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之真（1912～2000），直隶省南和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考入大名七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司长。他在文中所回忆到的张国良（1914～1995），直隶省成安县人。1930年考入大名七师，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政委（副军级）。这说明，在当时大名七师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依然在为党工作，他们并没有被郭鸣鹤的反动势力所吓倒，并为这个革命阵地的恢复做了一定的工作。
其实，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名七师的党组织一直在战斗，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老校友孙汉章在《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一文中也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回顾。他说：
我原是河北大名十一中学生，1931年10月考入大名七师，为第10班学生。早在l929年10月，我在大名十一中学时，由刘同方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十一中校长薛起昌不学无术，压制学生，引起学潮，后因保皇党告密，学潮失败。我被开除学籍后，才考入大名七师。在学校学习期间，我和刘同方同志在一个党支部，又同在一个党小组。党支部分配我负责领导学校的“读书会”、“反帝大同盟”。这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在“挽谢驱张”，“挽谢驱郭”的斗争中，在我党的领导下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1933年驱郭斗争失败后，我和刘同方均被开除学籍。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到学校读书，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刘同方同志调到大名中心县委负责团的工作，因工作需要我也到大名中心县委工作。
从1933年至1935年，在反动校长郭鸣鹤统治大名七师期间，由于他大批开除党团学生和进步学生的学籍，使得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环境虽然艰苦，但隐蔽在校内的少数党团员和“读书会”、“反帝大同盟”成员，仍在校坚持从事革命斗争。据我所知，在1935年2月间，余下来的钱给了中心县委的同志。同时，他们还发动募捐，为中心县委筹款。以上种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七师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党的工作，仍然不屈不挠的坚持进行革命斗争。
直南特委书记刘大风是直南党创始人之一，除了领导直南各县党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壮大党的组织，向国民党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外，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大名县境内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平汉线做工人工作。到了1933年，王从吾、刘同方成为直南特委负责人之一，刘同方是直南特委共青团书记，同时也参加大名中心县委工作。我记得1932年2月，袁声同志任大名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兼中共南乐县委书记。当时环境恶劣，在白色恐怖下，党员与党员不发生横的关系，以防敌人破坏，遭受损失。在此期间，王从吾、刘同方同志是我们的上级，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大名所住地点互相保密，只有一个接头地点，是在大名南关刘秉均同志家。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布置具体工作，有时在古老的荒坟间，有时在荒无人迹的大庙里。当时，由我负责大名七师的“反帝大同盟”“读书会”的工作。1934年3月间，因叛徒泄密，大名县党部特务分子金国柱带领叛徒以共产党河北省委在大名开会为由，将南乐县委陈仰贤、王同兴、宋同法诱捕，关押在大名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此期间，刘秉钧家也被敌人搜查，刘秉钧夫妇弃家外逃。回想起来，刘秉钧夫妇以教书为业，家境十分困难，但是他们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即使断炊无米下锅的时候，只要同志们一到，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叫你吃饭。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眼里，记在心里，使我受到深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大名七师的党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读书会”均转入到地下活动。因我和王从吾、刘同方失去联系，在我离开大名七师前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我交待三条任务：一是根据当时情况，两个外围组织立即转入地下活动；二是由赵秉谦同志负责领导；三是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孙汉章（1911～1999），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考入大名七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安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务。
对此，老校友郭献瑞在《母校留给我的深刻记忆》一文中也有一段回忆，他说：
大名七师是一所闻名冀鲁豫一带的红色学校。不少革命者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党的事业的。我在南乐四高读书时，从大名七师毕业的成养亭、刘泽晋等同志担任过我们的教师，由他们那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并盼望着能早一天进入这所久已向往的学校读书。1932年，高小未毕业的我第一次报考大名七师。当时国民党反动分子郭鸣鹤等篡夺了学校大权，他们排斥异己，采取秘密手段录取学生，因此我没有被录取。事后，我和未被录取的同学多次向校方当权者提出质问，要求公布试卷，在校警干预下毫无效果。1933年春季，适逢七师招考插班生，这次竟出乎我意料被录取了，编入第10班，实现了我的夙愿。
但是，在我进入大名七师读书时，反动校长郭鸣鹤加紧了对学校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学校中的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全部被解聘，党员学生和进步学生大都被开除校籍，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均被取消，图书馆里进步书刊也全部查封。学校大门口设立了警察所，学生出入校门都要受校警的盘问和搜查，形势非常紧张。为此，学生们除了完成每天课业，很长一段时间只参加打篮球、玩双杠等一些单纯的体育活动。当时并不知道学校中的少数党员和反帝大同盟组织仍在开展地下活动。不久，我和同班非常要好的同学陈文堂、王鸿举、巩养之及其他班的冯清贤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比较可靠，陈文堂就拿出了党的刊物《战斗》和《红旗》让我看，其中有一篇题为“江浙财阀与蒋介石”的文章，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以后，当我知道他们都是反帝大同盟的成员时，我也参加了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接着，由我串联了十五、十六班的李景温、王涌波、周培尧、张志等几位要好的同学，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暗地里互相传阅库斯聂的《社会发展史》、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王实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谢台臣的《中国历史讲义》以及《哲学入门》、《唯物史观》等书刊。同时，还利用节假日和饭后散步的时间交流读书心得，议论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看法，进而探讨如何走解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道路等问题。有时候，为革命工作还临时搞一些募捐活动，但大多不知具体用向。
