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nrich Boll（1917—1986）
1972年获奖作家
我的昂贵的腿
这下子我就业在望了。他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叫我到局里去一趟，我便遵命前往。局里的人既亲切又和气。他们拿出我的档案卡片，说了一声：“隧。”我也回了声：“隧。”“哪一条腿？”有一个官员问道。
“右腿。”
“整条腿？”
“整条。”
“隧。”他又哼了一声，开始查阅各种各样的单子。我总算可以坐下来了。
他终于翻出一张单子，看来正是他所要找的。他说：“我看这里有适合您干的事。一件美差。您可以坐着干。到共和广场上一个公共厕所里去擦皮鞋。您看怎么样啊？”
“我不会擦皮鞋；我一向因为皮鞋擦不亮，引得大家侧目相看。”
“您可以学嘛，”他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会的。天下事难不倒德国人。您只要同意，可以免费上一期学习班。”
“隧。”我哼了一声。
“那么同意了？”
“不。”我说，“我不干。我要求提高我的抚恤金。”
“您疯啦。”他回答时语气既亲切又温和。
“我没疯，谁也赔不起我的腿，我连多卖些烟都不行，他们现在制造了种种麻烦。”
那个人把身子往后仰，一直靠到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啊，”他感慨地说，“您这条腿可真叫贵得要命。我知道您今年二十九岁，身体很好，除了这条腿以外没有一点毛病。您可以活到七十岁。请您算一算，每月七十马克抚恤金，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四十一乘十二乘七十。您算一下，不计利息就要多少钱。您不要以为只有您丢掉了一条腿。看来能够长寿的也不仅仅是您一个。现在您还要提高抚恤金呐！对不起，您真是疯了。”
“先生，”我说，我也照样往椅子背上一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您大大低估了我的腿的代价。我的腿要昂贵得多，这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腿。还得说一下，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遗憾，头脑也很健全。请您注意。”
“我的时间很紧。”
“请您注意！”我说，“我丢了这条腿，救了好些人的命，他们至今还在领取优厚的退休金。”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单枪匹马埋伏在前沿某个地方，奉命注意敌人何时来到，这样就可以让别人及时溜掉。后面司令部已经在打点东西，他们既不愿意跑得太早，也不愿意溜得太晚。原先我们是两个人在前沿，但是那一个被敌人打死了，他不必再花费你们的钱。他虽然已经结婚成家，但是您别怕，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可以干活。那个人的性命可真便宜。他当兵才四个星期，所以只花了你们一张通知阵亡的明信片和一点点口粮的钱。他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个勇敢的士兵，他至少是真正给敌人打死的。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并且害怕起来。天很冷，我也想溜之大吉。嘿，我正在溜的时候，突然……”
“我的时间很紧。”那个人说着，开始找他的铅笔。
“不，请您听下去，”我说，“现在刚刚讲到有意思的地方。正当我要溜的时候，我的腿出了问题。我只得躺在那里。我想，既然溜不掉了，就把情况向后面报告吧。我报告了敌人的动静，他们就全都逃跑了，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先是师部，然后是团部，再后是营部，依此类推，始终规规矩矩地一级跟着一级溜走。只有一件混账事，那就是他们忘了把我带走，您懂吗？他们跑得太仓皇。真是件混账事情。要不是我丢了这条腿，他们全都没命了，将军、上校、少校，一级一级数下去，全都得完蛋，那您就不必给他们退休金了。好，您算算看：我的腿值多少钱？那位将军才五十二岁，上校四十八岁，少校五十岁，他们个个没有一点毛病，身体健康，头脑健全。他们那种军事生活使得他们至少可以像兴登堡一样活到八十岁。您计算一下：一百六十马克乘十二乘三十——完全可以估计他们平均还要活三十年，您看对吗？所以，我的腿成了一条贵得吓人的腿，成了一条我所能想象的最最昂贵的腿，您看是不是？”
“您真疯啦。”那个人说。
“没有，”我回答说，“我没有疯。对不起，我身体健康，头脑健全，遗憾的是，我在这条腿出毛病前两分钟没被打死。那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好多钱啦。”
