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书是根据讲义简化而成的，加上个人能力有限，书中对于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国际背景，叙述的很不充分，对于革命在各个重要关头的成功与失败，也未能从路线上政策上作较充分的深刻的分析。它在目前，还是一部极其粗略的草稿。由于各方面同志的关心与鼓励，也由于当前读者的需要，先大胆的把这部草稿拿出来，希望能因此而征求到大家的许多意见，也希望将来能集中较多的力量，出现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科书。各方面的同志在阅读本书时和在用本书作为教学材料时，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看出什么缺点或错误，希望能随时函告出版者和编著者。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胡绳、叶蠖生等许多同志的修正与华大《中国革命史》研究组彭明、冯拾、戴逸、彦奇诸同志的帮助，并曾得华大第一部许多同学的帮忙抄写，特在这里致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一面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成为了新中国各界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普及读本。当年第2版经作者修订后，即由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书在20世纪50年代印到第13版，发行了230多万册，除了中文版、日文版和朝鲜文版外，还用哈萨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这一时期，胡华也为帮助各界读者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不断发表文章、广播讲话、进行讲座辅导等。
从旧社会走来、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读者普遍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新中国第一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简明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胡华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人民大学的战友、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哲学家张腾霄评价该书说：
“许多读者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的学习，脑子里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了回答，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是遵循中国历史和革命的规律前进的。”从旧社会走来的读者中，还有一位从清朝紫禁城走出来的特殊读者。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如今，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改造末代皇帝专题展》的展柜中，陈列着一本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这是监狱方为改造溥仪等提供的学习文件之一。195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也称战犯监狱）成立。7月，开始收押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其中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展览再现了溥仪“重生再造的10年”之路，这件展品是溥仪当时的学习实物。溥仪在其后来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叙述到这一情形：
“……这位李先生给我拿来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半年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说现在书还不够，大家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词，我们感到很新鲜，然而更新鲜的是叫我们这伙犯人念书。”周恩来总理曾就改造战犯所取得的成绩，称赞说：“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的奇迹。”对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改造的成功，现已被载入世界成功改造战争罪犯历史的不朽史册，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也在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195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题为《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唐天健）一文，把胡华在这本书中以人民为历史主人、以党领导中国革命30年光辉历史为叙述主体的科学观点作了概括的介绍：“首先，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当作现代史的主流来处理的，这就符合了客观历史的真实。比如五四运动，许多人总是把它单纯地看作新文化运动或爱国运动，这本书把它写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着人民解放军及广大人民进行的，在若干历史小册子及历史教科书中，也都抹杀了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这本书却按照事实而将战争中的艰苦斗争与战争后的荣誉归之于人民……”“其次，是关于近30年来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问题……编者在这本书里介绍了认识这个问题的科学观点，强调是依靠了理论与政策的正确。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80年中，中国人民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求解放斗争，但是只有到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与反封建，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才得到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本书中，在历史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对于经过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的革命理论在革命指导上所起的作用，作了比较清楚的指点……”
1950年5月，周恩来在看了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
后，指示秘书于刚转告胡华：北伐战争不要把独立团写得太突出了。关于史料可以多多访问一下各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书中所写蒋介石暗杀廖仲恺这一说法不确。据他当时了解，刺杀廖仲恺的是胡汉民一派的人干的。并指示说，让胡华同志多去查阅一下档案材料，多去访问何香凝等活着的革命老人。关于周恩来为什么主张不要把独立团写得太突出了，胡华在1979年讲到：“大约是一九五○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饭店开的一次会上，当时李济深也在座。我记得总理讲：我们当时对共产党掌握军队，也不是很自觉的，叶挺的当独立团团长，还是李任公（李济深号李任潮）委派的。当时叶挺在李任公的第四军当参谋处长，李任公不愿意有一个叶挺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他身边。
就对叶挺说，给你一个团，你到前方打仗去吧。这样才成立了由一个共产党员当团长的独立团。总理当时还对着李济深说：
‘是吗？’李济深笑笑。但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作为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就非常重视，派了许多优秀的党团员进去。这时正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毛主席看到我们党、团员从第一军中撤出来，他就找到作为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同志，建议把这些懂军事的党团员派到其他各军中去，争取其他各军中也建立像叶挺独立团这样的党领导的独立团。
这是解放后总理亲自对周士第同志讲过的。周士第同志也告诉过我。他并且写在《北伐先锋》这本书上了。总之，毛主席是建议在北伐军二、三、四、五、六、七这几个军中都争取建立由党领导的像叶挺独立团那样的独立团，周恩来同志也很同意。但是没有办成。因为一则，党中央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赞成共产党员当军事指挥官，对这意见听不进去，不积极。再则，各军军长都是国民党新军阀。他们也只肯让你共产党去做点政治工作，不愿意共产党独立指挥部队，所以没有实现。”周恩来不想因宣传独立团而被认为是突出自己。
关于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的发行情况，195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了一篇署名陶慧因的报道，题为“北京几家书店门市销售情况”，文中称：“为了一般地了解读者对出版物的需要，笔者最近曾初步调查了北京新华、三联、联营（由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及开明（三月）四家书店门市部的书籍销售情况。大多数读者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因此最好销的读物是毛主席著作，社会科学、时事及有关学习的书籍。这些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在职干部。销行最广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斯大林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以及《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
（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历史唯物论与社会发展史》（艾思奇著），《今日印度》（杜德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等。”
北京、天津等地读者纷纷就“初稿”发表了读后感和修改建议，连同历史亲历者和史学界等方面的修改意见，胡华始终虚心地接受并进行考订，在屡屡再版时认真地进行过多次修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初版到第13版，一直称为“初稿”。这是因为，书虽然出版了，但作者始终认为，这本“应急之作”有待于听取各界读者的指正，不断补充修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出版后，中央教育部即通令规定为全国高中历史课本。1950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华北五省两市宣传部长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就此书的出版，表扬了胡华。由于该书是为新中国诞生而作，在海内外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北京图书馆即征集胡华这本书的手稿收藏于国家的珍本文库中。1954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载文《国立北京图书馆收藏作家、学者的著作手稿》称：“著名作家、学者的手稿是祖国珍贵的文化财富，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关于史学方面的著作手稿，有吴晗的《朱元璋传》、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
史学家李新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一时风行全国，影响很大。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课程之一。”“提起胡华同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因为他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这门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