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社会需要不同意见
凯斯·桑斯坦（CassR.Sunstein，1954-），法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不完整的宪法》《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等。
社会需要不同意见，因为情况越复杂，我们越是要避免大家都变成同一个大脑、同一种人。
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猪湾事件”[1]，当时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找了一批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组成游击队，让他们偷偷回到古巴，试图推翻刚刚站稳脚跟的卡斯特罗政府。结果整个军事行动完全失败，不少人被杀被俘，卡斯特罗还用这些俘虏要挟美国给了他一大笔援助。这对肯尼迪政府是个很大的打击。
事后，每一个参与军事讨论的人回想起来，都觉得这个计划简直愚蠢得要命，根本不可能成功。奇怪的是，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发现问题呢？每个人都越说越兴奋，觉得这个计划一定可行，完全看不到它的盲点，哪怕是一点点失败的风险。
人都有一个共性：我们渴求他人的认同，也倾向于附和他人的意见，因此往往会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压下去《。为什么社会需要不同的意见》这本书中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一个没有不同意见的团体有多么可怕。
美国曾经很流行一种小型的投资俱乐部，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大家拿出一笔钱来，一起做投资或买卖股票。结果发现，如果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之间关系很好，常常喝酒烤肉，家庭聚会，那么投资成绩通常都会很烂。相反，如果他们的人际关系很紧张，总是有人处在对立状态，投资结果反而会很好。
当一群人意见完全一致，就等于变成了一个脑子，他们作出的决策往往会有各种盲点和问题。作者在书中揭示了这一点，认为意见的存在对一个政府、一个社团或一家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了，则会变得非常危险。
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同他人呢？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E.Asch）[2]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在一张白纸上画了几条黑线，其中一条的长度明显跟其他不一样，然后他拿着这张纸问参与实验的人：“这些线一样吗？”他故意在实验团体里设下“埋伏”，十个人中可能有七八个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实验一开始，这七八个人也都说出真实看法，认为有一条线跟别的线明显不同。第二回做实验时，他要求那七八个埋伏下去的助手开始说谎，大家都说这些线看起来长短完全一样。这时候，另外那几个被蒙在鼓里的实验对象居然真的看不出来了，或者开始怀疑自己，最后他们都会说，对，这些线看起来是一样长的。这就是成语所说的“指鹿为马”。
桑斯坦教授说，为什么我们会轻易认同他人呢？首先，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拥有的资讯不够多，很想听听别人的意见；第二，我们缺乏自信，而越缺乏自信就越容易盲从；第三，我们很在意别人是否认同自己，哪怕是在一个陌生的实验团体里面，也生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为什么大家都看到几条线一样长，只有你看到的不一样呢？这种担心和忧虑难免会让你放弃最真实的感受，屈从于他人的意见。
现在网上的一些论坛也常常出现党同伐异的情况，有些讨论非常极端。桑斯坦教授说这就是小团体中最容易出现的极端化现象，恐怖分子就是这么产生的。如果一群恨美国的人聚在一块儿，大家讨论着要搞点儿恐怖活动，这时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就不敢表达意见了。这种情况下似乎谁说得越极端、越激烈就越容易获得大家的认同，最后只能越走越歪。
社会需要不同意见，因为情况越复杂，我们越是要避免大家都变成同一个大脑、同一种人。
（主讲梁文道）
《黑天鹅》
意料之外的世界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Taleb，1960-），风险管理论学者，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另著有《随机致富的傻瓜》等。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是一种离群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带来令人惊诧的重大改变。
没去过澳洲之前，欧洲人一直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遭遇了第一只黑天鹅，他们的观念彻底改变了，这就是“黑天鹅效应”。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是一种离群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带来令人惊诧的重大改变。
