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百名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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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章 为革命视死如归的一代女侠——秋瑾(1)

秋瑾是中华民族反对西方列强、反对封建统治、民族觉醒初期的革命女英雄,是提倡男女平等、促进妇女解放的急先锋。她以年仅三十岁的血肉之躯,献给了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她的一生是光荣灿烂的一生,是充满爱国激情、革命奋进、气壮山河的一生。

秋瑾,乳名玉姑,原名闺瑾,字璇卿,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东渡日本后,易名秋瑾。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公元1877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她的祖父秋嘉禾,清同治年间进士。历任福建云霄(地名)厅和厦门海防厅同知(厅之长官),全家遂迁居其任所,她的童年是在福建度过的。后来她的父亲秋寿南(字景侯)在湖南郴州为官,她与母亲又在父亲官邸生活。她的母亲单氏,乃浙江萧山望族之后。所以说,秋瑾是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长大的。她生性聪敏,性格刚毅倔强。自幼跟随父兄学习经史诗文,是个少年饱学之士。她在很小的时候,便怀有一般女孩所没有的远大志向,崇拜历史上那些剑侠义客,憎恨不公和欺凌。

秋瑾在厦门生活的时代,那里已经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通商口岸,许多洋人在那里横行霸道,任意欺凌中国的普通百姓。而满清的官吏却奴颜婢膝地一味讨好洋人,所有这些都大大刺痛了幼年秋瑾。她非常气愤并很痛苦,曾经神态沉重地对母亲说:“妈妈,这里是中国的土地,那些红毛鬼子为什么那样蛮横无理。照这样下去,中国人不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吗?”妈妈听了,觉得女儿懂事了,便抚摩着她的头说:“孩子,你还太小,又是个女孩,不要担心这些事情吧。”

“女孩又怎么样,难道就不可以关心这些事情吗?”她睁大眼睛不解地盯着妈妈。

过了不久,在她的诗作里便出现了“红颜谁说不封侯”的句子,这使得她的父母非常吃惊。

少年时代的秋瑾,学得了更多的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道理,特别领悟了:要想不受洋人的欺侮,就得有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制人本领。于是,她不顾别人的闲言抨击,硬是扔掉了裹脚布,解放了双足。这在当时的汉民族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母亲也劝她:“一双天足是找不到好婆家的。”她听后笑了笑说:“与其那样就不要找了。”她重获了一双能跑能跳的天足以后,便跟着表兄学习骑马击剑和武术。她学得非常刻苦,那劲头真的胜过男孩子。如此一来,她不只有了强健的身体,还掌握了不少剑法和拳术。

她随母亲在湖南郴州父亲的官邸居住时,很多人都知道秋景侯有个相貌娇好、能诗文、善辩才、性格豪迈的女儿。湘潭的王家为当地富绅,曾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有子弟王廷钧,也是个饱读诗书的翩翩少年。王家慕名向秋家求婚,得到应允。并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秋瑾与年少她两岁的王廷钧结了婚。其实,秋瑾是不满意这门婚事的,但当时她只有十九岁,抗争的意识还很脆弱,还没有摆脱“深闺守礼”的勇气,只好勉强嫁了。所以婚后曾有“谢王不是无茅屋,偏处卢家玳瑁梁”的诗句,流露出极大的无奈和不满。

这时的秋瑾是家事、国事,事事都不如意。但她心志高远,虽为人妇,仍不忘国家恨、民族仇。一次,在夫家与众亲友谈论国事时,一时激情难抑,赋诗《杞人忧》,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和亲赴沙场的雄心壮志,诗的全文是: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原战未休;

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古代作战戴的头盔)。

大家听了,有人赞许,有人摇头。但都一致佩服她的才思敏捷,志向不群。

婚后第二年,秋瑾生下儿子王沅德,她尝试了做母亲的欣喜,各方面更加成熟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花钱在户部捐了个小官,便携带妻子儿女进京赴任。不久就发生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华之乱,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遭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烧杀抢掠。第二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也称辛丑议事书)。秋瑾目睹了帝国主义的野蛮行经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气愤填膺,怒不可遏,遂作《七绝》以明志:

