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的名字对于她非常贴切，她是名副其实女人群中的英豪。她生于公元1871年，正是清穆宗同治九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对内专横、对外以媚的乱世之际。她是喝着湘江水长大的，祖籍湖南衡山县新桥村，其家名称“三吉堂”。旧时凡居家有堂名的都不是贫苦百姓人家，或家产富足（解放前的地主富农），或主人享有声望、特权。由此可以推断，唐群英的家世不很普通。再加上她自幼有机会攻读诗文典籍，长于舞文弄墨，尤擅写诗，她本人除了有姓有名，还有字，曰希陶、号慕懿。这就进一步说明她的身世不同一般，非名门闺秀，则官宦之后。
唐群英刚刚懂事便对朝廷的腐败、百姓的疾苦痛心疾首，尤其是对封建礼教残酷地压迫妇女更是愤愤不平。稍长，受维新思潮影响，立志投身于推翻满清反动统治和争取女权的斗争。她对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政治观点和人权主张都十分赞赏，以她自己的智慧和理想提出了“换风”、“钧天”等革除旧弊、倡导民主的口号。
1904年初，民主革命先驱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长沙创建了“华兴会”旨在“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唐群英闻知以后十分惊喜，主动申请，成了早期的华兴会员。后来，她知道孙中山正在日本筹建以“驱除鞑虏、推翻满清、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改善民生”等为宗旨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她深感中国有望、民众有救了。已经三十五岁的她，兴奋的得欢呼雀跃，夜不成眠，很快作出决定，自己要亲赴日本，为“同盟会”的早日成立尽一份力量。
1905年8月“同盟会”宣告成立，她成了这个组织中的第一个女性成员。此后，她便奔走呼号岛国各地，为“同盟会”壮大声势、积聚力量。三年后（1908年）学成回国，她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为了资助革命事业变卖细软家私，这时她已年近“不惑”，但史书中却很少有关她私生活的记述。
1909年，她再次东渡扶桑，自己出资自任主编，办起了《留日女子会杂志》，主要是为争取女权而大声疾呼，在留学日本的男女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次年她又匆匆回国。
1911年9月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唐群英不顾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积极投身其中。起义以牺牲了大批革命精英而宣告失败，她为此曾曾顿足捶胸。经过这次火与血的洗礼，已经人到中年的她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她对天发誓要继承烈士们的遗志，坚持斗争。早在1907年革命斗士秋瑾壮烈牺牲时，唐群英正在日本，她曾仰望祖国，热泪长流，横下一条心，要走秋瑾的路，现在又有这么多年轻的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她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推翻满清统治、不把女权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死不瞑目。
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为了声援这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她在上海昼夜奔走，发动觉悟女性组织了“妇女后援会”、“女子北伐队”、“红十字会”。做了这些她仍觉得不够，又亲自率领一批体魄健壮、革命意志坚强的青年女子，出没于上海、南京左右，与残余的反动势力做最后的斗争。她本是个文弱女子，但在枪林弹雨中却能巧妙地指挥“女兵”们英勇奋战，歼敌获胜，建立了军功。从此，唐群英的名字令敌人丧胆、人民尊敬。
早在“同盟会”初建时，由于唐群英的特立独行，孙中山便熟悉了她的大名。她后来的革命行踪一直受到他的关注。辛亥革命胜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决定亲自接见并嘉奖这位巾帼英雄。
当她站在自己仰慕良久，早想拜谒的民国之父时，心情十分激动，顿时面颊绯红，深深鞠了一躬后，竟一时不知说些甚么。她一身朴素、端庄沉静，完全不像一个为革命能够叱咤风云、为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敢于拿枪动刀的英武女性。孙中山凝视了她一会儿，微微笑着说：“新生的中华民国感谢你，我孙中山佩服你，并代表国民政府送你‘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称号，奖授你‘二等嘉禾勋章’”。说完，将勋章亲自为她别在衣襟上。直到这时唐群英才如酣梦初醒，再一次微微躬身、毕恭毕敬说：“这称号这勋章，我受之有愧，比起那些革命先烈们，我做的那点事微不足道，请大总统收回成命，另授功勋卓著之人吧。”说完，摘下勋章。
孙中山见了摆摆手说：“不不，你应当知道，国民政府是赏罚分明、奖掖有度的。这‘嘉禾勋章’寓意祥瑞，让我们共同祝愿新生的民国繁荣富强、昌盛不衰吧。”
唐群英被大总统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对祖国的耿耿忠心，深深感动。是的，烈士们用头颅和鲜血换来的民国，还在襁褓之中，需要热爱她的人们继续努力，尽快把她建设得强大无敌，让满清的遗老遗少、东西方列强们望而却步、马首是瞻。想到这里，她把勋章有恭恭敬敬地别在了胸前，再朝孙中山深深一拜，转身离去。从此，她便更加勤奋与革命事业，特别倾力于女权运动。
1912难4月初，“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当选为会长。大会通过了她所拟定的“纲领”，主要内容是实行男女平等、普及女子教育、禁止买卖奴婢等。这对女权运动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倒行逆施，为复辟帝制蠢蠢而动。唐群英闻知这些以后，气愤填膺、怒不可遏，急速到了北京，为维护新生的民国和妇女解放事业艰苦奔波。同年10月，她又在北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周围一些地方成立了支部。接着，她马不停蹄又创办了《女子白话报》、《东亚丛报》，亲手恢复了于右任等人于1907年创办的《神州女报》（很不幸，后被袁世凯反动势力所利用），继而成立了中央女子学校，招收一些志在维护共和、热心女权运动的进步女青年，为进一步发展解放妇女事业，培养骨干。
1913年唐群英回到了故乡，又在长沙建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支部，并创办了湖南第一份旨在解放妇女的报纸《女权日报》，又先后建立了多所女子学堂。一时间，湖南境内、湘江水畔女权运动风生水起，她成了进步人士们敬仰的女权运动先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并决定自己即皇帝位，次年改年号洪宪元年。他的反动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云南的蔡锷率先发动了讨袁护国运动，唐群英积极响应，在长沙大力宣传反对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由于她的锋芒太露，遭到了反动派的疯狂抓捕，幸有众多维护共和的仁人志士的掩护，她才得以脱险。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拖着柔弱的身躯，再次领导和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自己担任副会长。同时继续致力于女子教育，兴办女子学校。没有资金，她便把家产全部卖掉，自己的生活十分清苦，她非但无怨无悔，反而时常陶醉在自己的事业中。她经常翻阅自己兴办的报纸，欣赏她与多个女校师生的合影。
1936年，年满六十五岁的唐群英，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奔波、日夜劳顿，身体更加衰弱，虽有雄心，但力不相从了。这时她想，既然自己不能再为妇女的解放事业继续工作，就不如彻底归隐。于是，于当年夏季回到故居“三吉堂”，但家已不复存在，她便栖居在湘水之畔的陋室中。一年后病逝，享年六十六岁。她哭叫着来到人世，却悄无声息地走向了永不复返的远方。但人们没有遗忘她，因为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先锋。
1991年，康克清同志为她题名，尊她为“一代女魂”；1995年被中央认定秋瑾、唐群英、宋庆龄为“中华百年女杰”，她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