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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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多事的日子

我是因为这些事心情不好?那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呢。虽然讲究的是胸怀天下事,可那些事毕竟距自己还有些距离,实际让我心灰的是当了四年兵,“组织问题”还没解决,也就是还没入党。在那个年代,当兵、入党、提干是一条人生路上的康庄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人上人。而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城市兵,真的能走这条路的还不多。大多数当几年兵就回家,混个好单位就不错了。我虽然也想当人上人,可是一混四年连党票都没戏,就别说提干了,更是难上难,心情抑郁可想而知。

7月28日,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加强战备的命令中知道的。最初的那几天,我们阵地上几乎是人不离炮,炮不离人。远在河北的唐山地震了,台湾能怎么着?能登陆反攻?能进攻渤海湾?我想不明白,也许位卑眼低看不到那么长远,可是战斗警报还是让人心头一阵紧似一阵。同时,我心头惦念着在北京的家人,因为我听说北京也房倒屋塌死了不少人。突然,我一下明白了古人“家书抵万金”的心境。总算来了信,告诉我家人无事,我才稍稍放下心来。但是家人并没有跟我说家里两堵山墙都倒了,只是因为中国古建筑“墙里裹柱”②的结构才使得“墙倒屋不塌”,还幸运的是,墙是向外倒,才没有伤及家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可是心头的惴惴不安还是终日萦绕。好不容易熬到8月,终于解除了一等战备,可以休老兵探亲假了,我第一个打报告要求回家看看。感谢连首长,知道家中有难,批准了我回家探亲。

震后的北京,大街小巷好像都是工地,来接我的哥哥才告诉我家中的遭遇,把我带到了嫂子家,让我洗个澡,说家里的卫生间已经被倒下的墙砸烂了无法使用。8月的北京,正是秋老虎肆虐,天气燥热的时候,可是我记得那天的天气并不是很热,也许我刚从湿热的南方回来,北京虽然炎热,但是还算干燥的天气,感觉身上很爽快。哥哥推出自行车,我们从东单返回新街口。哥哥说我带你在城里转转吧,看看劫后的北京。我记得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人民大会堂一角有裂纹,沿着南长街向北,一路上路边的树下,都是一个个塑料布或者帆布搭建的防雨棚,但是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住了。哥哥带我绕道铁狮子胡同路过敬王府旁边的个小院。哥哥说这就是邓小平的家。因为4月份的那场风波,他被指控成了幕后的“黑手”,罢黜赋闲在家。但是那时候的人心目中还是惦念着这位显示出务实精神的领导人。高台阶的门洞里,也支着一个塑料布的棚子,淡蓝色棚子纯粹是个摆设,看来老人家的房子安然无虞,不必用这个避难所。

回到家里,大难给人们造成的恐慌早已经过去,母亲陪着多病的父亲已经被疏散到南方安全的地方,家里剩下兄弟几人都是打着家里受灾的名义从外地的工厂、农村、部队跑回北京的,真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好像是自1965年大哥到哈尔滨上大学以来,我们兄弟几人第一次聚会在一起。睡在倒了墙的屋檐下,倒是别有一番风景。月亮照在脸上让人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因为这几年东北的麦垛上,福建部队的阵地上,野外拉练的山坡上……经常是这样被月亮“照着”睡觉。几年的上山下乡、工厂锻炼、部队生活,艰苦的日子虽然刻骨铭心,但是却很难说出口,伤痕是不愿意示人的。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反而是一些笑话故事成了月光下聊天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真感悟乐观才是战胜苦难的良药。

30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发生在我的一个同学身上荒唐却绝对真实的故事。那是地震过后,他们家离地坛公园不远,于是就被疏散到地坛公园里搭地震棚避灾度日。原来住在楼房,自己家的卫生间用惯了,到了公园全得上公共厕所。一天凌晨,他睡得迷迷糊糊,一头就扎进了女厕所。那时天还未亮,他也没看见里面有人蹲着方便,掏出家伙一阵猛扫,突然一声尖叫:“流氓!抓流氓!快来抓流氓啊!”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惊醒,只见一身白睡衣的妇女从他面前冲过,惊呼着,跌跌撞撞冲出厕所。那时最有权力的要数工人纠察队了,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带着红袖箍的工人,手里拿着棒子巡逻。在避难的公园里,他们就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因为那时的警察实在忙不过来。那小子自然没有逃过工人纠察队的正义铁拳,当场被摁住。可巧的是,他也是工人纠察队的一员,原也是青皮一个,只是发威的地段不同,虽然此时被人拿下,但依然豪气冲天,大声反问:“谁是流氓?谁是流氓?”白睡衣回头怒指,女厕两大字就在身后,人证俱在,那挺“机枪”还没入库,也是证据之一。

