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堆积如山的病人让我自顾不暇，我与这个年轻的加拿大华裔少年的会面像往常我行色匆匆认识的那么多病人一样，渐渐被我遗忘在脑后。只是偶尔在报纸和媒体上看到对这个跨国案件的跟踪报道和猜测时，才想起我跟最核心的那个人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我并不担忧他的处境，这不仅缘于我对Konrad的信任和了解。据我所知，当一个人被置于这种强制的环境中并且自己的生命也受到了切实的威胁，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类到自卫的范畴。
也许我这个并不懂法律的人应该坐上陪审团的席位，为他投上无罪的一票。只不过那天Mike的话让我稍有些不安，如果他在对我撒谎，那我也帮不了他。
接到David的邮件的那天，LA有些反常的下起了雨，我被通知庭审将在下周四上午举行，如果有时间并得到我的确认，第一排将为我预定一个位置。
我拿起电话，让秘书取消了我下周四上午的一切预约，并拨通了David的电话。
“我有时间，我是说庭审。”我说。
“哦是吗？你的病患预约其实已经排到下个月都不止了吧。看来你真的对这小子很上心，他已经成了你的VIP病人。”David笑着说。
“我说过我对Cute的小孩子没有办法，”我也笑了起来，“这真的很有意思，我是你们雇来的人，现在却希望你们败诉。”
“你这个以貌取人的家伙，”David粗着嗓子说，“我下次只找些ugly的犯人让你治疗。”
“请不要这样折磨我，”我说，“你这样会让我想转行的。行了，就这样吧，下周见，带我问好。”
“你是说Mike还是那小子。”他大笑起来。
“你看着办吧。”我挂了电话。
周四，天色有些阴沉，已经习惯了根据天气来决定心情的我有点没来由的惶恐。开着车，我在接近法庭的地方就看见了大量媒体，其中不乏亚洲面孔。
停好车，我走下来的时候竟然有媒体朝我拍照，大概是看到了我西装上衣上别着的可以让我自由出入的标有**局徽章的牌子。一个英语听不太懂的亚洲女记者把话筒伸到我嘴前，问我是否是律师或者随案调查人员。
我挥挥手，想结束这场拥挤。
一片嘈杂的声音突然传到我耳中，“那是死者家属吗……”接着蜂拥的人群朝后面的某个方向涌去，我本能地回头，一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中年男人护着一个中年女人陷入了媒体七嘴八舌的询问，他们除了无措以外，估计也并没有听懂媒体在问什么。
叹了口气，我挤入人群保护着两个人出来，“让一下好吗？”我说着，带着他们上楼梯走进大门，大部分媒体都被挡在了外面。
“Thankyou。”中年女人生涩地低头说着。
“Korean?Chinese?”我用简单的英语询问，期待他们能听懂。
中年女人看了看她旁边的男人，“中国人。”那男人用中文说。
“是吗？我也是。”我笑笑，看见他们明显地安定了许多。那女人握了握我的手说，“我们来了以后语言不怎么通，接待的人员好像也很忙，我们本来还担心今天会找不到。”
“没事，这不是到了么？”我带着他们走进法庭等待室，来的人还并不多，我到角落的咖啡机边为他们倒了两倍加糖加奶的咖啡。
“只有咖啡，将就吧。”我说。
“谢谢，谢谢……”他们连忙起身接过咖啡，但好像却对咖啡本身并不感兴趣，“你也是**吗？”他们问。
“哦，不是，”我笑笑说，“我是医生。”
“医生？……”他们像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医生也要来法庭……法医？”他们顿时紧张了起来。
我连忙安慰他们，“不是不是，我只是心理医生，和嫌犯有过一些接触。”
他们的神色顿时改变了些许，大概是听到了嫌犯两个字。
“如果不是太冒昧的话，你们是……”我斟酌着用词，小心翼翼地询问，“谁的父母。”
中年女人看看她丈夫，说，“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们的儿子叫张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