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两件晦气事情，势必引起一阵骚动。首先是菩萨庙里的主持坐不住了，菩萨在庙里，庙在南山上，因为南山的黑土，因为黑土的瓷实，菩萨被唤作“黑瓷爷”。村庄里多年供奉的“黑瓷爷”，不知道受了多少乡亲的进贡，每逢农历的初一和十五日，善男信女们放下手头不管多要紧的活计前来膜拜，将自己平日不舍得多吃的清油供奉出来。可是菩萨为什么就没有保住村庄的安宁？主持说，今年难大，我们的“黑瓷爷”权力有点小，看来光靠它是不行的，得请神唱大戏禳庄。
那就禳庄吧。主持是菩萨的主持，他发了话就是菩萨发了话。
接下来就是家家户户集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粮。我们家是村庄里唯一的干部家庭，自然是出钱，还要多出点。我父亲本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的无神论在村庄里是讲不通的，还是什么都不说，照大家的意思来吧。那几年镇上的干部来收取两经一费，总要大费周折，没有一两个月是收不齐的。但这禳庄的事情是关乎神灵的大事，没有哪个乡亲愿意和神灵较劲，于是仅三天的工夫便集齐了唱戏请神的资金。
禳庄的时间定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村庄里知道这天是中元节的人不多，但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是鬼节。晚饭之后，家家户户留一人看家，其余大人小孩像过年看戏一样兴高采烈地涌往菩萨庙。有年老站不住的手里拿着小凳，因为这请神的仪式要花一个通宵的时间。要是跳大神有时就得两天两夜。
一声羊皮鼓的骤响，喧闹的人群霎时安静下来。一个被叫做“脚马”的壮汉赤膊从庙内又说又唱跳了出来，起先能听懂他的唱词，全是消灾免难、五谷丰登、祈求平安等等的祈福。脚马的声音低沉而浑厚，神情庄重肃穆，有着不能抗拒的神秘力量。就这样说着唱着，忽然脚马一个激灵，立刻全身像筛糠一样发抖，脸上的表情狂野，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然而唱词便听不懂了。据说这是将神灵请了下来，附着在脚马的身上了。在接下来连续的两三个小时之内，这种说唱就得伴随着剧烈的跳跃。脚马看上去像疯了一样，不一会工夫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整个人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根本无法歇下来，因为此刻他代表的是神，只有神允许了他才能停下休息一会。我想，神在被人请来之后为什么这样的不够仁慈？那代表神发言的毕竟是一具肉体啊，肉体的力量是有限的。难道这壮实的脚马真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我在头一次看完请神跳神之后百思不得其解的冋题。
这样的蹦跳说唱在两个多小时后被神允许休息了一下。只见脚马壮实的身体轰然倒地，口吐白沫昏睡在土地上。油亮皮肤上的汗珠被身下的干土吸得滋滋响，但是谁也不去给他擦汗，或者拉他去床铺上休息，就让他四仰八叉躺在地上，是神让他这样的。围观的人群这时稍稍有了点响动，坐着的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站着的赶紧找地儿坐下，互相还要交流一下刚才的所见，总有一些不细心的人没有听清也没有看清，这时候就要从别人的描述中将自己的记忆补充完整。
休息了大约半小时，脚马身上的热气和汗水渐凉，估计要再躺下去的话，多结实的身体也会落下病的。脚马知道自己该啥时候站起来，然后继续神的工作，继续跳唱。
我从人群中挤出去，在庙后找块空地坐下，这时候大约已是后半夜。圆月高悬，银光似水，又似白练，南山像刚出浴的仙人，湿漉漉地披着月光赐予的轻纱，宽袍大袖，衣袂飘飘，做沉思状。夜风拂过山冈，各种各样的虫鸣在风里齐唱，听上去有丝丝缕缕的凄凉。将自己的全部所有都交出来了的庄稼地现在看上去干瘪空旷，只有蜷缩在茂盛的玉米林旁边，一任沙沙的玉米叶得意地私语。各种植物混合的香味氤氲在夜色中，让人迷醉。
这样的夜晚，我愿意独坐到天亮。只要跳神的活动没有结束，就算我想回去也无人做伴。我坐着什么都不想，坦然享受自然给我的赐予，比如月光，比如虫鸣，比如夜风。但也有扫兴的时候，那就是失眠了的蛤蟆不知道啥时候静悄悄爬到脚背上来了，我往往会发出尖叫，迅速跳起来回到围观的人群中去。
这时候跳神的活动已近尾声，脚马明显没有初时那么有活力，蔫头耷脑，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老人们说，神到了天亮是要回去的，眼看天快亮了，神没有夜间神气，脚马也就底气不足，残喘着坚持。直到东方发白，脚马才长吐一口气，又打个激灵，表示神已经离开了他的肉体，然后再次倒头昏睡，这一场活动便暂告一段落。
村庄里的人们将这跳神的活动叫做“罚爷”，我至今不明白这个“爷”到底指的是谁。是神还是脚马？或者一个罪过的载体？想来不会是神吧，也许是借助神力来惩罚那些冒犯了神明的渺小的人类。仅人们心甘情愿自己说出来的一个罚字，已然透露了村庄对于自然和不可知事物的敬畏之心。
第二天的活动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搭戏台唱大戏。在搭戏台的工作中，需要谁家的木板或者苇席，或者绳子等等的物件，也不用给主人打招呼直接去拿就好了，没有人会舍不得，那是整个村庄的需要。每家都有义务，用完了是会还回去的，又不会损失个啥。请戏班的一拨人早在三天前就去了邻村，拎着好酒好肉。恭恭敬敬地请人家来村庄唱戏。而戏台上必定是有大红的对联的，这是我最早对于村庄文化的记忆。对联上说：顷刻间今古千秋，方丈内河山万里。村庄里的高寿老人八爷捋着雪白的胡须大声赞叹：好！大气！这才是读书人说的话嘛。
