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对前河生产队的人来说，学校显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尤其一些女人，农闲时会结伴来，赶集似的，其实没什么实际的事情，东张张，西望望，嘻嘻哈哈一阵，就又走了。一次，母亲正准备去上课，生产队一位妇女火急火燎地跑来，她怀里抱着她一岁多的孩子，一手端着一碗饭，大大咧咧地对我母亲说：“老师啊，帮帮忙，我就要上工，来不及喂这孩子了，麻烦你替我喂一下。”母亲正欲说什么，那位妇女丢下孩子就跑去上工了。
晚上，学校也并不冷清，常常我和母亲吃过饭，村里一些人就陆续来了，他们并不是完全来玩，很认真地说要跟母亲识字。前河生产队那时是一个先进生产队，党员在全大队占的人数最多，他们还成立了过硬的青年突击队和铁姑娘队。虽然那些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个个根正苗红，但许多都没读过多少书，对文化知识都有一种渴望。我母亲就在备课和批改作业的间隙教他们识字。母亲一次只教三四个字，比如：工人，农民，生产队—…—母亲总是先教读音，再讲这个词的意思，然后教笔画顺序，最后就让他们自己读、自己写、自己记。后来，生产队索性办起了夜校，让村里不识字的人到学校读“夜校识字班”，我母亲当仁不让地又当起了夜校老师。这样我母亲自然更忙了，按今天的话说，是超负荷工作。
然而，母亲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总是说，那是她很幸福的一段时光。
两只“猫”
我还没说我的乳名叫“猫”，我不知道我的乳名为什么要叫“猫”，但在那个“家”里，我却与另一只“猫”不期而遇。另一只“猫”也不是真正的猫，而是一只钟，它是母亲将那只太老的钟替换而来的。在那只钟表面透明的玻璃里面藏着一只猫，圆圆的脸上夸张地长满了胡须，那胡须，就是计算时间的刻度。它的那双眼睛尤其可爱，绿莹莹的，似乎时间的颜色就是绿莹莹的颜色，而且这颜色会动，一天到晚滴滴答答地眨个不停。我那时太喜欢这只钟了，我不叫它作钟，而是称它为“猫”。我第一次看到这只“猫”时，就惊喜地叫了一声：“妈妈，你看猫！”母亲愣了一下，看看我，又看看那只钟，不觉笑了，而后她说，那只“猫”可比你这只“猫”有本领呢。我不服气，说，我会读书，它有什么本领？母亲说，它会随时告诉我是什么时间。我听了若有所思。眼睛一直盯着那只“猫”，像是要看穿什么，但显然那时我还根本无法理解时间这一概念，我和那只时间的“猫”毕竟还只是初识。
不过那时候的事情还是很有趣的，我和那只钟竟然同名，都叫“猫”，而且，自从我将那只钟称为“猫”后，母亲也一直这样叫了，她常常喊：“猫，看看猫到几点了。”“猫，该起床了，猫都到七点了。”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母亲是说胡话呢！我至今仍相信那几年肯定是母亲一生中非常幸福的时光，因为有两只“猫”整天陪伴着她，我这只“猫”是妈妈的宝贝小儿子，而我渐渐发现，那只“猫”同样也是母亲的心爱之物。她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那只“猫”仔细地洗脸，不让它有一丝灰尘。上课时，总要将它带到教室，时间对母亲来说，既显得紧凑，同时又需要掌握得十分精确。晚上睡觉前，母亲又要将它拨弄一番。而那只“猫”也十分听话，每天早上六点多钟，会准时将母亲喊醒，也将贪睡的我喊醒，它的叫声嘹亮而急促，我醒了以后总是显得很急躁，并且想着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和这只钟为什么都是“猫”呢？我们两只“猫”之间到底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那时似乎一直在我幼小的脑子里萦绕。每天晚上，母亲坐在桌边备课，批改作业，我则在一旁做作业。