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为学”是谢台臣办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他全部教育思想的基石，它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和吸收借鉴外国教育进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强调教学中作的成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当时教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思想提出的基础从客观上讲，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波及整个中国大地。反封建专制，倡民主科学已蔚为风气。这为“以作为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次，191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遍及中国南北十四个省、市，讲演二百多次，杜威的弟子胡适、陶行知等也进行大力的宣传，使实用主义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以民主相标榜，是反对中国传统教育的锐利武器，这也为“以作为学”的产生提供了营养。此外，当时中国教育界异常活跃，各种教育思潮异彩纷呈，影响大的除实用主义教育外，还有职业教育、平民主义教育、工学教育等，这也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眼界，为新的教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主观上看，首先是谢台臣先生思想进步，有一种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信条，并有献身于改造社会的愿望。其次，在教育实践中，谢台臣先生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痛心疾首，立志改革。通过教学实践，他深刻认识到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学生关门读书，死记硬背，读死书，死读书，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根本不能适合于社会的需要。于是，谢台臣决心寻找根治教育弊病的良方。再次，清初的“颜李学派”思想对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颜李学派”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重实学，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这符合了当时谢台臣先生改革旧教育的心理轨迹，于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就为谢台臣先生所应用。正是在多种思想的影响下，谢台臣先生才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2.“以作为学”的主要内容
“以作为学”是谢台臣先生办教育的主要思想，他的内容比较丰富，涵盖比较全面。但由于多种原因所致，历史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内容很少，一些回忆文章也多是点滴表述，不能反映其全部面貌。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只有1937年王振华先生等人所立的纪念碑文。就此而论，“以作为学”通俗的讲，就是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获得真实有用的知识的能力。在他首订的教学大纲中就贯彻了这一宗旨。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训练当时当地的良好教师，学校以就实际生活指导学生培植师资为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最初是从否定旧教育、传播新教育开始的。
谢台臣先生认为：“凡是称得起科学的理论，通统是‘作’的经验的结晶，同时，又是推进‘作’的经验发展的动力。只有‘作’才可以产生理论，修正理论，发展理论，并证明理论。也只有从‘作’中锻炼的理论才算真理论，才能指导实行。”并对以往的旧教育进行了深刻批评，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倡导求实学风。为此，谢台臣先生规定当时的学校基本工作纲领有四项：
第一，全校师生打成一片，无感情上的隔阂及生活上的差异，使师生关系变得像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切。
第二，学校设施不善，是全校师生的共同损失，要随时见到，随时建议，随时通过，随时改进。
第三，教师要不耻为学生，学生要不怕为教师，师生在互相教授、互相学习之中，用集体力量废除课本教育，实现“以作为学”。
第四，有疑便问，有得便教。种菜的园丁可以教我们园艺学，做木工的工友可以教我们手工，我们又可以根据所学过的理论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技术与认识。
基于这种思想，1924年7月以后，谢台臣先生致力于“以作为学”的教学改革。首先，对教材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国文课以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为主，同时辅助一些古典文学作品。谢台臣担任历史课，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出了《中国历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地理课选用《中国经济地理》为课本，王振华又补充了一些乡土教材，教学生测绘地图等。其他课程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
其次，学校开设了一些工厂。计有制服、制革、制胰、织布、织袜等。其中织布厂的机器发展到20多台，制胰厂生产的“荷花”牌香皂，畅销于直南、豫北一带，很受用户欢迎。此外，还拥有石印、照相、木工等小手工业部门。
再次，学校实行民主办学。建校伊始，即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体育部、贩卖部、膳食部、平校部、学术部、卫生部、劳动部、宣传部等，均由学生自己管理。平校部是学生自治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任务是组织在校工友及附近农民学习文化，由学生轮流上课，既教育了群众，又锻炼了学生。
当时，学校注重学术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办学不久，学校就组织了多种学科的读书会、研究会，经常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学校还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培养，购买进步书籍，供学生阅读。
谢台臣先生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他说过：我们要从人家的废物中造出有用的物品，从众人失望中发现出路，因为我们懂得科学理论；我们要处处公道正直，为大众幸福而牺牲自己，因为我们学过社会科学。这样所学的知识才算有用。
在教材改革的同时，教学法也有所改进。各科课程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同时，也采用实验、对照实物等方式，成效显著。
不难看出，在这里谢台臣先生强调学作结合，强调“作”的意义，认为“作”是认识的源泉，这是符合今天的认识论规律的。同时，“以作为学”重视实践，也就是重视劳动，强调培养学生爱劳动观念，使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谢台臣先生经常身先士卒地与学生共同劳动，使爱劳动成为大名七师的突出学风。他常对学生讲：“我们的‘以作为学’教育，换言之可以说是泼辣教育。泼辣教育是士大夫气的反对名词，士大夫是贱视劳动，不会劳动，只会消费，爱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我们要尊重劳动，长于劳动，会生产，说真话，做实事。”这是对传统教育脱离劳动的有力批判，是改造旧教育的有力措施，是“以作为学”区别于旧教育的明显特征。
“以作为学”要求打破学校与社会相隔离的状况，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相结合。在贯彻“以作为学”方针时，谢台臣先生强调：“我们要与生产的人打成一片，随处教、随处学；在耕种时讲农学，在作坊中讲工学，在用秤或搬石头时，讲力学，在人事纠纷中，讲社会科学。一面教人，一面跟人学习。”这是“以作为学”的教学方法论，只有学、教结合，教学活动与社会生产、生活结合才会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的社会需要的新人。这也是大名七师办学的培养目标。
3.以作为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以作为学”是大名七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办学过程中贯彻的教育方针，就实施时间来讲并不长。在张达夫和郭鸣鹤担任校长期间，这个教育主张被废止。尽管如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今天来看，“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应用，明显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其中包括老师的“作”和学生的“作”，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奠定基础；后者是以社会革命为主，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成长，走革命实践的道路，在实践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进而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这是谢台臣先生“以作为学”教育思想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其意义是重大的。
