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我所敬仰的宋庆龄同志，带着她为我所准备的接头信——半张五英镑的钞票，我和斯诺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保护下，冲破了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我所向往的陕北。我在陕北包括在延安工作的十年中，常常接到宋庆龄同志捎来的热情问候，并收到她从世界各地募集来的医药品和其他物资。”
在斯诺文集中，曾详细地饶有兴味地描绘了帮他进入苏区的一位王牧师。这人的真名是董健吾，就是宋庆龄为他和马海德安排的接头人。在斯诺描述这段经历时，略去了宋庆龄和马海德的姓名及有关情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他们的身份尚需保密。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出版，到11月已发行了五版，至今仍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在全世界拥有亿万读者，影响与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观念和向往。毫不夸张地说，它首先改变了斯诺本人的命运，使他从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记者，成为中国人民最诚挚的朋友。在他因《红星照耀中国》而扬名天下时，他却这样谦逊又富有激情地说道：“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所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
为了这本书及他对中国的态度，他曾吃够了苦头，后来被迫移居瑞士。但是，无论是麦卡锡主义对他全家的迫害，还是国际上对新中国的歪曲和污蔑，都没有损害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斯诺始终不改初衷，心心念念地关心着中国的一切。他一生的著作，大部分与中国有关，他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弥留之际，面对中国专门为他派去的以马海德为首的医疗小组，留给这个世界的话，仍然是：
“我热爱中国。”
和斯诺不同，马海德进入苏区以后再未离开。他不但如自己所说成长为一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而且和一位美丽的中共党员结合，从此在中国安家立业，在战争中和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华、布朗、夏理逊等许多外国著名医生一道为援救中国人民的子弟兵的生命而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担任了新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
上述的这些外国医生，据马海德记忆，都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先后来到解放区工作，并建立了中外闻名的国际和平医院。其中有的人，如白求恩、柯棣华、夏理逊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成为全世界景仰的国际主义和平战士。
马海德称宋庆龄为他的革命导师不是一句泛语。从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的时候起，他就从国外的许多报刊读到不少有关宋庆龄的报道和她撰写的文章。每当谈起她时，进步的外国朋友无不流露出深深的敬意与景仰，给这位年轻人留下奇妙而又强烈的印象。
1933年，马海德以一个年轻医学博士的身份来到中国考察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是宋庆龄引导他接近工人阶级，让他去工厂做社会调查，使他看到了中国工人的悲惨处境，特别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各种职业中毒，激起了这位年轻的美国人极大的同情与义愤。在宋庆龄的关怀与指导下，他参加了上海几个外国朋友组织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著作，逐渐懂得了什么叫残酷剥削和两极分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初步学会了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由于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逐步取得了她的信任，因此，她经常把我的诊所安排给地下党做联络开会的地方。红军医疗条件十分恶劣，她就让我买药品和医疗器械，由她送往革命根据地……”
马海德同志还讲述了这样一件趣事：
“有的共产党人要到国外去，宋庆龄也是想方设法予以协助。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身份就是畅通无阻的护照，因而胜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
宋庆龄不但帮助外国朋友熟悉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吸引他们投身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而且是以十分亲切的友谊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着这些远离家庭的异邦朋友。
她记得他们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纪念日，常常给他们写一些十分亲切的便笺，请他们来家里吃饭时总记得他们喜爱的食物或他们家乡的习惯，谈论他们有兴趣的话题，餐桌上插上他们喜爱的花，散席时为他们分别佩戴在身上，有时还把一些小礼物送到他们手中。据张珏同志记忆，一次，在席间，她看到马海德系着一条红领带，已经很旧了，就说：“看来我应该送你一条领带。”马海德说：“我带着它来看你，就因为它是你从前送给我的。”
“哦，”夫人说，“那我一定要买一条新的送你。”“它是红色的，”马海德拉拉领带开玩笑地说，“是你引导我向左的，要不然我很可能向右了。”席间的朋友都笑了起来，话题又转到别的有趣的事上去了。可是庆龄记着这件事，散席后就交代秘书：明天上街给马海德买一条与此同样、同色的领带。可惜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秘书跑遍全北京，也买不到领带，甚至友谊商店也没有。于是，马海德只好继续系着他的这条红色的旧领带，出现在许多重要场合。
宋庆龄平时和朋友们相处，总是不让他们感到她作为大政治家的崇高身份，但在危难之际，她又总是用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给他们最亲切的关怀与最有力的援手。
1941年2月斯诺决定回国时，孙夫人曾劝他留下来。他们最后一次会见中，她说：“以后回来吧。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开心，你属于中国。”这话再一次使斯诺为她的诚挚所感动。斯诺后来回忆说：“当我搭乘的飞机升空飞离香港时……我想起了孙夫人跟我说那段话时的面容……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呈分裂状态，我的躯体在飞机上，但我的精神却留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麦卡锡政策时期，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把斯诺当做“危险分子”迫使他全家移居瑞士时，宋庆龄曾给他写过长长的信，说：“……当你感到对你的压力的时候，想起像鲁迅这样的人们，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之中。纵然美国人民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各种谎言的灌输，甚至歪曲了他们自己的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形象，然而我仍旧相信，以毅力与决心来坚持真理的话，真理是能够流传到他们那里的。”
最后，她意味深长地说：
“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宋庆龄在这封信中以深切的同情与友谊关怀体贴斯诺的心境，并以鲁迅精神激励斯诺在重大压力下接受考验，坚持传播真理。这不仅反映出宋庆龄对鲁迅的深刻理解与崇高评价，同时也展现了宋庆龄对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念，以及为此崇高目标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