假如只是因为发现了一只黑色的天鹅就颠覆掉天鹅是白色的这个习惯想法，还算是小事。更严重的情况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假设我们都是小猪，每天都会有一个人过来喂我们吃东西，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养得白白胖胖。这样我们就会有个错觉，觉得自己以后大概都会这么幸福地被喂养下去。直到有一天，他拿刀来宰我们，这第301天的一刀足以改变世界，让我们知道过去300天来所习惯的想法和预期是多么不可靠。
这本书的作者塔勒布是黎巴嫩人，但他更喜欢称自己为黎凡特[3]人。他是个学者，在大学教书，研究经济学、哲学和心理学，也在华尔街做过交易员，自己还开过一家顾问公司。塔勒布的想法特立独行，他对主流经济学相当不满，对一些统计学家也颇有意见，于是就写这本《黑天鹅》作为反驳。
书中所举的例子很丰富，也不乏学理上的支持，比如英国哲学大师休谟[4]的一些观点。作者说其实归纳法并不是什么严格可靠的科学，但人类总有一种惯性，在面对一连串事实的时候，很难不去编织故事。对事实进行逻辑连接，强加关系箭头，就产生了所谓的因果关系。其实因果关系在大自然中并不必然存在。
比如有人想研究百万富翁，方法是找到二三十个百万富翁，分析他们的性格特点、行事规律和做人技巧，进行归纳，然后告诉大家，如果你这样做也能成为百万富翁。结果很多人就被误导了，因为我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相同性格特点和做事方法的人为什么没有成为百万富翁？那些人并没有被研究，不是吗？
推理错误产生的原因是逻辑上的差异，比如有人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将有一次大地震灾害发生，可是有人听了这番话之后，也许就误会扭曲成，大地震不可能发生了。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说我们找不到地震将要发生的证据，后者是说我们能够证明地震不会发生。两种不同的证明，却常常被很多人搞错。
这本书攻击的最大目标是高斯曲线，也就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上常用的那种钟形曲线。学数学的人都用过钟形曲线，比如统计平均身高，假设一个国家男子的平均身高是1.76米，那么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平均值，更高或更矮的人数会越来越少，这种现象可以用一条钟形曲线表示出来。
但是塔勒布反感这样的说法，认为钟形曲线的焦点完全放在了普遍事件上，而忽略了离群事件。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已不再是钟形曲线所能概括的平庸世界，它变得越来越极端。比方说，两位作者的书加起来卖了100万，你以为一定是每个人卖了50万吗？熟悉出版市场的人会知道，绝大多数情况是一个作者卖了98万，另一个只卖了2万。
（主讲梁文道）
The Shallows
互联网让我们变浅薄？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G.Carr，1959-），美国作家，专注于技术和商业文化研究，曾任《哈佛商业评论》执行主编。著有《IT不再重要》《大转变——审视世界，从爱迪生到谷歌》等。
互联网影响我们的大脑构造，使人类不再习惯像从前那样做深度思考，而逐渐流于浅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于互联网上资讯太多，在网上发帖的人都想尽办法吸引别人的眼球，于是题目写得越耸人听闻越好，最后人人都成了“标题党”。现在流行的微博也是如此，微博本来是朋友之间交流用的，奇怪的是在中国这个地方，竟成了出名的工具。大家都想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自己，最后把微博变成了“终极标题”，每一句话本身就像一个标题。
久而久之，很多人不会写长篇文章了，而擅长取一个看上去挺吓人的题目。在人人都成为标题党的年代，你跟那些有名的网络作家们聊天，会发现他所谓的观点不过只是一句话而已，这句话放在微博里刚刚好，你要他扩展成一篇文章，或者一段可持续的对话，他可能根本说不下去。
TheShallows的副标题是“互联网对我们的大脑做了什么？”作者的答案是：浅薄。互联网使我们的脑子变浅了，不再习惯于深刻思考。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利弊就引起过很多争论。作者认为，互联网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害处更大。之前他写过一篇文章《Google是不是使得我们变笨了》，遭到很多人质疑，现在他索性写出TheShallows这本书作为回应。
作者说，其实所有的媒体都不仅仅是传播工具，媒体的形式本身已经在影响人类了。学者麦克卢汉有一句名言：“媒介即信息。”比如看电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是信息，而电视播放的方式本身也是信息，它甚至能够影响你看世界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很多学者都作出过深入分析。就互联网而言，看惯互联网的人可能很难再捺着性子去读一本厚厚的书了，因为习惯于浏览网页会使人慢慢失去注意力，在网上人们很难读完一篇长文章，而是习惯于使用超链接，只要看到感兴趣的地方，我们可以立即点击进去，在几个网页之间来回游移，最后变得越来越没有耐性。
尼吉拉斯·卡尔认为，这种思考方式反而更像我们的祖先了。人类的大脑本来对外在世界的刺激很敏感，当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旷野和森林之中的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可是经过长时间的文明发展，人类好像又返祖了，因为互联网也会不断给人刺激，让人分心，使你的意志和精神跟着外界走。
为了进一步说明互联网使我们的大脑产生的变化，作者还试图运用现代神经科学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并不是成年之后就定型了，大脑里面各种神经元的连接也在不断变化。如果有一种技能很久没用，这个神经元的连接就会逐渐减弱甚至中断。因此作者说，互联网也在影响我们的大脑构造，使人类不再习惯像从前那样做深度思考，而逐渐流于浅薄。
