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柯岩文集(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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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名字,并不重要(1)

真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是唤他齐大爷。“齐大爷!”我每每这样唤着。

“哎!”他也每每这样应着。他是一个弓腰驼背的老人,不知是年龄的重负使他逐渐直不起腰,还是早年的苦难在什么时候折断了他的脊骨,他腰弯得厉害,通常走路脸朝着地,看人时得偏过头来,侧仰着脸,很吃力,很难受的。但他却精神抖擞,声音洪亮,走起来一阵风,动作敏捷得很。他的收发工作是很繁重的。全院百十户住家,几百口人,亏他个个都认得,不但工作从不出差错,无论冬夏,每天黎明,还额外地拿把大扫帚打扫院子。呼哧,呼哧,哗啦,哗啦,一扫就是一两个钟头。

我真心实意地尊重他,他也真挚诚恳地对待我。“齐大爷!”我亲热地唤道。“哎!”他也欣慰地回答。我从来没想到过要问问他的名字。名字,在我看来,不过是对外联络或和陌生人交往时才具有其必要性的。而他呢,却像我的亲人。

当然,事情一开始时并不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原是完全陌生的。1964年,我搬进那家机关宿舍,成为那座大院的新房客。他呢,是那座大院传达室的老收发。他很快就熟稔地叫着我们全家每个成员的名字,送信,叫电话,我则随着全院老住户对他的统称,叫他齐大爷。出入大门,每天见面,我们有时点点头,有时笑笑,通常是我随口叫他一声“齐大爷”。那时,我叫得客气而疏远;那时,他也答应得矜持而淡漠。如此而已。

如果不是两年后那场大风暴,也许我们就会如此这般地相处下去,直到老死也还彼此不了解,永远是这样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一夜之间,狂飚席地而起。我,不知怎的,一下子成了被专政的革命对象,而他,则被突然封为响当当的革命派。我呢,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不肯低头认罪、挂黑牌,常常气急败坏地争辩,因而招来更多的打、斗。他呢,似乎也不醉心自己的“胜利”,仍是默默地送信,叫电话,仍是清晨呼哧呼哧地扫院子,似乎也没戴红箍。在那不是黑就是红,不是趾高气扬就是俯首弯腰的日子里,他的这点异常表现使我对他平添了不少敬意。但是,我不再唤他,他呢,也不再正眼看我。我们默默地相遇,默默地交臂而过,似乎从不相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改掉的职业习惯,却使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凝视着他那弓腰驼背的身影。夜里睡不着,也常常大睁双眼直到黎明,侧耳细听他那哗——刷,哗——刷的扫地声……一天晚上,楼下的郎婆婆突然轻轻闪进门来。我立即手忙脚乱地去拉拢窗帘。郎婆婆却摆摆手,凄然一笑说:“不要拉。我是奉命来监视你们的,看你们两个黑帮是不是偷着藏东西、烧材料?”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她却扬声呵斥我说:“以后我每天要出出进进的,要自觉服从革命群众的监视嘛!拉窗帘做啥子?”

郎婆婆是小川的姨母,是我们满院皆知的和我们亲如一家的长辈。在我生病和外出的日子,好几年来,我的上小学的女儿,就在她慈爱的怀抱里长大。风暴来临后,虽说表面上彼此回避,但心底里,彼此是十分惦念的。虽说小川当时还没被揪出来,但居然派她来监视我们,这派遣她的造反派也糊涂得——界限不分明得可以了。我直愣愣地瞪着她,半晌,才哭笑不得地问道:“谁,是谁……派的您呢?”

郎婆婆掩口一笑,关上房门,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齐大爷嘛!还有哪个?”她的神情那样机警,声音那样轻,可在我心里,却不啻一声响雷。我一把拉住她的手,也压低声音说:“齐——大——爷?那,他不怕——”郎婆婆又轻轻摆手说:“他怕啥子?他有道理嘛!他说你们单位的造反派叫他监视你。你住在五楼,他上下不方便,来来往往也容易打草惊蛇。我哩,虽说和你们关系不同,但我出身好,是革命群众,一号召就会和你们划清界限的。派我来你又不得起疑嘛!”郎婆婆紧紧握着我的两只手,唧唧喳喳地说着,见我老愣神,怕我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一边拍着我的手,一边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可莫又犯迷糊哦,他这是暗中派我给你送信儿嘛!多聪明的老人……我走了,还不快收拾收拾。”热泪一下子滚出了我的眼眶,我哽咽了起来。在那漆黑的暗夜里,我的心一下子和一颗陌生的、却是滚烫的心紧贴在了一起。

