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恋故土、乡情浓郁是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因此，中国住宅的建筑内容、建筑形式色彩与中国人的居住方式都有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地方特色。这也正是歌德所说的“只有带有个性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④。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种有“个性的艺术”布满中华大地，贵到北京的故宫王府，贱到民间的四合院、小胡同，秀到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艳到红墙碧瓦、雕梁画栋，淡到小巷深院、粉墙黛瓦，巧到飞檐翘角、九曲回廊…… 使多少中华儿女为之自豪，令无数异邦人士为之倾倒。以远在滇西北高原的丽江古城为例，位于玉龙雪山之下的这一片青瓦土墙、渠柳傍屋、彩石铺路的民居建筑，既无富豪家的琼楼玉宇和金顶红墙之炫耀，也无贫民窟在破败简陋与拥挤不堪中的呻吟，却以她那既有山居之峻，又有水乡之灵的奇特风采和外刚内柔、整洁高雅的独有魅力而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国房地产业的一些有识之士在继承中国居住文化传统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开发杭州“白荡海人家”小区的老总曾如痴如醉地向我阐述过他们的建设理念：“中国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先对自然人文环境无可替代的审美情趣与经验，它应当是我们创作的源泉，特别是中国民居与自然保持和谐的特点，使建筑图形语言总是温柔而宁静，犹如一位智者，谦恭地表白着自己的智慧。这种特点，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民族居住文化所包涵的民族精神与乡土情怀，具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重意义。因此，我们在住宅小区的开发研究中，不仅应注意吸收国外住区的先进技术、理念和经验，还更应当将中国传统民居作为我们脚下的沃土，深深地扎根于此，努力汲取宝贵的精华之营养。
川西民居之飘逸
文化学告诉我们：所有的文化都是一个符码的系统。民居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与整个文化生存的仪式，它有自己形式的语言语法、组织原则和传达意义的功能。各地区、各民族民居的这些“仪式”、“形式”和“组织原则”都是各有差异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种“风格”。川西民居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格。它虽不具备北京四合院的那种王侯之气，也无西北民居的豪侠之风；既没有岭南大宅的商绅之贵，也无江南民宅的水乡之秀，但以川西汉族住宅为代表的四川民居，却有一种飘逸的风格。
这种风格，首先反映在川西民居所蕴藏的哲理与韵味上，它是一种深层次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川西民居的整体与群体上，参差错落、舒展自由，有一种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气势和仙风道骨般的气质。这种凝聚在建筑中的观念与意识，这种无形的特点与内在的力量，往往是难以用建筑符号和语言文字来表达的，即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里，只得引用清代诗人张谦宜的《斋诗谈》中的描述——“飘逸者，如鹤之飞，如云之行，如蓬叶之随风，皆有大力斡旋于中”。
这种风格，表现在住宅的布局上是开敞自由。四川地处北纬26°至36°之间，民居方位多喜坐北朝南，但其入口受“风水”影响，不一定与道路平行或垂直。其建筑特征是以庭院式为主要形式。这类形式的民居，基本单位是“院”，即由一正两厢一下房组成的“四合头”房或一正两厢组成的“三合头”房，甚至是一正一厢组成的“二合头”房。立面和平面布局灵活多变、散落不拘，对称要求并不十分严格，似乎遵循了“无法为法，乃为至法”的创作原则。这类民居，以“院”为中心组织空间，用檐廊或柱廊来进行联系，院内或屋后常有通风天井，形成良好的“穿堂风”。这些三、四合院鳞次栉比，灵巧地组合成街坊。
这种风格表现在建筑造型上，是轻盈精巧。为适应炎热潮湿的气候，民宅建筑多为木穿斗结构，斜坡顶、薄封檐，开敞通透，轻巧自如。一般建筑的梁柱断面较小，有体轻之感；外墙多用竹编白灰夹泥墙，墙体轻薄；屋面基本不采用琉璃瓦，多为冷摊小青瓦，庄重者为青灰筒瓦。川西民居一般为平房，个别为二层楼房或大部分平房、局部楼房，为了防潮隔湿，一些富裕人家还讲究墙体的高勒脚、半桩台，室内加木地板架空。从外形特征看，川西山地的民居是“青瓦出檐长，穿斗白粉墙，悬崖伸吊脚，外挑跑马廊”；江边民居是“一条石路穿心店，三面临江吊脚楼”；盆地民居是“院落重重叠，青瓦出檐长，坡顶高勒脚，穿斗白粉墙”，这都显示了川西民居轻巧、灵活、古朴、简练的地方风格。对于四川民居之“精巧”，早在宋代就有了“华堂夏屋有吴蜀之巧”之说⑤；对于四川民居的“轻盈”特色，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作过生动的描写，他细腻地写道：“到四川来，觉得此地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蓖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地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⑥。”