这种互助共勉、肝胆相照的友谊同样表现在他与另一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之间。
路易·艾黎来到中国时同样年轻。在上海工作的一位英国教师亨利·巴林给了他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从中得到启迪，开始懂得上海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后来他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宋庆龄、鲁迅、茅盾和地下党活动的领导人，又参加了马海德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学习小组与上海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并多次保护了地下党同志的安全。随着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感情的加深，艾黎决定不回新西兰，而长期留在中国。
当时，他住在愚园路的一幢房子里，屋顶阁楼里就安放着一架与红军联系的电台，那里成了地下工作者的避难所。宋庆龄、史沫特莱等常常带着一些不知名的革命者来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又悄悄地离去。一次，他成功地护送陈翰笙夫妇化装离开上海，宋庆龄十分兴奋，还建议聚会庆祝一番呢。
最使艾黎难忘的是1937年冬天送宋庆龄离开沦陷后的上海的情景。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艾黎遵照宋庆龄的嘱咐，租了一辆汽车去接她，知道宋庆龄要搭客轮去香港。车到码头，只见日本宪兵、便衣特务、巡捕三三两两，四处游荡，监视着来往的旅客。宋庆龄神色镇定，立即手挽艾黎的胳膊，谈笑风生地走过贼眉鼠眼的监视者。艾黎望着远去的渡船，感到宋庆龄又泰然自若地赢得了一次胜利，敬佩之情更深了。
1938年夏天，艾黎去武汉创办“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的积极支持。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宋庆龄利用她的特殊身份，通过宋子文安排艾黎经香港飞到武汉，并设法取得宋美龄的赞助，从而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批准“工合”计划。宋庆龄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以争取国际支援。她为“工合”撰文、演讲，参加其产品展览会，利用自己的声望牵制那些企图扣“红帽子”扼杀“工合”的邪恶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艾黎选择北京定居，潜心写作，继续向世界介绍中国。只要有可能，他和宋庆龄总是设法相聚，畅谈国事，共叙友情，享受着在旧中国战乱年代根本不可能有的宁静与愉悦。可惜，“文化大革命”骤起，艾黎因是外国人而受到“造反派”的怀疑和歧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大标语都贴到了艾黎家门口。宋庆龄为此十分愤怒又焦灼不安。一面设法报告给周总理，一面自己为艾黎写材料证明。就在那动荡不安的时刻，1968年一个深夜，宋庆龄叫深为她所信任的秘书张珏同志悄悄地把一份亲笔证明送到艾黎家：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自己的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和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在那乌云压顶、人人自顾不暇、夫人本人处境也不见佳的情况下，宋庆龄不怕株连、不计个人安危、坚信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对朋友极度负责、患难与共、始终不渝的深厚情谊，使艾黎十分感动。这封信成为艾黎极端珍视的纪念品，成为见证这两位挚友半个世纪友谊的历史文物，现在还保存在宋庆龄的故居。
1971年前后，“四人帮”为了夺权的需要，江青又从来嫉恨这位深受国内外人民敬重的女伟人，正像1927年为了宋家另一位女儿而贬谪宋庆龄一样，这位中国当时的“第一夫人”为了要当红都女皇，不但拼命抬高自己，极力贬低她一向十分嫉妒的我国著名的妇女领袖邓大姐、康大姐，还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宋庆龄同志煽起各种恶毒攻击，致使一时谣言四起。在周总理的极力保护下，艾黎当时的处境有所好转，在纪念中共成立五十周年时，艾黎特意为宋庆龄写了一首诗，专门回顾她半个世纪以来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不懈的光辉历程，称颂她的道德人品，以回答那时谣传着的各种各样对她污蔑的不实之词。在艾黎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但一直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无畏战士，还是一位“花朵般美丽、钢铁样坚强的中国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
当艾黎获悉宋庆龄病重消息之后，立即赶赴她的病榻之前，反复轻轻呼唤说：“路易在这里，路易在这里……”可惜当时宋庆龄已不能说话，只能含笑点头了。
庆龄谢世之后，艾黎哀思如潮，连续写诗多首，回忆文章多篇，满怀深情地哀叹“巨星陨落”，称她为“一朵永不凋谢的花”。直到他自己弃世之前，还不断追忆庆龄是如何在抗战的风雨雷电中给他支持，在十年动乱中又如何帮他求得保护与友谊，以缅怀逝者，激励生者。
1986年3月6日，在上海福利会少年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人们欢声笑语，频频举杯，为一位九十高龄的美国友人祝寿。这位美国友人不是别人，就是宋庆龄的挚友，中国福利会的顾问耿丽淑。在会上，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代表上海市政府和人民授予她“荣誉证书”，以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作出的贡献；专程由京赴沪祝寿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她的国际主义精神。
耿丽淑女士1926年怀着了解遥远东方神秘中国的愿望来到上海，旧中国的苦难令她触目惊心。作为一个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她愿尽力为基督精神献身。但是，认识宋庆龄之后，她的人生道路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此，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中国人民进步事业，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她行将退休而返回美国时，宋庆龄也曾像劝斯诺一样劝她留下来。在她因为宣传新中国而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无理解雇时，又是宋庆龄发来一封加急电报：“尽快地回来”，并体贴入微地为她安排了行程及工作。
在祝寿会上，几名演员向她朗诵献诗《其石则赤玉玫瑰》。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想着自己长长的一生，想着她和宋庆龄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友谊，耿丽淑女士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曾不止一次地在各个场合说过：
“宋庆龄的名字是不朽的。她与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更加显得光彩夺目。她是白玉无瑕的女性，她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的理想，她的祖国……她确是一位无私的爱国主义者。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无不为她的言行所感动，她称得上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位杰出的女性……宋庆龄的杰出表现在多方面。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政治上的坚定，信念上的专一，对友人的真诚……我为曾和宋庆龄一道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