以学者们的研究为例，现在很多学者的著述所引用的资料越来越少，明明上网查资料比以前方便了，为什么论文所引用的资料越来越少呢？因为大家都没有兴趣去看那些冷门的东西了，找到的都是谷歌搜索出来的头十项，大家看的东西都一样，想的东西也一样，渐渐地都没有什么深度了。
（主讲梁文道）
Born Digital
数字原住民
派福瑞（JohnG.Palfrey），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院副院长、贝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加瑟（UrsGasser），瑞士圣加伦大学信息法研究中心教授。
过去人的档案是一种需要刻意保存才能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则需要特别小心才能不被保留下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法学院决定把教室重新装修一番，在每个学生的桌上都装上电脑，让他们有需要就可以随时上网，但这些东西很快又都拆掉了。因为他们发现学生上课的时候不再专心听讲，而是在网上闲逛或聊天。但是拆掉就有效吗？现在大部分学生都带着笔记本电脑去上课，甚至只用手机就可以随时聊天，上课的时候一边听一边跟网络上的人沟通，这样教育还怎么搞？
面对这些问题，很多所谓“大人”们都非常苦恼，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年龄代沟，而是一个数字代沟。BornDigital这本书中就提出了一个近几年很红火的概念——“DigitalDative”，我把它翻译成“数字原住民”。
我小时候从没有用过电脑，后来虽然有了个人电脑，但是始终觉得它是一个新事物，是需要我逐渐适应和掌握的工具。我们这些70后和所谓的80后和90后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出生之前，电脑就已经存在了，他们一开始就生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生长在数字化年代，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我们这些非数字化时代过来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朋友之间的交流，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头来，一起听唱片或看录像带。现在不同了，如果有好的电影或音乐，那些孩子会说“我发一个给你”，在网上传来传去，就没有了碰面的需要。两个人可能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面，却声称彼此是好朋友，这与我们那时候对朋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现在大家在网上花去的时间都很多，以至于与家人相处的方式也不同了。你让一个孩子不要玩电脑了，出来吃饭，他可能一边吃一边还拿着手机在下头拼命发短信。其实大人们也一样，现在一桌人吃顿饭，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发短信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新挑战，本书试图帮助我们了解并思考这些变化，习惯新的生活规则及法律政治制度，适应这个数字化时代。比如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着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可以在网上创造无数个自己的分身，博客上用一个名字，别的地方用另外一个名字。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使用各种工具塑造一个自己喜欢也讨人喜欢的形象，男的可以变女的，女的可以变男的。
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今天一个人的身份反而更容易被标示出来。四百年前，如果一个人从乡下搬到城市，就可以完全抹掉他的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今天只要开始上网，那么你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说过什么话，在网络世界都会留下痕迹，变成一种档案。过去人的档案是一种需要刻意保存才能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则需要特别小心才能不被保留下来。举例来说，以前公司聘请人，可能主要看你过去老上司的推荐信或你的简历，但现在的老板可能还会上Google、百度查一下你所有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很可能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也无法改写的。比如你的小学同学关于你的回忆，那些回忆可能是你不想提起的，是你的隐私，但是因为别人把它写在自己的博客里头，它就成了你的公开档案。我们现在每天在网络上生活，等于留下了大量的足迹和信息，这些信息被掌握在一些我们可能根本不认识的人手上，他们会不会弄虚作假？会不会用这些东西来伤害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这些陌生人抱最大限度的信任。
（主讲梁文道）
REMIX
商品经济与分享经济
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1961-），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有《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自由文化》《Code2.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