川西民居的飘逸风格，表现在建筑色彩上是朴素淡雅。川西平原植被较好，四季常青，正如唐代诗人咏成都景色的诗中所描写的“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李白），“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烂漫红兼紫，飘香入绣扃”（徐夤），“绿英初浮露，金蕊半合霜”（薛涛），这“绿”、“青”、“黄”、“红”、“紫”、“金”七字，便充分体现了川西自然色彩之丰富。所以，川西民宅的建筑色彩十分朴素，多以冷色调为主。一般瓦为青色，墙为粉色或灰砖色，梁柱多为茶褐色，门窗多为棕色（或木料本色）。川西民居的重点装修部分是小门楼，俗称“龙门”或“门道”。影壁上的砖雕、檐口下的木刻和为稳固门樘的抱鼓石及横联匾额、门簪、门环都显示出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工艺水平，但装修仍是以冷色调为主，常常是“雕而不画”，即使需要彩画，也是用色节制，轻淡雅致。这种以朴素色彩为基调的住宅，掩映在绿树、翠竹和鲜花丛中，更显出明快幽静、淡雅古朴的风貌，大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元·王冕）的神韵。
特色形成之渊源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既赋予了川西平原的沃土和相对安定的生活，也塑造了蜀人不拘形式、讲究悠闲和“俗好娱乐”生活方式及“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的个性特征。
这种生活习性，一是与“山高皇帝远”有关。封建时代，四川省远离北方统治中心，蜀人受封建专制的思想的束缚相对较少，民居建筑受北方正统建筑的法式限制相对较弱，故显得质朴率真、活泼自然。二是与受诸葛亮和道教影响较深有关。蜀人十分崇拜诸葛亮，川人诗曰：“武侯来西国，千年爱未衰”（宋·苏轼）、“蚩尤歼戮著奇功，千载独传诸葛公”（清·李调元）、“诸葛威灵存八阵，汉朝终始在三巴”（清·陈恭尹），诸葛亮所坚守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对蜀人影响甚深。同时，川西大邑的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青羊宫、青城山都是道教胜地。道家，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飘逸、洒脱、返朴归真的道家精神对比较封闭的盆地人民影响较大。道家主张“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淮南子·厚道》），“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庄子·天道》），正是这种“清静”与“虚”，构成了四川民居所特有的意境，使其达到了苏轼所说的那种“静了可群动，空故纳万境”的艺术境界。三是四川盆地自古物产丰富，战乱较少，人民喜于安宁，崇尚文化。正因如此，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和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都始于成都，汉赋四大家川人占了三位（其中成都两位：司马相如、扬雄）。1870年，访问过成都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在《四川记》中写道：“成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人民文雅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府的居民在这方面远远超了中国其他各地。”
研究川西文化的专家谭继和先生认为：“以好夸张、联想为特点的发散型思维是古蜀民的一个重要特征。”从鱼凫仙化、“化民复出’的传说到汉大赋滥觞于西蜀；从“把酒问青天”的苏轼到想象“天狗”吃月的郭沫若，都有一种富于激情、追求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展现了蜀人精神形态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特点。这些特点和习性形成了川西民居色彩淡雅、轻盈精巧、朴实自然、宁静闲逸的居屋形式与居住方式，给人一种含有“缥缈仙风起，宁静道骨生”的感觉。正如古人咏四川的一些诗句所说：“蜀国多仙山，峨嵋邈难匹”（唐·李白），“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唐·杜甫），“飘然绝尘滓，来往白云间”（清·彭端淑），以及《竹枝词》中的“千株乔木千竿竹，半读儒书半读禅，茶自生香酒自熟，明月吹笛一登台”等，难怪汉武帝在读了成都才子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后，感到“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矣”⑦。
1999年5月15日
① ［美］拉普普《住屋形式与文化》，台湾境与像出版社1976年版。
② 转摘自1999年5月7日《经济日报》。
③ 梁思成《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
④ 转摘自《3000年世界名言大辞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5年9月版。
⑤ 引自《民居史论与文化》第37页，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梁实秋《雅舍》，载于《名家经典精选散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⑦ 班固《汉书·司马相如列传》。
（本文的三段文字分别节选于笔者论文《居住文化与川西民居》的第二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三章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原文发表于1999年7月16日《中国房地产报》和上海财大出版社于1999年8月出版的《住宅：跨世纪发展热点聚焦》一书。三段落的标题是收入本书时笔者新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