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riel Garcia Mrquez（1927一）
1982年获奖作家
——我便明白在那场巨大的悲剧中存在着可以写一部无所不包括的小说的材料。17岁的我曾经想写，但是幸好我很快就发觉，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所讲述的东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真实事物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因为在我试图回忆的世界里，这种界线是不存在的。不过，我还需要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语调。由于这种语调本身的魅力，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会变得逼真，并且不破坏故事的统一。语言也是一个大难题，因为真实的事物并非仅仅由于它是真实事物而像是真实的，还要凭借表现它的形式。我生活了20年，写了4本习作性的书才发现，解决办法还得到问题产生的根子上去找：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东西，无论它是没有根据的还是可怕的东西，就仿佛那些老人知道在文学中没有比信念本身更具有说服力。
此外，这种把神奇的事物变为日常事物的写法——无疑是骑士小说的伟大发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同时解决了我的语言问题，因为一次以某种方式称为真实事物的东西，每当一次以同样的方式提到他的时候也必须是真实的事物。换言之，就是必须用我外祖父母讲故事的语言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运用整个一类语汇，寻找讲述那些在我们这些作家生活的城市环境中已非常见的、几乎永远被忘记的事物的方式，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必须无所畏惧地表现上述事物，甚至需要国民的一定勇气，因为作家总是冒着遭受损害和不合潮流的危险。为了不回避对多愁善感、过分虚假的感情、粗俗的事物、道德上的骗局和历史上的弥天大谎的表现，这种勇气是必需的。而这一切，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在文学中却不敢成为真实。有一个人值得我深表谢意，他对我说，《百年孤独》的伟大功劳不在于写了它，而在于敢写它。
（朱景冬译）
再次小议文学与现实
当今纷繁的现实向文学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词汇的贫乏。当我们谈到一条河的时候，一个欧洲读者至多也只能想象到二千七百九十公里长的多瑙河。如果不向他加以描绘，他很难想象到长达五千五百公里的亚马逊河的实景；如果你站在巴拉州的贝伦，一眼都看不到彼岸，它比波罗的海还要宽。
当我们写出“暴风雨”一词时，欧洲人就会想到闪电与雷鸣，但不易意识到我们想要描写的同一现象。比如“雨”这个字也是一样。在安第斯山，根据一位叫雅维尔·马里米埃的法国人向其他法国人的描述，有的暴风雨可以持续五个月。“没有见过这种暴风雨的人，”他说：“不可能想象它是如何的猛烈。整整几个钟点急促的闪电接连不断，犹如血色的飞瀑；大气在连续雷鸣的震荡中颤抖，雷的炸裂声在无垠的山间激荡。”这种描写远远算不上什么杰作，但足以将不易轻信的欧洲人吓得发抖。
因此，有必要创造一系列的新词汇，以适应当今现实之需。这一需要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在本世纪初走遍亚马逊河上游的荷兰探险家厄普·德·格拉夫说，他遇到一条溪水在沸腾，在溪水中五分钟可以煮熟鸡蛋。还说，他经过一个地区，在那里不能大声说话，因为阵雨倾盆而下。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一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人在一头耳朵里生了虫子的母牛前默默祈祷，并看到在祷告过程中死虫子掉了出来。那个人肯定地说，他可以远距离进行同样的治疗，只要把牲口向他描述一番并告诉他在什么地方。1902年5月8日，马提尼克岛的珀利山火山在几分钟内把圣皮埃尔港毁灭了，三万居民全部死亡并被埋葬在熔岩里。只有一人除外：全城中唯一的犯人勒德格·西尔瓦里斯，为防止他逃跑而建的单人牢房坚不可摧的结构保护了他。
仅在墨西哥，为了表达其难以置信的现实，就得写许多本书。在这里居住近20年以后，我们能整整几个钟点观赏一盘跳舞的赤豆，就像我那么多次所做的一样。好心的唯理主义者向我解释说，赤豆会动是因为里面有一只活蛹，但这解释似乎贫乏无力：妙处不是因为赤豆里面有蛹而动，而是因为赤豆里面有蛹使之能动。
