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7月、1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种认识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指出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众运动的潮流中被淹没。李大钊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培植革命力量。不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变。1918年3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同年11月，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在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等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式，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人们深切地感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解决”。陈独秀以前是看不起人民群众，也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这时他也看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他在1919年初发表的《除三害》一文中大声疾呼，号召国民起来，去同危国害民的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每周评论》的某些文章也强调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主张“叫民众亲自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从十月革命的光辉实践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1918年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他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即马克思）为宗主的。”他组织“马客士主义研究会”，集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并在文前的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有些报刊还先后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材料。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使更多一些的中国人开始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初步的了解。
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个刊物。“五四”运动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觉悟》等达四百多种刊物，并且绝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想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的。
“五四”运动以前，在学生中就出现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这类社团也在各地大量涌现，约有三四百个之多，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社等。这些社团和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它们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成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里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继这期专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新青年》逐步成为一个倾向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每周评论》在“五四”以后，也不断地刊登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它曾介绍了苏俄政府颁布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当时的《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下，从1919年5月5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六个月，刊载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及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国民》杂志从1919年10月后也开始刊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和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曾经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1920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资本论入门》和《社会主义史》。1919年6月至1920年5月，上海发行的报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或介绍主要有：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节译）、《商品生产的性质》、《马克思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维埃》（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等。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讲台上占了一定的地位。如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除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国外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外，李大钊写的文章起了主要的作用。
这些文章说明李大钊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广大有志青年学生的世界观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河北的一些高校和中等学校，不仅可以读到大量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和进步刊物，同时，一些大的学生社团也在不断涌现，出现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由此而论，几年后出现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之所以出现那样一个不同于旧学校的局面，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因为还在她在母腹中成长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为她注入了大量鲜活的血液，所以我们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出现是历史孕育的时代产儿，也是当时直隶省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党肇始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王从吾在《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的序言一文中指出：1923年“七师”创办于大名，1937年停办，在这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里，她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历程。创办初期，以谢台臣校长为首的广大进步师生高举“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实行教育革命，为推动直南一带的新文化运动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自1926年中共豫陕区区委委员冯品毅同志在“七师”任教期间建立党的组织以后，学校领导人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掌握了学校领导权，“七师”成为在直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1930年以后，“七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她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内受党内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致使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夺走。最后一次以郭鸣鹤为首的反动集团统治大名达三年之久。在反动分子的统治和高压下，“七师”党的地下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直到郭鸣鹤被赶走，王振华、晁哲甫重新回到学校，直南特委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这个革命教育阵地。“七七”事变后，毁于日寇战火，学校不复存在，然而“七师”的革命影响和谢台臣等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后人奋发前进。
这段话说明，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创设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夜，冯品毅是这所学校党组织的奠基人。期间，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发展是曲折的。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创设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建立的党组织，是和当时的时代密不可分的。同样，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所以才使得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的办学艰苦卓绝，难能可贵，从而使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一、大名七师建党前的社会基本状况据记载，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坐落在大名县城北关这块土地上，虽历经90年的风云变幻而从未迁徙，算得上江山易改，校址不移了，也是一处人文荟萃之地。1937年，学校被日军夷为废墟，片瓦不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又在原校址基础上重新设立，从1923年到2013年，其间经历了90年的时光。其间虽有近20年的停办时光，但它的历史地位是不用怀疑的。
（一）大名社会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初，直南一带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原顾问刘大风（安明）在《忆大名一带和七师党的活动》一文中指出：1925年前后，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当时大名是直隶省南部一个重要城镇，是直、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是直南镇守使、道尹的驻地，是直南地区军事、政治的中心，也是军阀混战相互争夺的重要阵地。1924年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孙岳在大名组成了国民军第三军移防后，奉军占据大名。1925年冬，梁寿恺又率部进入大名，梁寿恺为镇守使。次年春，直鲁联军方永昌率部进攻大名败退，不久梁部他去，直鲁联军谢玉田又率部进驻，形成了拉锯式的军阀战争局面。每支军队来后都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项目繁多，走时抓丁拉夫、要枪、派款抢东西，所有这些开支都被地主豪绅分摊给中农、贫农负担。因此，加深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反对豪绅，反对军阀，特别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当时大名县境内有很多大地主，占据大量土地，如德政史家、漳河滩申家等，都占有土地几十顷或近百顷，各自然村几乎都有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甚至一村数家。北洋军阀王占元及其亲戚在大名东北一带占有大量土地，并设有收租的专门机构。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入大名后，霸占了几十顷土地，除建筑洋房外，在城内和乡村多处设教堂，并在县城东南植造了数百亩大的树林，当时人们称之为“美国园”。大名的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如小麦、大豆、芝麻、花生、棉花等大都由龙王庙、金滩镇两地装帆船运往天津。人们日常生活需用的煤油及其他商品也由漕运转来。帝国主义和买办，经常用抬价压价的办法加强掠夺。大名县半殖民地的经济表现很明显。
连年的军阀混战，地主的残酷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匪祸蜂起，加上不断灾荒，造成广大农村经济严重破产，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成批的农民不断逃荒到山西或流入到天津、东北做苦工谋生。农村出现了一些会道门组织，如红枪会等，他们的革命要求非常迫切，但缺乏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种历史背景说明，20世纪20年代初的直南农村，酝酿着革命的风雨。这种情况，也必然会波及到近在咫尺的学校。
（二）大名七师情况
围绕大名七师的建校原因等问题，长期以来有着许多的表述，不少同志在一些文章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谢台臣先生任直隶省议会参议员。就职责来讲，这个职务没有多大社会权力，更多的是有不少参政和议政的能力。就此而论，谢台臣先生在直隶省议会提出议题，在大名设立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提法的结果怎样是提案者不能掌握的。也有史料记载，当时直南的师范教育，只有邢台直隶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每年造就的师资很少，“寥若晨星，不敷使用”，所以，直隶省教育厅“有见于斯”，遂于冀县设立第六师范学校的同时，在大名设立了第七师范学校。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但也不可否认，谢台臣先生曾经为这个学校的建立而积极奔走，并在省议会内竭力倡导，从而导致了这所学校的诞生。这既是谢台臣先生实施教育救国意愿的一个结果，也适应了当时直南教育面貌亟需改观的需要。
1923年6月3日，天津《益世报》载“设立师校案之又一省咨”；7月20日，又载“筹设第七师范之计划”；8月25日，又载“省立第七师范之开幕”，到10月10日，天津《益世报》再一次报道了“令拨第七师范经常费”的消息。与此同时，7月18日，直隶省教育厅委任谢台臣先生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长。由此开始了这个学校长达90年的办学历史，直到今天。
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被称赞为革命教育家的谢台臣先生。谢台臣（1884～1936），又名丕阁，字苔岑、苔尘，直隶省濮阳县（今属河南省）鹿斗村人。1902年应科举，中秀才。1905年考入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接受系统的本科教育，毕业后在大名、保定、天津等地中学任教。1921年当选为直隶省参议员。1923年7月，受直隶省教育厅派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被委任为首任校长。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力配合党组织开展活动，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逝世，终年53岁。
不难看出，谢台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早年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科学、民主等思想观念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这种思想已经植根于他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