“您到底接受这项差使不？”那个人问道。
“不。”我说完就走了。
（倪诚恩译）
音乐会上的咳嗽
我的表兄贝尔特拉姆是神经病患者，他经常和那些精神病人混在一起，这些病患者丝毫没有伤风感冒，可是在音乐会上却突然爆发咳嗽。咳时起音柔和，近乎亲切的清嗓子声，不亚于乐器的音调。继而徐徐升高，循序渐进，以至声嘶力竭，犹如狂吠。坐在我们前排的女士们的头发，被他们喷出的气流吹得似水中漂流的轻舟，翩翩起舞。
贝尔特拉姆反应灵敏，当台上乐声低时，他咳得响亮；当台上乐声高时，他咳得轻微。他以令人不快的器官组成一种类似不谐音的旋律配合。他记忆力惊人，娴熟管弦乐总谱，在我这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面前，他几乎成了音乐导师。他一开始冒汗，耳朵通红，便屏息地从衣袋里摸出止咳糖，那糖块散发出桉树汁的刺鼻气味，这时我便意识到：乐曲即将转入轻奏段。果然小提琴手的弓轻掠琴弦，钢琴家似乎与琴键窃窃私语。一种仿佛感官觉察得到的德意志热忱在大厅中扩散。贝尔特拉姆坐在那里，两颊憋得鼓鼓的，两眼流露出深沉的忧伤，倏然地剧咳起来。
由于在我们城里参加音乐会的都是很有教养的人，因此自然无人回首顾望，更无人口中唠唠叨叨地念戒规教条不止，然而听众怒火中烧，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此刻贝尔特拉姆已经肆无忌惮，放声大咳不止。轻奏段终于结束了，他的咳嗽也随之缓和下来。接着他吃力地咽下一大口桉叶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像一架特制轻快电梯在忙个不停。
令人惶恐不安的是，贝尔特拉姆的咳嗽引起其他潜伏更深的神经病患者的连锁反应，正如狗识狗的狂吠声而引起连锁反应一样。这些神经病患者从大厅里各个角落里以他们清脆的咳嗽声报以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平时我不爱感冒，神经正常。可真是莫名其妙，音乐会延续得越久，我就越难抑制自己的咳嗽。我感到两手湿漉漉的，内心一阵痉挛。我突然明白，一切抑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要咳嗽了。我的喉咙发痒，呼吸困难，汗流浃背，神思恍惚，心灵深处充满着对于生存的恐惧。我开始呼吸急促、紊乱，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以便发生万一时，便把嘴捂住。音乐我再也听不进去了，听到的是我那敏感的同辈突然引发的神经质的连续咳嗽。
临近休息时，我感到神经质的传染达到高潮。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协助贝尔特拉姆，一直咳到宣布休息。听众一开始鼓掌，我就奔向衣帽间，浑身汗湿，抽搐不已。我从门房边擦身而过，奔向街上。
不难想象，对于贝尔特拉姆的邀请，我现在是彬彬有礼地断然加以拒绝，只有当我深信乐队的管弦乐占绝对优势，男声合唱团只唱优秀曲子——“雷鸣”或“雪崩”，就是说，这些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非常响亮的演奏效果时，我才陪同他欣赏我国文化的演出。可是，我恰恰对这种音乐并不怎么感兴趣。
医生们都想使我相信，这纯粹是神经问题，我应该镇定自若。这毫无问题，他们的话说了等于没有说。我知道是神经问题，可是一坐在贝尔特拉姆身旁，我的神经就失灵了。谈论镇定自若是多余的，我压根儿就办不到。我很可能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注定不是一个镇定自若的人了。
我忧伤地扫视了一遍音乐会团体的招聘广告，我不能接受他们友好的招聘，因为我知道，贝尔特拉姆也必将到场，而我一听见他的第一声轻咳，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也会连续不断地咳起来。
（王润荣译）
卖笑人
倘若人家问起我的职业，那我就尴尬万分，刷地一下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不知所答，因为我是个有名的诚实可靠的人。我很羡慕瓦工可以回答说：我是瓦工。我妒忌会计师、理发师和作家，他们都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职业，因为这些职业名副其实，用不着多费唇舌去解释。我没有办法，只好回答：我是卖笑人。人家听了不免还要追问下去：你靠卖笑为生吗？我不得不直说“是”。于是问题接二连三，没完没了。我的确靠卖笑为生，而且活得很好。用商业用语说，就是我的笑很畅销。我是拜过名师的笑的行家，无人能与伦比，无人能掌握我的惟妙惟肖的艺术。我长期把自己看作演员，其原因就不必说了。然而，我的语言能力和表演技巧太差，演员这称号我实在不配。我爱真理，而真理是：我是卖笑人。我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引观众欢笑，我只是欢笑的化身。