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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1)

Heinrich Boll(1917—1986)

1972年获奖作家

我的昂贵的腿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隧。”我也回了声:“隧。”“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隧。”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隧。”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在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账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账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像兴登堡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音乐会上的咳嗽

我的表兄贝尔特拉姆是神经病患者,他经常和那些精神病人混在一起,这些病患者丝毫没有伤风感冒,可是在音乐会上却突然爆发咳嗽。咳时起音柔和,近乎亲切的清嗓子声,不亚于乐器的音调。继而徐徐升高,循序渐进,以至声嘶力竭,犹如狂吠。坐在我们前排的女士们的头发,被他们喷出的气流吹得似水中漂流的轻舟,翩翩起舞。

贝尔特拉姆反应灵敏,当台上乐声低时,他咳得响亮;当台上乐声高时,他咳得轻微。他以令人不快的器官组成一种类似不谐音的旋律配合。他记忆力惊人,娴熟管弦乐总谱,在我这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面前,他几乎成了音乐导师。他一开始冒汗,耳朵通红,便屏息地从衣袋里摸出止咳糖,那糖块散发出桉树汁的刺鼻气味,这时我便意识到:乐曲即将转入轻奏段。果然小提琴手的弓轻掠琴弦,钢琴家似乎与琴键窃窃私语。一种仿佛感官觉察得到的德意志热忱在大厅中扩散。贝尔特拉姆坐在那里,两颊憋得鼓鼓的,两眼流露出深沉的忧伤,倏然地剧咳起来。

由于在我们城里参加音乐会的都是很有教养的人,因此自然无人回首顾望,更无人口中唠唠叨叨地念戒规教条不止,然而听众怒火中烧,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此刻贝尔特拉姆已经肆无忌惮,放声大咳不止。轻奏段终于结束了,他的咳嗽也随之缓和下来。接着他吃力地咽下一大口桉叶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像一架特制轻快电梯在忙个不停。

令人惶恐不安的是,贝尔特拉姆的咳嗽引起其他潜伏更深的神经病患者的连锁反应,正如狗识狗的狂吠声而引起连锁反应一样。这些神经病患者从大厅里各个角落里以他们清脆的咳嗽声报以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平时我不爱感冒,神经正常。可真是莫名其妙,音乐会延续得越久,我就越难抑制自己的咳嗽。我感到两手湿漉漉的,内心一阵痉挛。我突然明白,一切抑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要咳嗽了。我的喉咙发痒,呼吸困难,汗流浃背,神思恍惚,心灵深处充满着对于生存的恐惧。我开始呼吸急促、紊乱,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以便发生万一时,便把嘴捂住。音乐我再也听不进去了,听到的是我那敏感的同辈突然引发的神经质的连续咳嗽。

临近休息时,我感到神经质的传染达到高潮。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协助贝尔特拉姆,一直咳到宣布休息。听众一开始鼓掌,我就奔向衣帽间,浑身汗湿,抽搐不已。我从门房边擦身而过,奔向街上。

不难想象,对于贝尔特拉姆的邀请,我现在是彬彬有礼地断然加以拒绝,只有当我深信乐队的管弦乐占绝对优势,男声合唱团只唱优秀曲子——“雷鸣”或“雪崩”,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非常响亮的演奏效果时,我才陪同他欣赏我国文化的演出。可是,我恰恰对这种音乐并不怎么感兴趣。

医生们都想使我相信,这纯粹是神经问题,我应该镇定自若。这毫无问题,他们的话说了等于没有说。我知道是神经问题,可是一坐在贝尔特拉姆身旁,我的神经就失灵了。谈论镇定自若是多余的,我压根儿就办不到。我很可能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注定不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了。

我忧伤地扫视了一遍音乐会团体的招聘广告,我不能接受他们友好的招聘,因为我知道,贝尔特拉姆也必将到场,而我一听见他的第一声轻咳,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也会连续不断地咳起来。

(王润荣译)

卖笑人

倘若人家问起我的职业,那我就尴尬万分,刷地一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不知所答,因为我是个有名的诚实可靠的人。我很羡慕瓦工可以回答说:我是瓦工。我妒忌会计师、理发师和作家,他们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名副其实,用不着多费唇舌去解释。我没有办法,只好回答:我是卖笑人。人家听了不免还要追问下去:你靠卖笑为生吗?我不得不直说“是”。于是问题接二连三,没完没了。我的确靠卖笑为生,而且活得很好。用商业用语说,就是我的笑很畅销。我是拜过名师的笑的行家,无人能与伦比,无人能掌握我的惟妙惟肖的艺术。我长期把自己看作演员,其原因就不必说了。然而,我的语言能力和表演技巧太差,演员这称号我实在不配。我爱真理,而真理是:我是卖笑人。我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引观众欢笑,我只是欢笑的化身。我笑得像一个罗马皇帝,像一个参加毕业考试时反应灵敏的中学生。19世纪的笑是我的拿手好戏,17世纪的笑我也笑得毫不逊色。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模拟各个世纪的笑,各个社会阶层的笑,各种年龄的笑。我像鞋匠学会钉鞋后跟一样,轻而易举地学会笑。我满腹都是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的笑、红的笑、黄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笑,我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了。我的笑灌制了唱片,我的笑录了音,广播剧导演更一刻不放过我。我苦笑、淡笑、狂笑,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像食品公司的学徒一样,早晨笑,晚上笑,夜里笑,黎明还笑。简而言之,不管何时、何地、何人,都会相信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再说我还有逗人笑的特长,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因为他们正为自己的噱头是否叫座而提心吊胆。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杂耍场里,担任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在节目淡而无味的当儿发出感染人的笑声。这事干起来得像计量工作那样仔细,我的大胆的狂笑必须笑得正是时候,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时候一到,我就得捧腹大笑,接着是观众的一阵哄堂大笑,于是不能引人兴趣的噱头就得救了。

可是演出一结束,我就筋疲力尽地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终于下班了,心里无限高兴。通常在这样的时候,家里已经有“急需您笑,星期二录音”的电报在等着我。几小时后,我只得又在直达快车上奔驰,深为自己的命运而感慨不已。

我下班后或休假时是不爱笑的,这是大家都理解的。挤奶员如能忘却奶牛,瓦工如能忘却灰浆,那该多美。常见木工家里的门关不上,抽屉拉不开,糕点工人喜爱酸黄瓜,屠宰工喜爱杏仁夹心糖,面包师傅宁要香肠而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师见到自己的孩子鼻孔出血会大惊失色。凡此种种,我都明白。我自己历来就不在业余时间笑。我本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人家都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婚的头一年,老婆常对我说:“笑一个吧。”而这些年来她终于明白,我是无法实现她的愿望的。我紧张的面部肌肉和忧郁的心境,如真正得到松缓的时候,那我就感到无比幸福。说真的,旁人的笑声也会引起我心烦意乱,因为听到笑声难免要想起我的职业。我老婆也把笑的本能遗忘了,于是我俩的夫妇生活就显得冷冷清清、平平淡淡的。偶尔我逮住她脸上掠过的一丝笑容,我自己也怡然一笑。我俩常常是唧唧低语,因为我恨杂耍场的喧哗,恨录音室里可能出现的嘈杂。

素不相识的人总以为我沉默寡言,这或许是对的,因为我得频繁地张着口去笑。

我木然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间或赐予自己一丝微笑。

我常常想,我是否真的笑过。我确信我从未笑过。我的兄弟姐妹可以告诉你们,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男孩。

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笑,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笑。

(孙坤荣译)

在桥边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或更低的数字;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lO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蒙眬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像发疯似的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25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