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周围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然而学校非常宽容，允许他们自由活动。1941年，剑桥大学遭一枚炸弹袭击，一名女共产党员被一根倒下来的梁柱压得动弹不得。眼看就要被炸弹引发的大火烧死时，她高声喊道：“我们的党万岁！斯大林万岁……斯大林万岁！”后来她被救出，双腿自膝盖以下截肢。
霍布斯鲍姆回忆说：“在那个年代，若一位党员把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献给共产党、斯大林或同志们，我们都不会对此感到诧异。
（当时外国共产党员对斯大林的一致观点都发自肺腑、未受强迫、因信息有限而无瑕疵。其真诚的程度，与我们大多数人1953年获悉斯大林死讯后的心中哀思不分轩轾。而在他生前，没有任何苏联公民愿意——或胆敢——把他昵称为‘乔大叔’[32]，或像意大利人那般称之为‘大胡子’。）党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为党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得到的回馈，则是从党那边确认自己已经胜利在望，并且感受到同志情谊。”
有趣的是，身为资深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共产党本不应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共产主义不同于那些在19世纪末叶成形、大多也受到卡尔·马克思理论启发与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本来并未被设计成一种群众运动；共产主义后来之所以变成了群众运动，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就这一点来说，那违反了——而且确确实实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传统的立场是期待每一位自视为‘工人’的人，都要认同各个本质上属于工人的政党，而它们的本质通常已经用党名（‘工党’）清楚标示出来。”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比同时代的人更了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弊端。一位东德剧作家在剧本《圆桌武士》[33]中写道：兰斯洛特武士说，外面的人们已经不想知道关于圣杯和圆桌的事情，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梦想。对人民而言，圆桌武士只是一帮笨蛋、白痴和罪犯。亚瑟王则说，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坚持寻觅圣杯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寻找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这或许就是霍布斯鲍姆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理由。
（主讲梁文道）
《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
灰暗年代需要闪亮心灵
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1929-），美国文学批评家。生于巴黎，1940年移居纽约，现居剑桥，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特别研究员（ExtraordinaryFellow）。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通天塔之后》等。
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
成长于中欧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相信这是对抗不公正社会的一种武器。然而不抱这种想法的人，如何审视20世纪前半叶的动荡年代呢？
乔治·斯坦纳是当今世界上最博学的人文学者之一，写作时信手拈来就是典故，让人感觉像是在炫学。他和霍布斯鲍姆一样至少掌握了七八种语言，这种人在中国早就成大师了，这在西方却是人文学者很常见的一种专业训练。
斯坦纳的父亲是犹太人，曾任奥地利中央银行资深法务人员。尽管拥有大好前程，他却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在闪亮耀目、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下，他嗅出一种对犹太人有系统的、教条式的仇恨即将爆发。1924年，他带着家人离开维也纳，移居巴黎。五年后，斯坦纳出生。
斯坦纳的父亲精研法律和经济学，并广泛涉猎思想史、生物史、艺术史等领域。尽管他从事金融业，却不希望儿子步他后尘：“我宁愿你不了解债券和股票的差别。”他希望儿子日后成为一名教师或治学严谨的学者。斯坦纳不负所望，晚年他深情回忆父亲的启发式教育：“一直要等到我把读完的书写下摘要，让他检查过后，我才可以买新书。如果我不懂其中某个段落，我得大声读给他听，我父亲的选择和建议往往令我大为赞服。通常念出来后，我就明白了。如果我还是不懂，就得把相关的部分抄下来。这么一来，就能够豁然开朗。”
斯坦纳从小学习法文、英文和德文三种语言，以至于分不清母语是什么，同时还跟随一位逃难的学者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快过六岁生日的一个深冬之夜，父亲的一个举动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以前讲过《伊利亚特》[34]的故事给他听，他一直想阅读这本书，但没有得到允许。那天晚上，父亲打开一本1793年的德译本，指导他阅读。父亲发现有些地方译得不够完整，就摊开希腊文原著查看，然后反复朗诵，也让斯坦纳跟着一起读。那天晚上父亲种下的这颗种子日后慢慢发芽，最终斯坦纳成为一位驰名世界的人文大师。
二战时期斯坦纳一家逃离欧洲，移居纽约。那个恐怖的时代让斯坦纳目睹了人类的残酷无情：“‘语言动物’能够以无比的勇气、利他精神与关爱来行动，但同样地也会有野蛮、自私、抢地盘心态，以及各种形式的不理性行为，他/她的知性怠惰与物质贪婪习性是无止境的。这种奇怪的双重性会为了毁灭的目的而毁灭。野蛮部族是一个极端，街头破坏者又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从虐待行为里找到复杂的滋味。”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斯坦纳发现“同样的物种也发展出各种完全无私心的热情和精神层次的技艺。纯数学、音乐、诗、哲学玄想、某些艺术模式，全都是无私心的。它们存在，灿然光耀，毫无用处”。在历史的无人性与冷漠之中，最纯粹的艺术家将“无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由此“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尊严，残忍我族的‘高贵尊荣’。或许这种数学家、作曲家、诗人、画家、逻辑学家或认识论学者的‘骄傲’，和宗教或世俗的圣人在某方面救赎了人类”。