八爷欣赏的这个读书人就是我父亲，对于村庄来说，父亲是一个外乡人，我的外祖父母才是村庄的老住户。他们只有我母亲和我的大姨两个女儿，大姨嫁人后不几年又早早地死去，我母亲理所当然要留下来，于是父亲走进了母亲的家，他们共同养育了包括我大姨的女儿在内的五个孩子。
父亲以一个山村教师的形象出现在村庄，朴素，谦和，儒雅。这与村庄里的人是多么的不同，乡亲们当我母亲的面嘲笑父亲说话的声音太小，走路的步子太慢。母亲以她爱面子的心性，必要回敬这样说话的人。直到父亲开始给村庄里的各家各户写春联，画灶神，村庄才开始对父亲另眼相看。每年唱戏给戏台上撰写对联，父亲是非常乐意效劳的，他有个小小的塑料封皮的笔记本，写满了各种对联。每到给戏台上写，总能找到好几十条，但父亲总拣那通俗易懂的来写，常写的是这样一联：金钗不值一文钱，连环要卖十五贯。那是因为《十五贯》是每年的保留戏目。
父亲就会唱娄阿鼠的那段：一不小心砍得太深……
除了禳庄的时候唱戏，过年时候村庄里也要请戏班来唱几天。
有一年唱戏，八爷说今年的对联要突出神字，父亲便写了神是人，鬼是人，人也是人，一、二人千变万化；车行步，马行步，步也行步，三、五步四海五湖。只是村庄的戏台实在太矮，根本贴不下这么长的对联，他们把长联一裁四截，贴在戏台两边，红彤彤一片，像对硕大的红柱子，倒也好看了几天。只是拆戏台的时候，父亲才看见裁下来的对联已经拉混，上联半句下联半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从那以后，父亲除了写对联，还一定要看着人家按顺序贴好。
我从多年的戏台两边背下了几副喜欢的对联：父老闲来消白昼，儿童归去话黄昏。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成空。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这些美妙的汉字给了我最早的韵文启蒙。
在戏台下，我只爱看穿着罗裙甩着水袖的年轻女子。我喜欢她们化过妆的脸蛋，束得紧紧的腰身，还有咿呀的唱腔。曾经因为窦娥的冤屈掉不尽眼泪，因为白玉楼的苦节久久不能释怀。那天看完《伙焰驹》里一身缟素的黄桂英，只觉得美不胜收。意犹未尽地回家去，正好我母亲拆洗被褥，晾衣绳上搭满了白色的被单，我将它收下来裹在身上，学黄桂英披麻戴孝，一边小声哼唱。谁知这便闯下了大祸，母亲劈头盖脸给了我一顿巴掌，直骂晦气。
有戏看的日子一年里不过三五天，那时候谈家哥还活着，每年戏班一走，谈家哥的板胡就拉响了，仿佛大戏的尾声和余音。我父亲也有把二胡，不过没有谈家哥拉得好。偶尔两个人坐在一起，父亲总被谈家哥说动心，拿出二胡来拉几曲。除了普通的秦腔唱板，父亲爱拉的是《花儿与少年》，欢快的旋律有着蓬勃的朝气。父亲说谈家哥总拉《月牙五更》，未免凄凉哀伤，尤其是秋天里，弦上溅满了泪珠，是让人伤神的曲子。可是我母亲却连《花儿与少年》都不让父亲拉，那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村庄里几户最早做生意的人家都有了电视，而我父亲和母亲守着讲台吃粉笔灰却依然只能糊口。父亲的工资不过几十元钱，母亲是一个民办老师，工资更是低得可怜。在有没有电视的问题上，母亲觉得曾经的干部家庭已经远不如村庄里那几户农民之家了，所以她不让父亲拉二胡，认为别人会笑话我们没有电视而以二胡为乐。
我曾经蛮有兴致地跟父亲提起想学二胡的事情，父亲说二胡是不容易学的，要有天赋要有耐心。不是有句俗话吗，学二胡，学二胡，三年学个狗抠门。我试试弦，果然生涩难听，再想想耐心，大约我小的时候是最没耐心的一个人，于是由此作罢。
父亲调回城里工作的时候，巳经是1983年。那一年大哥考上了大学，是村庄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记得高考前夕，正是农忙时节，母亲在南山上的承包地里掉汗珠，大哥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复习功课，凳子上是冒着热气的茶水。八爷路过我家门口，大嗓门一声吼：哈，真是没世事了，老的在地里受罪着哩，这小的倒好，茶喝上看书着哩。大哥吓得赶紧回屋去，我母亲回来说不要管别人说啥，只要你今年能考走，我就是累死在地里也心甘。
西风送来了凉爽，也送来了大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哥从村庄里第一个跳出了农门。那个当年常常嘲笑不善言辞的大哥，说大哥是个傻子的李家大叔，硬将大哥的行李从村庄背到了车站，后来李大叔硬是让儿子在初中复读了三年考取师范学校，也当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多年以后，大叔每见我父母，都要说老师虽然清贫一些，却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他就指望后辈儿孙能多出几个读书人了。
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父亲头一次将办年货的钱交到大哥手里。腊月二十五的日子，天空下着纷纷扬扬的霰雪，奇冷。我跟上大哥去城里赶集，顺带将家里夏天晒的黄花菜卖掉，然后买回过年的必需品。买卖的中间，我始终心里热乎乎的，虽然母亲手做的棉布鞋已经在雪地里湿透，一双脚冻到没有知觉。但我心里满是长大了的欢喜，和大哥一起长大的那种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