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做牺牲。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时秋瑾尚不满二十四岁,在国难当头之际,她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愿意为国牺牲的铮铮誓言。不久,她又生下了女儿王仙芝。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爱与自己毫无共同语言的丈夫,却非常疼爱一双儿女。她常常望着他们熟睡的小脸,小声叨咕着:“快快长大吧。长大了你们兄妹一起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天,王廷钧看了她的《七绝》,不屑地说:“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说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力挽乾坤的话,太不着边际了吧?”她听了甚为不悦,只是严肃地望着他,没说什么。而后,拿出笔墨,一首更能显示她当时心情的《大刀歌》跃然纸上:

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

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

王廷钧低头一看,觉得这后一句的“奴才”里也包括自己,便以不友好口气说:“看来,这举国上下都在做着奴才梦,惟有你秋夫人独自清醒啊。只可惜夫人是个女人,独醒又当如何?”

“廷钧,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好不好,女人怎么啦,女人也许比男人更有志气。”说完,又一口气写下了《满江红?小住京华》: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怀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莽红尘,何处觅知音,清衫湿!

王廷钧见妻子的脾气如此倔强、笔锋这般犀利,竟怒骂他为俗子,更不是她的知音,气更大了,竟然挥拳打了她。这一打,不只把她打出了家门(离家出走住进了泰顺客栈),把她的心也打得更远了。从此,她更加苦闷,便在莽莽红尘中寻觅知音。很快,她结识了近邻的一位进步女子吴芝英。这吴芝英也是出身名门,她的伯父是安徽著名文人“桐城派”成员吴汝纶。她自幼熟读诗文,学习书法。成年以后,不只诗写的好,字写的也令人称奇。丈夫廉泉,与王廷钧同朝为官,但他思想开朗,曾“设开明书局,多与报界往还”。秋瑾和吴芝英爱好相近,志同道合,两人很快成了知己,结成了“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盟友。这时秋瑾曾有“曾因同调访天涯,知己相逢乐自偕”的诗句,表示了当时的心境。吴芝英家常有大量宣传新思想的书报,秋瑾见了,如饥似渴地读个没完没了。如果说,与吴芝英的友谊改变了秋瑾的苦闷生活,那么,那些进步书刊则使秋瑾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坚定了走自己路的决心。这时,她并不感觉孤立了,原来国人中与她志同道合者多矣。她回到家中,把自己的新感受、新知识说与丈夫,希望他也能够接受些新的进步的东西。而年纪轻轻的王廷钧,对那些救国于危难、拯民于水火的革命思想却毫无兴趣。他所追逐的只有做官享乐,一切都与妻子格格不入。秋瑾的热情遭到了冷遇,她再一次失望了。秋瑾幼年曾随大哥秋誉章学习诗文,视大哥如手足、如师长,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曾在给大哥的信中,痛斥王廷钧的为人,说他“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谎言、损人利己、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以及“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一个生有铮铮铁骨的侠义女子,遇上了这样一位人格低下的纨绔恶少,她当然苦不堪言。所以,深感“在彼家情形,不如奴仆。”看来,国仇、家恨,必将使她走上一条新路。

当时,不少旧民主主义者们苦于没有现成的革命办法,便想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经验,于是纷纷出国寻求真理。秋瑾也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学得革命本领,向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便也决定东度日本。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王廷钧以后,他坚决反对,并以轻蔑的口吻说:“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还出国学习什么知识?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若不是因为学得了一些知识也不会如此的放荡。在家里写还嫌不够,又要跑到东洋去,亏你说得出口。”