我很快就将作业做好了，不急于睡觉的我，就静静地坐在仍专注地坐在做自己的事的母亲身边，一边陪着母亲，一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桌上的“猫”，和它比赛眨眼睛——渐渐地，我感到我们是在用眼睛说话，说呀说的说个没完。但许多年以后我意识到，每次比赛其实都是我输了，与一只本质是时间的“猫”进行任何比赛，输的都只能是暂时生存在时间之中的那一方。但这样的比赛是有趣的，人长大了以后于无形中仍然在继续着这样的比赛，更有可能是有意义的。生命就是时间，人因此有着时间的属性，生命与时间的相似，正如我和那只钟都是“猫”的相似。不过，当时我只是出于顽皮，母亲显然也喜欢我这种静静的顽皮，因为当她批改完作业后问我作业做好后一直在干什么，我说我一直在和那只“猫”说话时，她突然搂住我，在我的脸上亲着，而后说：你真是只温顺的“猫”。
那年冬天的一个星期日，两只“猫”跟着母亲回到离学校十几里的家中过了一天，我这只“猫”当然是自己走，那只“猫”则幸福无比地蹲在一只竹篮里，被母亲一路拎着。第二天一早回学校时，天却下起了大雪，路泥泞不堪，呼嘯的北风将脸吹割得生痛，我们走得异常艰难，但母亲一刻也不愿停下，她不时地看竹篮里的那只“猫”，催我走快些。我已经气喘吁吁了，但我知道，是那只“猫”在催母亲，我不能拖尾巴。我咬着牙紧跟着母亲走，终于赶到了学校，这时，学生们将我们团团围住，欢呼起来。母亲从竹篮里取出那只“猫”，一边将“猫”身上的雪擦干净，一边说：好了，我们开始进教室上课了。
那只“猫”早就不知流落到何处了，但多少年来它时时在我眼前显现，而记起它时，我眼前有总会产生一些幻觉，那些不断进入眼帘的东西，似乎全都不断地变成了“猫”。
最近的人家
离学校最近的人家是会会和小琴家，与学校只隔一个屋角。会会与小琴是姐弟俩，我一直喊他们的母亲为屋后奶，那段时间，晚上，屋后奶常常带着会会和小琴到学校来，我们伙伴三人照例是做好了作业就痛快地玩，母亲也是照常批改作业备课，屋后奶则坐在一边做针线，谁都不影响谁，但谁都觉得不能少了谁。有时母亲闲下来就教小琴绣花，屋后奶也把头偏过来认真看着。这是一个多么恬静的画面。许多年后，母亲仍常常说，那时真的像是命运安排似的，晚上只要屋后奶娘儿三人在身边，她心里就格外踏实。
那年冬天似乎特别冷，学校坐落在村子的东南角，一到晚上，北风在屋角发出尖锐的啸声，叫人毛骨悚然，我害怕，也感觉到了母亲的害怕。春天时，我就知道母亲特别怕打雷，只要电光闪过，她就把我紧紧地抱住，雷声越大，她就把我抱得越紧，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心跳。现在，我就在心底希望屋后奶他们晚上能一直陪着我们。但这当然不可能。然而让我和母亲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屋后奶邀我们住进他们家去。于是，从那晚开始，母亲就带着我住进了屋后奶家。在那间厢房，安上了两张床，屋后奶带着会会小琴睡一张，母亲带着我睡一张。当我们睡在那张床上时，感到比在孤僻的学校的确温暧多了！
在那间厢房，我同会会与小琴更亲密，有时我会顽皮地跑到他们床上去，说是与他们挤在一起更暧。母亲和屋后奶还没睡的时候，看我跑到那张床上也不阻止，反而会笑。在两位母亲的笑声中，我和会会与小琴在床上闹成一团。后来两位母亲也要睡了，就让我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我赖在那张床上不想回来。屋后奶有一回就笑着说，小琴是女孩呢，你也不晓得怕丑呀！什么是女孩？我那时显然还不懂，还不知道怕丑，仍然赖在那边。屋后奶又笑着说：“以后把小琴给你做老婆算了，你要不要啊？”什么老婆？我正想这一问题，小琴已在拼命地把我往床下推。这时我母亲也笑了，说，你看人家都不欢迎你了，还不快过来。