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里,我又接受过多少陌生人亲人般的关怀;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我又曾领略过多少“知己”的背弃,有的甚至是硬按住我的头,死死地要把我沉入混浊的泥淖。但我总是默默地噙住热泪,狠狠地咬紧牙关,在人前我从不哭,也不笑,只是回忆那漆黑的寒夜里最早温暖过我的灵魂的那颗滚烫的心。既然连陌生的人都能分辨出是非,那么,“亲近者”的出卖还值得悲伤吗?不!让该来的都来,该走的都走吧!我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去尽污染,在痛苦的思索中阅历人生……这样想着,我的心就有了着落。于是,在无人处,我大哭,又大笑。我常常号啕失声,哭得泪如泉涌,像个在亲人面前受尽了委屈的孩子。我哈哈大笑,却又笑得冷峻而淡泊,洒脱得恰似那有了透彻思维的哲人。

我不知道,当齐大爷知道他成为我这篇短文的主人公时,会不会责备我?但我想,对一个人的尊重是无须征得他本人的同意的。我毫不矫情地说:是的,我尊重他。不仅因为他那颗善良的、明辨是非的心,还因为他那洞察世事,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智慧。

1968年,在周总理和陈老总榜样力量的启示下,我和我的丈夫决心不再接受“黑帮”待遇,要公开贴出大字报,自己解放自己,挺起腰杆干革命。在公开贴出大字报之前,我专门到齐大爷的小屋里,告诉他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相识五年来,这是头一次这样和他倾心长谈,我原以为他也会亲人般地与我推心置腹。谁知他却只是冷冷地听着,听完后淡淡地说:“你告诉我这个干吗?我反正是看传达室的,别的事我不管。”说完就站起来,打开炉子,捅火做饭。我坐不住,心也不禁凉了。是的,他曾让郎婆婆给我捎过信儿,但和我并无深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这样生死相托,无疑会牵连他。我真是太不懂事了。于是,我忙站起身,解释说:“正因为您看传达室,我得先告诉您一声,别出了什么事,惊了您。”他又一次重复道:“我反正是看传达室的,按政策办呗!”

他这样公事公办,原本应当,但我却像失落了什么,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点点头,退出门来,迟迟疑疑地又回头一看时,却见他虽弯着腰在捅火,却侧着脸目送我离去,那眼神竟也愣愣的。见我回头,他立即扭过了脸去,那动作又有点过分急促。哦,他是在为我担心呢,我的心不禁一热,立即想到了这次行动时许多应该特别注意的细节。

事后,不少邻居告诉我,齐大爷为我们担了多少风险啊!多少次,外单位,甚至外地的一些群众组织要来揪斗时,齐大爷不是说:“你们来迟了一步,早就让他们自己的造反派揪走了,你们上单位找去吧!”就是以怕干扰了本院革命群众为名劝阻了他们。有一次,当我丈夫单位一些人来抄家时,竟是他老人家托了隔壁的一位董阿姨来给我送信儿,使我及时转移了正在写的大字报和帮我抄大字报的一个青年。

因为这次行动和不少同志有关,事后的连锁反应又势必涉及一些人,我和我的朋友之间加强了秘密串联。除了在郊区见面外,根据“最平静处还是旋风中心”的规律,有的同志就偷偷地上我家来。而这,最棘手的就是要逃避传达室的登记簿。于是,那些时日,我常常厚着脸皮,忍受着某些革命群众的冷眼,蹭到传达室“闲坐”。一看大门外我的同志在徘徊或晃动时,我就跑到里间去给齐大爷看火,搭讪着叫他进来添锅加水,捅炉子,加煤,甚至向他借个碗盏之类。我往往做得十分笨拙,但齐大爷却居然从未识破。虽然他十分淡漠,从不正眼看我,但我心里自是怀着对他深深的感激。

一次,传达室里除我之外还有一个人在,我的一个朋友却在门外来回走了三趟,我一面心急如火,一面搜索枯肠没话找些话说。想必我的话实在不值一听,齐大爷竟闭着眼打起盹儿来。我坐不住了,那第三者也没啥可坐的了,我们一起走了出来,各自向门外走去。那人上街买菜去了,我赶紧把那位同志接应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