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头痛得厉害。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
只是近来生病的人太多，医院床位奇缺，第一天安排我们住到12号床，进去一看12床原本就有位病人，是个年轻热情的女人。我们以为是安排错了，那个女病人说没有错，只是让我们在一张床上挤挤，要是明天有出院病人腾出床位来了再给安排。
没有办法，只好将就住下了。好在病房里有张病友带来的躺椅，母亲就半靠在躺椅上打完了四组吊针。每次要换药的时候，必须都去给护士小姐说明是叫什么名字的12床。我的感觉是医院的管理是相当混乱的，而且卫生是不一般的差。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住院病人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看上去不是那种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但却都让医生安排住下了。后来才知道全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要是住院病人，国家都给报销百分之八十的药费，而医院也会将所收入的医疗费按比例给主治医生提成。
于是病人乐意住院，医生尽管安排。甚至有一个床位上安排三个病人的情况，当然都是些很轻的病人。
第二天总算有床位了，不过医生说是个大病房，可能环境差些。
母亲昨天在躺椅上很受罪，又有点着凉，此时也顾不得环境的好坏，赶紧转到了大病房。总共八个床位，我们的床位号是1。
我待母亲躺下，细细地环顾了整个大病房，光线明亮，视野开阔。一眼望出去就能看见黛青的南山，和山顶的蓝天。窗外是两株很好看的树，女贞子和枇杷。因为是二楼，枇杷树的叶子都快要伸进房间里来。这样看来，其实大病房的环境并不像医生说的那样。我松了一口气，暗暗祈祷母亲的病能尽快康复。
母亲侧身躺着，很艰难地将脖子放在枕头上，头部不敢挨着枕头，谨防压迫脑血管。一副很痛苦的模样。我仿佛看见老年的自己，不免对于衰老和病痛多了层恐惧。
也许药物的治疗起作用了，到下午的时候，母亲紧锁的眉头舒展了许多。说是头痛的感觉轻多了，想要好好睡一觉。我给她盖好被子，然后趴在母亲身边的一点空位上看书，一边留心吊针的快慢和及时的换药。
整个病房一片静谧。好几个陪护的家属都睡着了，病痛和寂寞将时间在这里拉长，连我也不由得无聊起来。心便收不到书上去。
从母亲均匀的呼吸和安详的睡容，我知道她这会一定是睡熟了。我看着母亲的脸，轮廓、五官，甚至表情，无一不是三十年后的我。当然，如果我能坚持活到三十年之后的话。
不过，就是再有三十年，我还是不喜欢我母亲的性情。从小我就惧怕母亲，直到现在。说不清为什么，就连平日里随便喊声妈妈，我都是那么小心翼翼。
母亲不温柔，但很能干；爱憎分明，却不宽容。好强的心性让她既能吃苦又能受累，但却不肯受别人一丁点的气，这包括父亲和我们兄妹这样至亲的一家人。因此，在辛劳了大半生之后，母亲得到我们的爱却没有怕多，得到父亲的理解更没有暗暗的抱怨多。
自从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我常常回想的就是父亲一生的艰辛和落寞，但当我把目光凝聚在母亲身上的时候，我知道，母亲的寂寞的确比父亲要多得多。较之于父亲，母亲她除了丈夫、儿女，再没有自己的生活。当我们长大，当父亲醉心于田园画室，母亲便真的无所事事。她常常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了，就没用处了，你们都多嫌我呢。
谁会多嫌自己的母亲呢？作为女儿，我前些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父母和睦，安度晚年。不过，这世上能实现了的愿望，真是少之又少。我眼见得父亲离去的前一天，他们还是照样地吵了一架。