1936年初，反动校长郭鸣鹤等一伙在各方面的谴责下被解职，原训育主任王振华接替了大名七师校长职务，晁哲甫和一些革命教师也迅速回到了学校。随着这个革命教育阵地的逐渐恢复，在晁哲甫同志支持下，隐蔽在校的地下党员和反帝大同盟成员的革命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了。我和同班的反帝大同盟成员陈文堂、巩养之，九班的党员学生李万璋（廉之真）等，以组织同学阅读书刊为名，又新发展了一批读书会会员，记得当时有唐世卿（唐醒民）、王绪颜、陈鸿钧、杨培伦等同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读书会组织。另外，还协助晁哲甫同志在校内工友中和学校附近农村举办数处民众夜校。夜校校长和教员都由我们的进步学生担任，教材也都由自己选编，当时我在夜校负责讲授“如何写好应用文”和珠算等课程，一方面向工农群众传授文化基础知识，同时还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我在大名七师读书期间还回到南乐县二高担任了两个月的班主任，与原七师毕业的王国华一起，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工作后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郭献瑞（1913～2012），原名郭珍，1913年生于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夏庄村。7岁开始读私塾。1930年，他考入南乐县县立第四高级小学。1933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49年7月，郭献瑞当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省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51年初，调任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54年，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调任中国商业部副部长，1979年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2012年病逝于北京。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斗争环境的艰苦，大名七师党组织的许多同志被迫转入了地下，在食不果腹的条件下，依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并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在大名七师的这一段峥嵘岁月，却使他们终生不能忘怀，以至于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进行的革命工作依然记忆犹新。
新的开始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个运动对大名七师学生的影响很大。正如一些学子所说，在大名，大名之大也同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广大学生感到愤慨，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大名七师的进步学生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随着郭鸣鹤的去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抗战前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活动
1936年底，郭鸣鹤被驱赶走了，王振华、晁哲甫又回到了学校，王振华出任已经改了名称的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的校长，晁哲甫继续担任教务主任一职。从此，这个红色阵地又回到了共产党手中。
由于郭鸣鹤的残酷破坏，王振华、晁哲甫回校以后，已经看不见几个党员了，这使他们感到悲愤与凄凉。但他们没有放弃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坦然面对严酷的现实，重新开始工作起来。其中他们首先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恢复了被开除学生的校籍，使得革命力量陡然增长起来。在工作上仍然继续贯彻谢台臣先生提出的“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继承、发扬七师的优良革命传统。这时候，他们根据国家危亡的形势，特别重视抗日教育，多次向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宣传。
此时，谢台臣先生已经病故，为了纪念他，他们便发动校友在校园里竖立起了一块汉白玉制的谢台臣先生纪念碑，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谢台臣先生的教育思想。
对于这一阶段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历史，文献资料较少，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回忆。李福祥是这一时期的书记，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有过回忆。1936年暑假后，李福祥考入大名七师，被编入第16班，全班同学有40人，高一年级同学有康健生、栗汇川、林晓等。那时，李福祥已入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李福祥来大名七师的时候没带党的组织关系，一个月之后，当时直鲁豫特委张玺同志到了大名，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学校建立了党支部。李福祥任书记，周培尧任组织委员，冯清贤任宣传委员。张玺指示他们说：“这个支部的任务是做好学校党的工作。”当时，他们还知道张玺同志在此之前曾和晁哲甫先生进行过密谈，以后才知道他们这个支部归直鲁豫特委领导，张玺是特委书记。张玺还指示李福祥，一要积极参加学校里的社会活动，与学校领导人进行合作，积极宣传抗日，不能搞闹学潮那一套；二要密切联系同学，交朋友，十分注意发展对象，慎重地扩大党的组织；三要从工作上用各种办法团结同学，传播我党的主张，读进步书籍，在学习与活动中起模范作用。这样，学校党组织又迅速活动起来。
当时，他们在学校办了墙报，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和当时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鲁迅逝世后，他们都写了纪念文章。学校里还组织了音乐研究会，音乐教师杨大钧住在五女师，教两个学校的音乐课。当时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桃李劫》中的主题曲毕业歌等。
与此同时，李福祥等还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根据张玺同志的指示，在15班里，李福祥和冯清贤发现有两个对象，一个叫门九敬，喜欢画漫画，主导思想好，画画得好，相当出色，这位校友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叫贾金桂，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工作。“七七”事变后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俩都是党员，关系在肥乡，当时彼此间的关系未接上。此外，他们还定下了赵济普、杨可立等十来名发展对象。
西安事变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放蒋，发生争执。当时学校党组织还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也不清楚该怎么办。后来，张玺来了，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才统一了认识，并向同学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玺还告诉李福祥一些情况：学校里学生的思想不同，主张也不同，让他们注意“托派”活动，孤立那些有不良政治倾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