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这些事心情不好？那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呢。虽然讲究的是胸怀天下事，可那些事毕竟距自己还有些距离，实际让我心灰的是当了四年兵，“组织问题”还没解决，也就是还没入党。在那个年代，当兵、入党、提干是一条人生路上的康庄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人上人。而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城市兵，真的能走这条路的还不多。大多数当几年兵就回家，混个好单位就不错了。我虽然也想当人上人，可是一混四年连党票都没戏，就别说提干了，更是难上难，心情抑郁可想而知。
7月28日，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加强战备的命令中知道的。最初的那几天，我们阵地上几乎是人不离炮，炮不离人。远在河北的唐山地震了，台湾能怎么着？能登陆反攻？能进攻渤海湾？我想不明白，也许位卑眼低看不到那么长远，可是战斗警报还是让人心头一阵紧似一阵。同时，我心头惦念着在北京的家人，因为我听说北京也房倒屋塌死了不少人。突然，我一下明白了古人“家书抵万金”的心境。总算来了信，告诉我家人无事，我才稍稍放下心来。但是家人并没有跟我说家里两堵山墙都倒了，只是因为中国古建筑“墙里裹柱”②的结构才使得“墙倒屋不塌”，还幸运的是，墙是向外倒，才没有伤及家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可是心头的惴惴不安还是终日萦绕。好不容易熬到8月，终于解除了一等战备，可以休老兵探亲假了，我第一个打报告要求回家看看。感谢连首长，知道家中有难，批准了我回家探亲。
震后的北京，大街小巷好像都是工地，来接我的哥哥才告诉我家中的遭遇，把我带到了嫂子家，让我洗个澡，说家里的卫生间已经被倒下的墙砸烂了无法使用。8月的北京，正是秋老虎肆虐，天气燥热的时候，可是我记得那天的天气并不是很热，也许我刚从湿热的南方回来，北京虽然炎热，但是还算干燥的天气，感觉身上很爽快。哥哥推出自行车，我们从东单返回新街口。哥哥说我带你在城里转转吧，看看劫后的北京。我记得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人民大会堂一角有裂纹，沿着南长街向北，一路上路边的树下，都是一个个塑料布或者帆布搭建的防雨棚，但是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住了。哥哥带我绕道铁狮子胡同路过敬王府旁边的个小院。哥哥说这就是邓小平的家。因为4月份的那场风波，他被指控成了幕后的“黑手”，罢黜赋闲在家。但是那时候的人心目中还是惦念着这位显示出务实精神的领导人。高台阶的门洞里，也支着一个塑料布的棚子，淡蓝色棚子纯粹是个摆设，看来老人家的房子安然无虞，不必用这个避难所。
回到家里，大难给人们造成的恐慌早已经过去，母亲陪着多病的父亲已经被疏散到南方安全的地方，家里剩下兄弟几人都是打着家里受灾的名义从外地的工厂、农村、部队跑回北京的，真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好像是自1965年大哥到哈尔滨上大学以来，我们兄弟几人第一次聚会在一起。睡在倒了墙的屋檐下，倒是别有一番风景。月亮照在脸上让人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因为这几年东北的麦垛上，福建部队的阵地上，野外拉练的山坡上……经常是这样被月亮“照着”睡觉。几年的上山下乡、工厂锻炼、部队生活，艰苦的日子虽然刻骨铭心，但是却很难说出口，伤痕是不愿意示人的。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反而是一些笑话故事成了月光下聊天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真感悟乐观才是战胜苦难的良药。
30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发生在我的一个同学身上荒唐却绝对真实的故事。那是地震过后，他们家离地坛公园不远，于是就被疏散到地坛公园里搭地震棚避灾度日。原来住在楼房，自己家的卫生间用惯了，到了公园全得上公共厕所。一天凌晨，他睡得迷迷糊糊，一头就扎进了女厕所。那时天还未亮，他也没看见里面有人蹲着方便，掏出家伙一阵猛扫，突然一声尖叫：“流氓！抓流氓！快来抓流氓啊！”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惊醒，只见一身白睡衣的妇女从他面前冲过，惊呼着，跌跌撞撞冲出厕所。那时最有权力的要数工人纠察队了，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带着红袖箍的工人，手里拿着棒子巡逻。在避难的公园里，他们就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因为那时的警察实在忙不过来。那小子自然没有逃过工人纠察队的正义铁拳，当场被摁住。可巧的是，他也是工人纠察队的一员，原也是青皮一个，只是发威的地段不同，虽然此时被人拿下，但依然豪气冲天，大声反问：“谁是流氓？谁是流氓？”白睡衣回头怒指，女厕两大字就在身后，人证俱在，那挺“机枪”还没入库，也是证据之一。