“以作为学”在学校教育的应用表现在许多方面，都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了进步。例如，改造旧教材，建设新教材，改革教学内容。这既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又是实施新教育的开始，更是一场革命。大名七师学子正是从这里开始，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形势。为此，谢台臣组织教师编写新教材，逐步废除民国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例如，谢台臣先生自己教授的历史课教材，就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撰写了《中国历史讲义》和《中国通史》，赋予了新的内容。其他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次教材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联系实际，揭露批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革命思想教育，在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
“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贯彻有着许多革命的意义。再如，学校图书馆的设立，就是谢台臣先生贯彻“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里，学生可以看到大批进步书刊，可以进行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不少老校友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表述。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一个偏僻的中等专业学校里，都可以公开看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的一些文章和书籍，还有外国进步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莫泊桑、果戈里的作品。甚至《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东方杂志》、《新青年》、《语丝》都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公开书刊，供学生借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图书馆有谢台臣先生自己捐献的社科书籍和自然科学书籍，也有学校购买的进步读物。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等一批进步教师的培育下，大名七师学习革命理论蔚然成风，而且无论老师学生都关心时局，对某些重大社会问题还进行讨论，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大名七师的诞生培植了一方沃土。
显然，谢台臣先生“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和当时盛行的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行不悖。作为20世纪20年代两种先进的教育理论，都是在吸收国内与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教育实践经验而形成的。都立足于改造传统教育的弊病，使教育更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就理论本身而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表现在，都强调“做”（或“作”）在教学中的作用；都强调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联系，冲破学校与社会的藩篱；都强调生活对教育的作用，用生活来改造教育，促进教育；都强调教育范围的广大，整个社会是课堂，农民、工人、商人都可做我们的教师。但谢台臣与陶行知的经历不同，对事物的认识有别，也就导致了“以作为学”和“教学做合一”的差异。从时间上看，“以作为学”最迟于1923年提出并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教学做合一”最早的完整表述是在1926年，而贯彻教育实践是在1927年，比“以作为学”晚三至四年；就理论内涵而言，“教学做合一”比“以作为学”内容更丰富，体系要更透辟；就影响而言，由于陶行知在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地位是谢台臣不能比拟的，所以尽管“以作为学”比“教学做合一”的提出要早几年，但却没有“教学做合一”影响大。但在北方，“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实施，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使大名七师成为当时这一带重要的革命策源地，又是“教学做合一”所望尘莫及的。
“以作为学”重视实践、重视劳动、重视社会工作的观点对培养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至关重要。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在人们的脑海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时候，“以作为学”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强调实践，强调劳动，强调培养学生通过劳动以谋生，强调学生要有改造社会的魄力，反对“士大夫贱视劳动，不会劳动，只会消费，爱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恶习，主张“我们要尊重劳动，长于劳动、会生产、说真话、做实事”，这便于知识分子克服长期的鄙视劳动的陋习，放下架子，投身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中，改造思想，树立新观念。在“以作为学”的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同情人民，热爱劳动，积极进行社会实践，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大名七师建党的组织条件
在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之前，由于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大名七师内部，已经有一些进步社团存在，汇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并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积累了一些组织工作经验，这是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的条件之一。
读书会或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校之初，大名七师就建立了各种学生社团组织。这些组织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读书会，实际上是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只是有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名之，有的时候以读书会贯之，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是大名七师学生集中学习革命理论，分析当时形势，交流学习心得的一个场所，也是团结进步学生，加强理论武装的一个阵地。
平杰三老校友是大名七师开始招生后第一年入学的学生之一，也是读书会的会长，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七师”，除了课堂教育，十分重视课外自由读书。我们一入学，即人手两部书：《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在校学习的这些年，我读了不少的书，有革命文艺、古典小说等社会科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期刊，如《向导》、《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北新月刊》、《晨报副刊》、《语丝》等。谢台臣校长提倡学生写日记，我们每天要写一篇日记，反映一天的学习心得、社会活动的体会和个人的一些思考。每天晚上，校长总要把每个学生的日记一一审阅。我记得日记经常得到校长的批注、鼓励，这对我的思想成长，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读书会在建立党组织之前是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学习革命理论的场所，建党以后是党的外围组织。赵秉谦是“七师”老校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监委高级监察员，内务部机关人事局长。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读书会团结学校中思想较进步，肯钻研学习、联系群众、勇于斗争的同学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会员们热情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进步团体。这些进步团体的存在，是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大名七师建立的基本组织条件。
（三）大名七师建立党组织的社会条件
在大名七师建立党组织的过程中，社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当时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大名七师党组织的诞生也是大名七师学生参加社会革命实践的一个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加快了大名七师党组织诞生的步伐。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4万多工人为维护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举行罢工。4月，青岛日资纱厂1万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维护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到5月初，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工会组织已有266个，会员54万多人。经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斗争有了全国统一领导机关。5月，上海、青岛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压迫工会，又连续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10余人，由此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