我笑得像一个罗马皇帝，像一个参加毕业考试时反应灵敏的中学生。19世纪的笑是我的拿手好戏，17世纪的笑我也笑得毫不逊色。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模拟各个世纪的笑，各个社会阶层的笑，各种年龄的笑。我像鞋匠学会钉鞋后跟一样，轻而易举地学会笑。我满腹都是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的笑、红的笑、黄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导演怎么说，我就怎么笑，我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了。我的笑灌制了唱片，我的笑录了音，广播剧导演更一刻不放过我。我苦笑、淡笑、狂笑，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像食品公司的学徒一样，早晨笑，晚上笑，夜里笑，黎明还笑。简而言之，不管何时、何地、何人，都会相信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再说我还有逗人笑的特长，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因为他们正为自己的噱头是否叫座而提心吊胆。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杂耍场里，担任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在节目淡而无味的当儿发出感染人的笑声。这事干起来得像计量工作那样仔细，我的大胆的狂笑必须笑得正是时候，早了不行，迟了也不行。时候一到，我就得捧腹大笑，接着是观众的一阵哄堂大笑，于是不能引人兴趣的噱头就得救了。
可是演出一结束，我就筋疲力尽地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终于下班了，心里无限高兴。通常在这样的时候，家里已经有“急需您笑，星期二录音”的电报在等着我。几小时后，我只得又在直达快车上奔驰，深为自己的命运而感慨不已。
我下班后或休假时是不爱笑的，这是大家都理解的。挤奶员如能忘却奶牛，瓦工如能忘却灰浆，那该多美。常见木工家里的门关不上，抽屉拉不开，糕点工人喜爱酸黄瓜，屠宰工喜爱杏仁夹心糖，面包师傅宁要香肠而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师见到自己的孩子鼻孔出血会大惊失色。凡此种种，我都明白。我自己历来就不在业余时间笑。我本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人家都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婚的头一年，老婆常对我说：“笑一个吧。”而这些年来她终于明白，我是无法实现她的愿望的。我紧张的面部肌肉和忧郁的心境，如真正得到松缓的时候，那我就感到无比幸福。说真的，旁人的笑声也会引起我心烦意乱，因为听到笑声难免要想起我的职业。我老婆也把笑的本能遗忘了，于是我俩的夫妇生活就显得冷冷清清、平平淡淡的。偶尔我逮住她脸上掠过的一丝笑容，我自己也怡然一笑。我俩常常是唧唧低语，因为我恨杂耍场的喧哗，恨录音室里可能出现的嘈杂。
素不相识的人总以为我沉默寡言，这或许是对的，因为我得频繁地张着口去笑。
我木然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间或赐予自己一丝微笑。
我常常想，我是否真的笑过。我确信我从未笑过。我的兄弟姐妹可以告诉你们，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男孩。
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笑，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笑。
（孙坤荣译）
在桥边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或更低的数字；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lO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蒙眬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像发疯似的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25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