从那一次以后，小琴就再也不要我往那张床上爬了，后来，我当然也知道女孩是怎么回事，老婆又是怎么回事了。几年后，我和小琴在初中仍然同学，但我们好像不认识似的，相互都躲避着，偶尔抵了面便立即红着脸各自跑开。再过了许多年，我在大学读书了，一次寒假回家，在镇边的一个交叉路口，我竟然和小琴不期而遇，小琴是从大山挑柴回来在路口歇息，她见了我，红着脸轻轻喊了我一声乳名，并对我嫣然一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琴就挑着担子上路了，望着小琴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内心竟涌动着一丝莫名的惆怅。
他们的父亲我好像只见到过两次，这很可能不对，但印象里只有那两次。一次是在一个晚上，他们的父亲回来了，会会和小琴出厢房迎接，而对我来说，他们的父亲反倒像是一个天外来客——后来我才知道，会会的父亲曾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那时是大队民兵营长，天天在大队部值班，偶尔晚上回来——我随会会他们出门，看到的是一个痩高个男人，手里握一把很长的生满铁锈的刀。这当然是他走夜路用来壮胆的，但在我眼里为他平添了不少威严。他进堂屋好像拿个什么东西，就出来和大家打了招呼，又带着那把刀消失在夜幕里。从此，那间堂屋，还有那把刀，连同一个痩高个男人在我心中充满了神秘色彩。
许多年后，已经在外工作的我一次回乡，竟在村路上遇到了他们的父亲。他见到我十分高兴，邀我再去他家作客。而经历许多年风雨，当初的民兵营长在我眼里已不复神秘，脸上充满的是慈祥和亲和。两年后，母亲告诉我，会会他们的父亲去世了，稍早一点，屋后奶也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人默默地走到一个空地上，呆呆地坐了近一个时辰。
水通往水缸的路
我的小学前面有许多条路，通向不同的地方。路，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词，作为一个回忆者，路总是清晰地在我的记忆中交织。我在这要描述的一条路，与我们“家”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条路并不长，从学校大门出来向左一拐，只几十米就到河堤了，接下来就要从河堤斜着往下走，一直走到河底。河底有村里人为母亲方便用水而搭的一块小桥板，也叫“跳”。这个“跳”会随季节的变换而移动，夏天时，河里水位高一些，“跳”就接近河堤一些，冬天时，河水低了，“跳”也会移到河的更深处。母亲每天都要去那“跳”上洗衣服，还要从“跳”边将水挑进家里的水缸。这条路母亲每天要重复经过多次。
母亲曾说，这是一条水通往水缸的路。
一开始，我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将这条路称为“水通往水缸的路”。其实，这条路对我来说也是很熟悉的，我在这条路上能望到水，但我眼里的水是照亮我快乐的水，这条路也成为我通往一种快乐的路——春暧夏日，我会经过这条路去小河里玩沙玩水，河堤上有许多树，我还会爬到树上玩。一条同样的路，为什么在我和母亲眼里竟不完全相同？
后来，我才似乎有所醒悟了。那当然是由于我更多地看到母亲在这条路上往返的身影。那时母亲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河下挑水。其实母亲挑水不是真正的挑，而是端。母亲不是挑担子的行家，何况这条路并不好走，从河底上河堤，几乎是垂直上来，脚下也崎岖不平，若是遇上下雨天，则泥泞不堪。母亲挑担子不行，但母亲有母亲的办法，她是用洗脸盆去河下端水上来。母亲每次必须端八盆水，才能倒满厨房里的那个小水缸。