伟大的艺术往往面临着被迫害的危险，艺术家有时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斯坦纳说：“未被道出的个人贫困、荒谬、孤立、默默无闻，更不用说基于意识形态-政治理由而加诸的极刑，一直伴随着伟大艺术、文学，或是哲学研究的诞生。”严肃文学、音乐及思想往往在暴政下产生。詹姆斯·乔伊斯[35]说：“挤压我们，我们是橄榄。”博尔赫斯[36]补充说：“检查制度是隐喻之母。”越是在极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心灵可能越闪亮。
斯坦纳是个有点保守的、老派的精英学者，讨厌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理论。他认为如今高雅艺术失去了耀眼的光芒，逐渐消逝在通俗文化的口水之中。他慨叹“在资本主义晚期，金钱大声咆哮，将时间和空间包装起来”，但他觉得文人没有权利去强行推动“高等”文化，把深奥的东西硬塞给普通人。
斯坦纳认为，我们需要一种不再残酷的政治制度，让20世纪折磨人类的痛苦不复存在。“开放民主的社会是有疗效的。它们努力缓和痛苦、降低仇恨。”他自认为是柏拉图式无政府主义者：“我的政治总之是尝试支持任何社会秩序，即使只是最起码地，能够降低人类环境的仇恨与痛苦的累积，让隐私与优异均有喘息的空间。”
（主讲梁文道）
《自我分析纲要》
知识分子不是超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1982年起任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社会学教授。著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等。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行动，比如街头示威、联名上书，其实是在投资声望。
现在哲学很冷门，然而念哲学的人总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哲学乃各门学问之中的“国王”，是“知识中的知识”。他们自认为思考的是人类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比如生命的意义、知识如何产生等。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本来是念哲学出身的，后来却反叛了。身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之一，他不像福柯、德勒兹[37]、德里达[38]、巴迪欧[39]这些人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也不像罗兰·巴特[40]以文学批评家的姿态出场。他有一套很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比如统计、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在法国学术界显得有点另类。
1951年，21岁的布尔迪厄以外省乡下人的身份踏入法国“精英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41]。这所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师范院校，是法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在全法国“学院中的学院”念哲学，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可以主宰一切知识领域。布尔迪厄看不惯这种态度，他觉得哲学家明明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却自以为能够对整个世界发声；他们跟现实相当隔离，又不喜欢具体的实证研究，只是一味空谈理念，提出一些非常激进甚至不负责任的主张。
布尔迪厄猛烈批判以萨特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指责他们自以为是“全能知识分子”（totalintellectual）。萨特给人制造出一种错误印象：知识分子可以独立于任何权威，仿佛生活在真空中。布尔迪厄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完全独立，不受社会的制约。那些自认为在思考最重大问题的哲学家，常常忘记思考一些最基础的问题：是谁让他们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天天坐在咖啡馆里跟人聊天？是谁让他们拥有如此声望，大家要洗耳恭听？这一切依赖于各种社会条件，诸如学术机构的支持、大众媒体对“知识明星”的追捧等。
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上电视？布尔迪厄认为是为了声名。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行动，比如街头示威、联名上书，其实是在投资声望。站在社会运动的前线，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在冒险，对知识分子而言，却是赚取声望的好机会。
身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尔迪厄一生奋力了解社会各个面相潜藏的规则，然后试图提供理论说明。他总是用非常客观冷静的眼光，“毒辣”地分析每个人所受制的社会结构。《自我分析纲要》（SketchforaSelf-Analysis）是他逝世前一个月写成的类似自传的书，但他坚称这不是自传。他用以前剖析别人的那套严苛方法来分析自己，只可惜这本书太薄，并且他对自己的剖析也不够严酷。布尔迪厄曾经无情地抨击法国的学术体制，认为它非常不公平，只遴选出少数精英，而这些精英的父辈本来也大多是精英。尽管如此，他本人却在这种学术体制下获益良多：出身乡下工人家庭，却能挤进法国最高学府，最后跻身学术殿堂——法兰西公学院[42]。这个法国最古老的学术机构有点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却少很多，每一学科领域只选一位公认最牛的学者任教授，然后由他自定题目公开法兰西公学（CollègedeFrance）讲课。
面对法兰西公学院的热情拥抱，布尔迪厄曾几次拒绝，然而最终不再推辞。就职演说是确认“精英中的精英”的一个重要仪式，他决定当天上台再次猛烈批判一通。虽然他讨厌知识分子上电视，最终他自己也上电视开了学术讲座，尽管内容是批判电视媒体[43]。这种颇有点像行为艺术的选择或许是他处理矛盾处境的最佳方法吧。
（主讲梁文道）
[1]江渭清（1910-2000），湖南平江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因与毛泽东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深得信任与重用。1996年出版《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2]《资中筠自选集》按题材分为五卷-《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