秋瑾知道和他商量不出什么结果,索性什么也不说了。王廷钧知道,她不会因为自己的反对而打消出国的念头,便趁她不备,偷走了她的私房钱和珍贵首饰。她手中无钱,就寸步难行了。秋瑾发现以后,非常生气,但她没吵没闹,只是对他说:“你的办法太卑鄙、太笨拙了。没有了盘缠,我用两条腿走也要走出国门的。”最终,在吴芝英等朋友的资助下,她以“踏破范围去,女子志何雄”的气概,走出了王廷钧构筑的牢笼。

离家时,她唯一留恋的是一双儿女,当她吻别他们的时候,母亲的柔情使她流泪了。

光绪三十年(1904)春,秋瑾带着朋友资助的为数不多的路费,准备起程时,曾在任礼部任主事的王照,因为参加政治改良运动,被慈禧囚禁,处境危险,急需搭救。秋瑾决定解囊相助。她并不认识王照,所以,捐了钱以后,嘱咐经手人不要透露她的姓名。支付了这笔钱后,她的钱袋空了大半,真的是囊中羞涩了。但当她踏上去国之路时,却有了一副好心情。

当时的日本,已经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驱都曾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不少志在推翻满清王朝的爱国学生和革命志士,多有集会、结社、创办报刊、宣传革命道理等活动,走出了封建牢笼、到达了这充满了革命气息的异国之后,她真的如鱼得水、枯木逢春。激动、兴奋,满腔革命热情终于有了宣泄之地,除了努力读书学习外,她把全部课余时间,都放在了结识新朋友、阅读新书刊、参加进步集会上面。当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印刷品,广为流布。她读了,感动得热泪横流。一次,她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说:“(我)多看清政府禁阅的书,考察外边情况,多结交热血朋友”。其实,当时她在日本所做的岂只这些,她简直像一头放回山野的猛虎,在飞奔、在咆哮,要把那“林”中的腐朽全部消灭掉。当时,进步人士的集会很多,她每次都要参加,而且要登台讲演。因为她知识广博,擅长辞令,又总是激情满怀,言之有物,所以,总能动人心魄,激励斗志。说到动情处,她自己首先泪流不止,听众也为之潸然泪下。因此,她结交了不少新朋友。

她深知,四万万同胞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和满清政府的盘剥、压迫和欺辱,而其中的两万万女同胞则受着比男人更难以忍受的多重灾难。要想救中国,首先要唤起女性的觉悟。她是个想到了就要饯行的人,便与她的新朋友、进步女留学生陈撷芬等十几个青年女子,组建了旨在“抗击清廷,恢复中原”的“共爱会”(后改为“实行共爱会”),要求她的会员们,敢于与男人一样从军杀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勇于抢救伤员。总之,女人一定要作出比男人更为壮烈的事业。“共爱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妇女解放、反帝反封为宗旨的妇女组织,它开了妇女公开集会结社的先河。“共爱会”经常致信国内的进步女性,与她们交流思想,相互勉励,誓与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

不久,秋瑾又加入了冯自由主持的“三合会”,刘道一、仇亮、王时泽等人的“十人会”等进步组织。虽然秋瑾赴日本的时间不长,但由于她的热情、坦直和对进步思想的渴求,不只有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认识了近代史上著名革命先锋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等人。这对秋瑾的进步与成熟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公元1905年,她便参加了在日本恢复了的“光复会”。不久,她又成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成员。由此不难看出,这时的秋瑾已经是一位思想成熟、意志坚定、志在推翻满清反动统治、光复祖国的勇敢斗士。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同凡俗,她脱掉了华人的女儿装,或着和服,或穿西装。腰间佩带着日本短刀,气宇昂扬地出入各种集会场所,在留日学生和旅日侨胞中,她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封建的卫道士们斥责她、惧怕她,而更多的人却十分敬佩她。此时,她再不是王廷钧府邸中的贵夫人,而是一名胸怀救国大志,英姿勃发的革命女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