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谘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
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
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绔子弟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的心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的4月，皇族内阁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率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弟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光绪之死的公案
提到戊戌变法，总免不了要想起光绪，这位“大清国”末世坐江山坐得最长的皇帝，其实是个最可怜不过的人。如果不是西太后想在亲儿子死后还“垂帘听政”下去，选中了他人继大统，也许他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王子公孙，自然少不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自打4岁入宫以后，这位原来就懦弱胆小，一听见打雷就浑身哆嗦的小皇帝，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超级“女强人”的阴影里。虽然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水深火热，但日子没有在亲爹亲妈身边好过是肯定的了。
光绪懂事以后，虽说还在所谓“同光中兴”时代的尾巴里，但已经又一次进入了多事之秋，列强虎视，外侮不断，糟心事一个接一个；如果是刘阿斗、明禧宗那样的没心没肺皇帝也就罢了，可偏偏他又有那么点心气，不甘心做个吃饱了什么事也不干的皇帝，但是身为“九五之尊”的他，就是什么也说了不算。好不容易西太后挪到了颐和园，手松了那么一点点，皇帝身后的帘子没了人；戊戌变法，刚刚说了几句硬话，转瞬之间就被关进了四面环水的瀛台，过起了以泪洗面的日子，长叹“吾汉献帝不如也！”光绪的老爸醇亲王奕看来真是有先见之明，当年他一听说西太后要立他儿子为皇帝，就立马昏倒在地，人事不省，让在场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他得了恩宠还装蒜。
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怀疑是西太后害死的，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俩人的死期实在是太巧了，光绪不多不少正好先西太后一天死去，没法让人不起疑心。当然，断这场历史公案，把西太后定为谋杀犯，必须有证据，可惜这种证据目前还没有找到，而当时的现场又根本无法还原。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西太后无罪呢？当然不。有位曾经在光绪病重期间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写过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德宗请脉记》
（光绪庙号德宗），虽然写得恭恭敬敬而且结结巴巴，还是透出了不少消息。
首先，光绪即使在病重期间，依然被“两宫”政治交恶的阴影笼罩着。小册子写道，由于“两宫意见素深，后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显然，光绪认为自己的病是因长期囚禁导致的肝郁，而西太后则倾向于说光绪的病是自家的先天不足肾亏。所以，他把脉时就不敢实话实说。虽然两宫各执一词，但说了算的毕竟是西太后，光绪不愿意人说他肾亏，很可能是不少医生都秉太后的旨意说他肾亏。其实，做了多年的高级囚徒之后，肝郁倒更接近光绪的真实症状。有病必须考虑政治因素，这个病也就没法好好的看了。
其次，即使在光绪病情加剧之后，他的病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给光绪看病的人被分成几拨，各看各的，“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加上又不敢说实话，不是顺着西太后的意思胡乱对待，就是开些不痛不痒的方子应付了事，以至于药方里居然有葡萄酒、牛肉汁和鸡汁，近乎《红楼梦》里王道士开的“疗妒方”。
给光绪用的药，也属“假冒伪劣”之类，一次，光绪居然从药里拣出了蛀虫。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皇宫大内里的事情。
更进一步，凡医生给光绪开的药方，如果对症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被人改动。当医者第一次开方之后，光绪不仅自己反复叮咛不要改动，而且还派太监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改。如果不是以前方子屡屡改动，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为什么光绪会这样做。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西太后实际上就是在借为光绪看病之机，行谋害之实，药不对症地胡治乱看，使得光绪的病越治越重，起初不过头晕，“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
这位过度虚荣的老太婆实在不情愿让自己死在光绪前面，不甘心让光绪在她死后翻戊戌的案，使她蒙垢青史。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的事错的是她，而不是光绪，她实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当年变法的翻版，不过这老太婆政治可以抄袭，却死活不肯认错。她还明白这样一条中国式的道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政坛上谁靠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至少是暂时的胜利者。但70多岁的她想靠过不足40岁的光绪的确是件难事，公开地废黜或者干脆干掉光绪，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反对的人太多，根本行不通，没办法，只好来这慢法子。
当光绪病情变重时，她感到有可能要赢了，于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广征“良医”，一方面依然实行“胡治工程”。名义上是昭示她的“慈心”，其实不过是为了告诉世人，光绪要不行了，而且不赖我。
然而，她和光绪这30多年的差距却也非同小可。事实上，光绪病重之时，她也病入膏肓了，但她却根本不肯承认。当一个找来为光绪看病的医生，偶尔看了一下她的脉，诊断说她有糖尿病（消渴）时，老太婆勃然大怒，硬是逼着人家改口，说消渴乃口渴之误。其实，她不仅有糖尿病，而且还一口气拉了两个多月的痢疾。老太婆嘴上虽然不认账，但她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她自己也没几天好活了，她只是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当光绪还没咽气的时候，她就让人到光绪处穿素服，而到她这儿要穿吉服，她委实太希望光绪死了。终于，拉了两个多月痢疾的老太婆竟然靠死了37岁的光绪，当得知光绪确实病死的消息之后，这个“意志顽固”的老太婆一口气松下来，终于拉完了她最后一泡稀屎，“凤驭宾天”，追着她的亲外甥到阴曹地府打政治仗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竟然在两天之内，一前一后撒手归西的缘由。
这桩公案，陪审团裁定，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有罪。
义和团的女人战阵
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
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无论是在传说的“神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
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在村里的时候，于庄稼妞秋毫无犯，进了城也依然保持“革命本色”，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战绩”。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如果沾了女人，不惟法术失灵，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不过，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红灯照”、“黑灯照”以及“沙锅照”。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而沙锅照最神了，由寡妇们组成，据说威力最大，什么邪的都不怕。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在这方面，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让敌人的大炮哑火（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
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黄莲圣母”（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其实簇拥此“母”的，基本上都是大男人，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时人经常看见一干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威风得紧，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据现有的史料，此人原名林黑儿，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只能在船上混混。
当然，造反不在乎出身低，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越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然而，义和团的拳民们将林黑儿捧上了天，并不是因为她的“苦大仇深”，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
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进而供起若干圣母，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以毒攻毒”的战略，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虽然风光了一阵，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如果想到了这一层，脸会不会发热？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的记者爱伦堡小时候，曾经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到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坛，三炷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那么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一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它们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地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将之“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过去了才一百多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来，还不算难，分析起来，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