我常常努力地让自己试着去理解母亲，常常询问自己的将来是否会和母亲一样？每当我刻意怜惜地呵护母亲，做出一副深爱着她的样子的时候，母亲却表现出不怎么需要的神情。这样就给了我一点小小的打击，母亲的敏感和多疑实在让我沮丧。但是我无论怎样的鼓足勇气就是不敢将自己的感受给她说出来，能让我们彼此交流。于是，直至今天我守着病中的母亲，眼看着她的衰弱，依然觉得没有走进她的心里去。只是我的心时而被感恩填满，时而被内疚充塞，又忽然被没来由的泪水浸软。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叫：“妈妈。”
这声音着实吓了我一跳。母亲在熟睡中猛醒过来，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看我的眼神空茫无力，我赶紧轻拍母亲的肩膀，让她彻底清醒过来。这才明白，哭叫的声音是6号床的病人发出来的。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在丈夫的怀里瑟瑟发抖。
看着我和母亲不解的神情，8号床老人的两个女儿悄悄地给我们说：6号是精神病。
无语。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医生说大病房环境差。
我所居住的小城，因为地处一条铅锌矿带，这几年的发展变化还算是快的，尤其在贫苦的西北地区。看看鳞次栉比的楼房、逐渐拓宽的马路，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气息。只是我们的医院，多少年了就像那营养不良不长个儿的少年，始终不健康。要不再怎么也不该让精神病人与普通病人同处一室，就说刚才那一声惨叫，只怕心理承受弱的人真会被吓得精神分裂的。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地方再去了，我很害怕疯子，更害怕母亲受影响。好在其余各床的病友一齐安慰我们，说他们已经在一起住了好几天了，也没有见疯子危害谁。疯女人的丈夫也说，没事的，我能管好她，你们尽管放心好了。
无奈，只有假装放下心来。
还真像大家说的那样，疯子也就叫了那一声，再也不吭气了，一小时后上了趟厕所。回来后她丈夫高兴地给大家说：“我媳妇的病有好的希望了，今天终于知道自己尿憋了。要知道这几天都是没知觉的，不自禁地就尿床了。我听得那丈夫的声音带着满满的信心和高兴，不由关注起他来。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媳妇的病是在5·12地震时受惊吓得的。那一天女人正在月子里，忽然就地震了，虽然母子二人都从垮塌的房子中被救了出来，但女人受了刺激，精神不正常了。她丈夫说她今年才二十五岁，但我看上去她简直是五十岁的模样，浮肿、苍白、披头散发。躺着的时候身体僵直，眼睛紧闭着，只有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在翕动，也不知道是在咀嚼呢还是在心里默默地说话。
她的丈夫是个精痩的很开朗的小伙子，只要看她醒着就不住地逗她说话，有趣无趣的话一齐说出来，有时候说得体贴动情，也有烦的时候，声音难免就大一些，带着责怪和呵斥。病房里就有老练点的人劝他稍稍温和一点，说那精神病人还需要好好哄着，像哄孩子一样。小伙子一听人劝立马就笑了起来，接着给媳妇说：我的人哎，赶紧好起来哦，你看这么多的人都爱你哩。
只是那疯女人困在我们不能了解的一个世界里，好像掉进迷茫的泥潭中去了，她还知道这世间的爱吗？偶尔睁眼的瞬间，我看到她瞬间回过神来的眸子啾她丈夫的时候竟然带着恨意。小伙子自然也看到了，依然乐呵呵地说：恨我哩，还嫌我不好是吧，我的人哎，要不是我，你这阵还不知道受啥罪哩。说完又给我们解释说进医院七十多天了，刚来的时候不吃不喝不睡觉，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上，我真高兴哩。
我真是好感动，为这一对患难夫妻。为这乐观体贴的小丈夫。我想起曾经认识的一个女人来，因为脑萎缩导致整夜失眠，头痛欲裂，治疗期间，她的丈夫实在不能忍受一刻不离的陪护，就雇了保姆，每次丈夫前去，她都紧拉着他的手不放，口中说不出话来，但每次他都狠心地扔下她走掉。至于后来恢复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但我只觉得就算病体恢复，可她心里受到的伤害不知能不能恢复。