他被架到了纠察队指挥部，据说依然壮烈，就像《南征北战》被拉出去枪毙的张军长，只是没有喊“我为党国立过战功，”而是大喊“我不是流氓！”整个公园都被惊梦。后面的事情就是听他自己后来讲述的了。先是据理力争，后是棍棒相加；先是偶然走错，慢慢变成蓄意流氓；先是迷迷糊糊进了女厕所一次，后来成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每顿棍棒之后都要加一次。可惜的是，那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还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以很快就就“屈打成招”，问举着棍棒的人：你们说多少次合适？结果又是一顿棍棒：哪有我们说的道理，是你招供！好，好，一共24次。这次没有棍棒落下。于是，以钻了24次女厕所的罪名被押解到东城分局拘留所，笼中关了7日。从此以后，“屈打成招”就成了他的口头禅，见到熟人总是说：“屈打成招，我那是屈打成招。”而且后面一句提高8度，义愤填膺。30年过去了，现在想起真像是一个舞台小品，可当时真正发生了。值得欣慰的是“屈打成招”并没有改变此人性格。
整日闲聊、闲逛的日子也过得飞快。9月9号一早，一个电话惊醒一院子人。毛主席去世了，这在当时真是个晴天霹雳，好像一贯依靠的大山倒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心情倒不是悲痛，毕竟那时他在高高的神坛上，虽然天天在念叨他老人家，可是毕竟离我们的生活很远，而是一种茫然，一种丢失了主心骨似的茫然。从小到大，一直是听毛主席的话长大的，一步步，一天天，突然一天说话的人没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呀？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路怎么走？好像是忧虑，其实是心里连怎么忧虑都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想，该想什么。几个人坐在床上发愣，估计下午哀乐就会响遍祖国大地了，在此之前还能干点什么？哥哥想了半天，作出合理又务实的推断：看来你部队催你返回的电报估计很快就会打来，国丧期间部队肯定要一级战备，你们又是福建前线的一线部队，叫你回部队是的免不了了。下午哀乐一奏，还不得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估计饭馆也该关门了，为你送行，还是先上饭馆吃一顿再说，以后再找这样的机会恐怕是很难了。面对已经动荡了10年的岁月，当家掌舵的毛主席又仙逝，以后的路真是看不清，前途未卜心怀惴惴。于是，1976年9月9日中午，北海坊膳的豌豆黄和肉末烧饼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饭。
部队的电报果然来了，要求迅速归队。没有二话，拿着部队电报直奔车站军代表室买票。北京到福州的45次列车要在路上跑整整两天两夜48个小时，哥哥拿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张卧铺给我，48小时，躺着回去吧。那时候睡卧铺不是有钱就能睡，还要看级别，像我这样穿两个兜军装的战士，还没有资格睡，好在那几天火车上的人很少，坐卧铺的人就更少了。
从北京到福州每次是一个火车头拉到蚌阜，然后换上上海机务段的火车头继续前进。就在蚌阜换车头的时候，出了事。每次换车头的车站一般都停的时间比较长，那是深夜一点多，迷迷糊糊我觉得车头换完，列车调了一个头又向前开了。可是离开站没多久，突然一个紧急制动把我从床上一下扔了下来。好在年轻，腿脚利落，一个翻身我就站了起来。可还没等我站稳，一个更剧烈的撞击又把我扔到铺上。车厢被挤压的嘎嘎作响，总算在车轮于铁轨摩擦的尖叫声和人声的尖叫声中缓缓停了下来。我探身出车窗向前看，只见蒸汽车头呲呲地怪叫着，蒸汽直冲天空，一片升腾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楚。看看左右，列车还没有出蚌阜编组站，前后左右都是铁轨和列车，窗外被雪亮的探照灯照的通明。这时听见有人尖叫：“地震啦！地震啦！”接着就看见有人从车窗跳下，一时间车上车下乱作一团。还没容我多想，凄历的警报声骤然响起。这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可对那些平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老百姓可像是魔鬼的吼叫，眼见得人群像油锅进水，暴乱成一团。随着警报，带枪的部队和带着红箍拿着大棒子的工人纠察队出现了。几分钟的工夫，人群就安静下来，接着大喇叭就广播：“是列车故障，不是地震，希望大家不要惊慌，上车等待”云云。这一等就是12个小时。我算是占了便宜的，买的是48小时的卧铺，睡了60个小时，还免费吃了一顿饭。等到天亮了，我从乘警的口中才知道，是我们与对面驶来的一列油罐车相撞，好在我们出站，对方进站，两车的速度都不快，只是车头出轨，并没有人员伤亡。天亮时，我看见我们车的司机被两个军人押走了，据说是他没看清信号，闯了禁行。在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出了那样的事情，“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是少不了要戴在头上的，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