所引用的《一代人》准确地概括了“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精神历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7年5月顾城应邀出访欧美各国，此后的大量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和讲学。1989年顾城和谢烨来到了新西兰的一座小海岛——土著毛利人居住的激流岛，他们在这里安下了家，开荒垦地、采贝养鸡，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1990年7月，李英在顾城夫妻的帮助下也来到了激流岛，三人开始了一种奇特的生活。1992年，顾城和谢烨应邀赴德国写作，而留在岛上的李英则于同年年底与一个当地人私奔。这件事情对顾城的刺激很大，他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英儿》，从中我们能够找到顾城、谢烨和李英三人在一起生活的影子。1993年9月下旬，顾城和谢烨回到激流岛，二人的婚姻发生危机，10月8日，在谢烨离家出走之时，顾城上演了杀妻自缢的悲剧。
此前人们对顾城的记忆大都停留在那个曾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少年身上，他后期隐居海外的诗作和生活则很少为国内人所知，直到杀妻自缢的消息传出后才渐渐浮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从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那黑眼睛中沉淀下来的黑暗和悲哀。顾城渐渐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他性格中的偏执、绝望也开始暴露出来，诗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亡和杀人的意象，“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我把刀给你们》），诗风也转入晦暗，终于在婚姻出现危机时走上了绝路，酿成了惨剧。
不管怎样，那个曾经执著地寻找光明的诗人最终以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沉入了可怕的黑暗，总会让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千，唯愿逝者安息，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