同病房的疯女人安静了很长时间，在换药的时候嘤嘤地哭了几声。她丈夫说也是好兆头，估计是感觉到针扎手背的疼痛了。之前可根本不知道疼痛，就像个植物人一样。我们大家也都替他们高兴，继续聊治病的经过，说他们已经花了近两万块钱了。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小伙子照旧开开心心地说，还是国家好，能给报销一部分，只要我的人病好了，钱还会挣回来的。
这一下却打开另外两个人的话匣子来，就是8号床陪护老父亲的两个女儿。她们是城郊的菜农，比起那个下伙子来经济状况稍稍好点，但心态却没有人家好，给自己的老父亲治病，口口声声说的都是钱。说前边吊针用的药仅一瓶就五百多块，还让老人解手的时候将针头弄掉了，重新扎针时又将药排出去了一部分，浪费了的大约要值一百元左右吧……
老人不说话，只把头转过去，转到看不见女儿的地方。女儿却不管这些，继续数落：人家都指望治好病了再挣钱呢，老爸你治好了能干啥？我看你这辈子啥功劳都没有，就知道给人添乱！话说到这个份上，老父亲明显生气了，挣扎着起来要拔掉手背上的针头，很虚弱地给女儿说：你们都给我回去，不要管我了。
我母亲忍不住了，很有点严肃地给人家说：娃娃，话不能这么说的，你爸咋没功劳呢，把你们姐俩喂养大就是天大的功劳，看你们也都做了娃他妈了，也都会老的，要体谅老人啊。姐妹俩怯我母亲的语气，一声不吭了。倒是老父亲缓过气来，慢吞吞地说他三个女儿哩，因为没儿子就只能指望女儿，家里的小女儿给招赘了女婿，平日里给他供应热水热饭，生病了就让两个姐姐出钱治疗，说这样才算公平。
这时候，3号床的一个老年妇女收拾了自己的被褥，被儿子媳妇接回家去了，说家里的几亩核桃急等着收回来，家里缺人手。看来是病体痊愈，可以出院了。他们走了不大一会儿，来了位中年妇女，说是刚出院那人的女儿，以为她母亲还在医院呢。一听说出院了，那女儿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她说她母亲患的是宫颈癌，医生说虽然治不好，但不要劳累还能活一年，她们把病情瞒着母亲，害怕老人知道了撑不住。可是这弟弟弟媳咋就这么不长心，竟然给接回去干活去了。她哽咽着说，她母亲是个能干人，辛苦一辈子拉扯了他们姐弟八个，七个都是女儿，就最小的一个儿子，这回母亲住院全是她们七姐妹拿的钱，没有给弟弟添负担，谁知道这小的做事情太不像话了，让母亲出院也不跟姐姐们商量一下，她这个大姐这回要发动其余的姊妹共同讨伐可恶的弟弟，只是这样一闹就让她母亲知道了。这该咋办呢，咋办啊？又生气又伤心的大姐急得哭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一通安慰，但也没有解决人家的实际问题，最后那位大姐心事重重地走了。
我这一阵在大病房的所见所闻，感慨真是不一般。谁知道呢？到底是什么让人们变得如此自私，心里竟然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了，难道是钱惹的祸吗？
我感到室息，赶紧走出大病房。一抬头却是急救室，正是去年父亲住过的那个急救室，那张父亲躺过的床还在，床上是一个陌生人，蜷缩在惨白的被单和炽烈的病痛中。医生、护士围在病床前，家属在门口紧张地朝里望。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暗暗祈祷这张床上的病人能让医生从死神身边给拉回来，给他(她）的儿女们一个机会，让儿女们能尽一下作为人子的义务和孝心。
我的父亲，他就没有给我机会。
这件事情，让我遗恨千古，让我抱憾终身。
我回到大病房，母亲手上的针已经拔了，斜靠在床头等我。医生告诉我们，像我母亲这样的病情，可以晚上回家，白天来医院治疗。既如此，我立刻带母亲回家，家里的确要比医院里住着舒适多了。
在路上，我挽着母亲的胳膊，高跟鞋不小心踩到果皮，差一点就要滑倒的那一瞬间，我那么急切地喊了一声“妈妈”！竟然毫无惧怕。正如那疯女人在病中哭着喊妈妈一样。
原来，不管我们清醒与否，在我们的意识深处，至亲至爱的人就是你不用思考而一下子喊出来的那个人。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