我生活中的另一奇异经历是第一次遇到美西螈。胡利奥·秋塔萨尔在他的一些小说中说：一天他想看狮子，在巴黎动物园里看了美西螈。科塔萨尔说，当从水族馆前走过时，“我斜睨普通的鱼，直到突然看到美西螈。”最后说：“我留下来观看了它一个钟头。出来后，别的事不能干了。”我也一样，是在帕兹夸罗，只是我不是观赏了一个钟头，而是整整一个下午，而且又去看过几次。但是，那里有件比动物本身更打动我的东西，在即钉在房门上的牌子：“出售美西螈浆。”
这种难以置信的现实在加勒比最多，其范围北面扩展到美国南部，南面到巴西。请不要以为这是扩张主义的邪念。不是的；这是因为加勒比不仅仅是像地理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一个地理区域，而且是个非常有相同文化的地区。
在加勒比，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原始信仰和奇特概念与后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糅合成奇异的混合体，其艺术的兴味及其艺术多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洲文化的贡献虽是被迫的，是令人愤慨的，但却是幸运的。在这个世界的交叉路口形成了一种无边无际的自由感，一种无法无天的现实，在这里每个人都感到能够做到他不受任何限制地想要做的事：一夜之间，强盗们变成了国王，逃兵们变成了海军上将，婊子变成了女省长。反之亦然。
我生长在加勒比。我逐国逐岛了解它，也许我的失败就来源于此，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未能做到任何比现实更为惊人的事，我能做最多也只是借助于诗把现实改变一下位置，但我的任何一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这种改变之一是在《百年孤独》中使布恩迪亚的家世如此不安的猪尾巴残余。我本可以运用任何其他的想象，但我想，害怕生一个带猪尾巴的儿子的想象与事实巧合的可能性最小。当然，小说刚一开始为人所知，在美洲各地就出现了些男女供认自己有类似猪尾巴的东西。是巴拉兰基利亚，一位青年在报纸上自白：他带着那样的尾巴出生，长大，但直到读了《百年孤独》之前从未披露过。他的解释比他的尾巴更令人惊异。“从前从来不愿说我有尾巴，因为害羞，”他说，“但是现在读了这部小说，并听读过这部小说的人讲，我才发现这是自然的事。”之后不久，一位读者给我寄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照片，韩国首都汉城的一个女孩生来有一个猪尾巴。与我写小说时所想象的相反，汉城女孩的尾巴割掉了，而且女孩活下来了。
但是，我的作家生涯最艰难的经历是《家长的没落》的准备工作。在几乎1O年当中，我阅读了我可能弄到的一切关于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独裁者的材料，旨在使我要写的书尽可能少的与事实相像。每一步都是一次失望。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的本能比一种真正的预卜本领要犀利得多。海地的杜瓦列尔博士命令把国内的黑狗消灭光，因为他的一个敌人，设法逃避这位暴君的迫害，摆脱了人的形态而变成了一条黑狗。弗朗西亚博士，其哲学家的声望如此斐然而值得卡莱尔对他进行研究，他把巴拉圭共和国像一所房子一样关闭起来，仅留了一个窗口，便于通邮。安东尼奥·洛佩斯·桑塔纳在壮丽的葬礼中埋了自己的一条腿。洛佩·德阿吉雷被砍断的手顺水漂流了几天，看到它漂过的人们害怕得发抖，以为处于那种状态的那只杀人的手仍可挥动匕首。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加西亚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动物园，笼子分为两间：一间关闭野兽，另一间，仅一铁栏相隔，关着他的政敌。
萨尔瓦多信奉通神教的独裁者马丁内斯，下令把国内所有的公共照明灯用红纸衬里，以防治流行麻疹，并发明了一种摆锤，饭前放在食品上方，测定食品是否有毒。现在仍在特古西卡尔帕的莫拉桑的雕像，实际上是内伊元帅的：到伦敦去寻找雕像的官方代表团决定，买下这尊被遗忘在一个仓库里的雕像比定做一件莫拉桑的真实雕像还要便宜。总而言之，我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作家们必须虔诚地承认，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我们的天职，也许是我们的光荣，在于设法谦卑地模仿它，尽我们的可能模仿好。
（仇新年译屠孟超校）
与海明威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