这是我数的，一点不错，是八盆。一开始，母亲端水在我眼里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来来回回的，穿梭似的。我很兴奋，站在边上为母亲数着数。“妈妈，你端五盆了，还端三盆就够了。”“妈妈，水缸里的水快满了。”我常常这样快活地叫喊着。母亲似乎也乐意陪我这样玩，她端一盆，就问我一回：“你数清楚没有？我端几盆了？”我盼望母亲快快地把水缸里的水盛满，但母亲端着端着，就要坐下来歇息一会。就在母亲歇息的时候，我渐渐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地方，我看到了母亲额上些微的汗珠，听到了母亲的喘息。
有一次，下午放学，天下着大雨，母亲必须护送学生回家。母亲打着伞，把河对岸的学生一个个送过桥，送到他们家门边不远的地方，再喊应他们的家长：“孩子回来了。”母亲这才转身回来。我在学校里等着母亲，就在这时，屋后奶挑着一担水桶来了，在雨中，屋后奶为母亲挑了两担水，水缸满了，这时母亲也回来了，母亲感谢屋后奶。屋后奶却笑着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孩子，也不知道早上也帮帮你妈妈的忙，替你妈妈端几盆水哟。”
望着母亲和屋后奶，望着她们浑身湿透的衣衫，我有些不知所措。那时屋后奶常常跟我说这样的话。母亲抽空打鞋底时，屋后奶也说过，你这孩子要是女孩就好了，也可帮你妈妈打几针鞋底。听到屋后奶说这样的话，我总是红着脸害羞，逃得远远的。而这一次，我朦朦胧胧地觉得内心有一种什么东西在萌动。我偷偷地走近水缸，认真仔细地望着水缸里的水，似乎要从中看出什么来。刚刚被屋后奶倒进水缸里的水还在晃动着，水仍然是以外一样的水，但不同的是，此时，母亲端水的身影，还有那条陡峻崎岖的路，似乎也在水中晃动着。
终于，在一次母亲端水歇息时，我拿起脸盆去替母亲端水。母亲没有阻止。我像母亲一样，打了满满一盆水就往回端。但我端不动，走了几步，盆里的水就洒了一地，把自己的鞋都泼湿了。然而，在我童年的身躯和心灵里，就这样第一次感受到了重量。
两本大书与“马上”
我渐渐认识不少字了，竟开始看起课外书。学校有个图书室，其实就是母亲在那张简易的竹子书架上特设的一个小角落，整个“图书室”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十万个为什么》，一本是《星火燎原》，另外就是几本小连环画。我当然先是看那些小连环画，很快就不过瘾，开始盯上那两本大书了，其中我更喜欢《星火燎原》，因为那里面都是打仗的故事，这些战斗场面的文字似乎特别适合孩子的阅读心理，很快，这本书被我翻得烂熟，脑子里时时充斥着一个个惊险的战斗场面，又与曾看过的一些黑白战争影片的情节相交织，被那些悲壮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激发得热血沸腾，我的生活语言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我开始学影片中的英雄人物，比如李向阳或者杨子荣，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伸开，构成手枪状，指着同学叫喊“冲啊”“杀啊”“缴枪不杀”……但我这种表现受到母亲强烈的阻止。
但我内心仍然热血沸腾，有一天竟突发奇想，偷偷写起打仗的故事来，并像模像样地“写”了几篇，其实就是变相抄袭那些看过的故事，当然也只能是变相抄袭那些看过的故事。母亲当然也知道我是变相抄袭，但与强烈阻止我叫喊相反，母亲对我“写”故事竟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她甚至把我“写”的故事钉成本，又红红绿绿地画些插图，很像一本书的模样了。现在，我已完全忘了当时“写”的书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我后来能写一点文字，与那时的变相抄袭分不开，因为这是我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最初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