他被架到了纠察队指挥部,据说依然壮烈,就像《南征北战》被拉出去枪毙的张军长,只是没有喊“我为党国立过战功,”而是大喊“我不是流氓!”整个公园都被惊梦。后面的事情就是听他自己后来讲述的了。先是据理力争,后是棍棒相加;先是偶然走错,慢慢变成蓄意流氓;先是迷迷糊糊进了女厕所一次,后来成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每顿棍棒之后都要加一次。可惜的是,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还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以很快就就“屈打成招”,问举着棍棒的人:你们说多少次合适?结果又是一顿棍棒:哪有我们说的道理,是你招供!好,好,一共24次。这次没有棍棒落下。于是,以钻了24次女厕所的罪名被押解到东城分局拘留所,笼中关了7日。从此以后,“屈打成招”就成了他的口头禅,见到熟人总是说:“屈打成招,我那是屈打成招。”而且后面一句提高8度,义愤填膺。30年过去了,现在想起真像是一个舞台小品,可当时真正发生了。值得欣慰的是“屈打成招”并没有改变此人性格。

整日闲聊、闲逛的日子也过得飞快。9月9号一早,一个电话惊醒一院子人。毛主席去世了,这在当时真是个晴天霹雳,好像一贯依靠的大山倒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心情倒不是悲痛,毕竟那时他在高高的神坛上,虽然天天在念叨他老人家,可是毕竟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而是一种茫然,一种丢失了主心骨似的茫然。从小到大,一直是听毛主席的话长大的,一步步,一天天,突然一天说话的人没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呀?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路怎么走?好像是忧虑,其实是心里连怎么忧虑都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想,该想什么。几个人坐在床上发愣,估计下午哀乐就会响遍祖国大地了,在此之前还能干点什么?哥哥想了半天,作出合理又务实的推断:看来你部队催你返回的电报估计很快就会打来,国丧期间部队肯定要一级战备,你们又是福建前线的一线部队,叫你回部队是的免不了了。下午哀乐一奏,还不得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估计饭馆也该关门了,为你送行,还是先上饭馆吃一顿再说,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恐怕是很难了。面对已经动荡了10年的岁月,当家掌舵的毛主席又仙逝,以后的路真是看不清,前途未卜心怀惴惴。于是,1976年9月9日中午,北海坊膳的豌豆黄和肉末烧饼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饭。

部队的电报果然来了,要求迅速归队。没有二话,拿着部队电报直奔车站军代表室买票。北京到福州的45次列车要在路上跑整整两天两夜48个小时,哥哥拿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张卧铺给我,48小时,躺着回去吧。那时候睡卧铺不是有钱就能睡,还要看级别,像我这样穿两个兜军装的战士,还没有资格睡,好在那几天火车上的人很少,坐卧铺的人就更少了。

从北京到福州每次是一个火车头拉到蚌阜,然后换上上海机务段的火车头继续前进。就在蚌阜换车头的时候,出了事。每次换车头的车站一般都停的时间比较长,那是深夜一点多,迷迷糊糊我觉得车头换完,列车调了一个头又向前开了。可是离开站没多久,突然一个紧急制动把我从床上一下扔了下来。好在年轻,腿脚利落,一个翻身我就站了起来。可还没等我站稳,一个更剧烈的撞击又把我扔到铺上。车厢被挤压的嘎嘎作响,总算在车轮于铁轨摩擦的尖叫声和人声的尖叫声中缓缓停了下来。我探身出车窗向前看,只见蒸汽车头呲呲地怪叫着,蒸汽直冲天空,一片升腾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楚。看看左右,列车还没有出蚌阜编组站,前后左右都是铁轨和列车,窗外被雪亮的探照灯照的通明。这时听见有人尖叫:“地震啦!地震啦!”接着就看见有人从车窗跳下,一时间车上车下乱作一团。还没容我多想,凄历的警报声骤然响起。这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可对那些平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老百姓可像是魔鬼的吼叫,眼见得人群像油锅进水,暴乱成一团。随着警报,带枪的部队和带着红箍拿着大棒子的工人纠察队出现了。几分钟的工夫,人群就安静下来,接着大喇叭就广播:“是列车故障,不是地震,希望大家不要惊慌,上车等待”云云。这一等就是12个小时。我算是占了便宜的,买的是48小时的卧铺,睡了60个小时,还免费吃了一顿饭。等到天亮了,我从乘警的口中才知道,是我们与对面驶来的一列油罐车相撞,好在我们出站,对方进站,两车的速度都不快,只是车头出轨,并没有人员伤亡。天亮时,我看见我们车的司机被两个军人押走了,据说是他没看清信号,闯了禁行。在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出了那样的事情,“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是少不了要戴在头上的,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