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所里搭造的地震棚中度过了炎热的夏季和并不凉爽的秋天。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变冷,人们的热情也不那么沸腾了。许多非专业的地震研究小组停止了他们的研究,人们逐渐搬回到原来的楼中。再往后,说唐山没有死那么多的人,唐山又站起来了。也就没有人再提“地震云”了。再往后,热闹一阵的特异功能研究也自消自灭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强大武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那场全民测震潮,我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
对唐山大地震那段历史,整个村子虽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村里的人们却有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那座防震棚。防震棚里虽空无一人,却建得异常牢固,且设施齐全。
唐山大地震那年,我14岁,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家乡是京西百花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周均是巍峨的青山,俯瞰之下,村子小得像一粒豆荚。25户人家——25颗豆子,紧凑地排列在这粒豆荚之中,享受着一种封闭下的安静。
1976年7月28日那天夜里,窗台上的油灯凭空就跌在地上,碎了。全家人被破碎的声音惊醒了,在黑暗中,母亲说:“该死的老鼠。”
我们也附和着说:“该死的老鼠。”
都以为是老鼠偷吃灯油时弄出的闪失,感叹了几声之后,就又睡熟了。
几天之后,从山外传来一个骇人的信息,说一个叫唐山的地方地震了,山崩地裂,死了很多人。
问怎么个多法,传信的人说:“海了去了,用卡车拉尸体,一车接一车的。”
这个说法把人镇住了,好半天,人们都不说话。我的眼前,出现了卡车拉尸体的幻景,一辆接一辆的,那些尸体都大大地睁着眼,吓得我手心里的汗直往地上淌。
母亲似有所悟,说:“怪不得咱家的灯台早不打晚不打就那天打了,原来是地震震的。”
接下来,学校就放假了,是无限期地放假。校长说,到底啥时候开学,他也是不知道的。
虽然不能正常上学了,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感到遗憾,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那所中学在村外的垭口,有近十里的路程,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走路,脚心被路上的石子硌得生疼,已经有些腻烦了。
地震给了孩子们一个机会,可以理直气壮地睡大觉了。
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第二天村支书就在场院上召集全村人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他说,公社领导说,地震还没有震完,到底啥时候震完,领导们也不知道。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所有人都不能在屋里睡觉了,都要搬到开阔地带,啥是开阔地带?就是咱脚下这爿场院。
最初的日子,还没有搭防震棚,人们就在露天地里过夜。场院里有一堆堆上年的谷草,把谷草平铺了,人就睡上去。我从小就喜欢裸睡,身上要一丝不挂。这样和衣卧在场院上,身上像爬满了虱子,痒痒的,横竖是睡不着。我恼躁得不成,对父亲说:“我是不怕死的,我要睡到屋里去。”
“你敢!”父亲说:“你要是敢到屋里去睡,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为啥这样说?因为他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后来我发现,全村人几乎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都不习惯这个睡法。一些老人竟不顾村干部的阻拦,死活是睡到屋里去了。他们说,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咋死都是死,横竖不受那个洋罪哩。
爷爷奶奶可不管父亲是不是村干部,也执拗地睡在屋里。这就更助长了老人们的脾气。
父亲急了,把两个老人从屋里扛了出来。
爷爷气得直骂娘,一声高过一声地,惹得周遭一片笑声。奶奶悄悄地拽他的衣角,“别再骂了,你就给咱留点面子吧。”
爷爷终于纳过闷来,摇摇头说道:“真是气糊涂了,原来骂了半天你。”
老人家从此蜷曲在地上一动不动。日到中杆了,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像死去了。
父亲踅过来,轻轻地叫道:“爹,爹……”
横竖也叫不应之后,父亲就去搬动老人的身子。老人倏地就吼出一嗓子,“我还没死哪!”
这让我心中一震:平日里爷爷是很端庄的一个人,咋突然就变得无赖起来?
父亲的表率作用到底是起了作用,那些回到屋里去的老人们,均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场院上。所谓回,也是被他们的儿女们像我父亲那样,撵出来的。因为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要求进步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最不济也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只要是组织上有要求,只要是领导上有垂范,他们是羞于落在别人后边的。
非常不情愿地睡在露天的干草上,由于没有睡意,就干脆陷入冥想。
起初总是想那一车一车的尸体,想那尸体里一定有身材袅袅,眉儿弯弯的漂亮女孩子。于是心头一皱,可惜哩!
为啥可惜?家乡这个小山村,只有薄地,只有粗粮,穷得许多汉子都说不上媳妇,如果能从唐山城拉一车活的回来,成家生子,岂不两全其美?
可是……
我开始感到,老天爷真是很厉害的一尊神,它作弄起人来,是很任性的。
到了后来,我像中了魔怔一样,总是想跟死亡有关的事——唐山那里的尸体毕竟缥缈,而身边的死人却真实得有名有姓。便开始按记忆的顺序,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死亡事件——
第一个,就是曾祖母之死。
曾祖母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太太,都87岁的高龄了,还能很利索地走路。她的两只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但登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台阶上,却准确而稳健。好像她的脚底上长着一双眼睛。看这个架势,她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的。
但是,冬至那天,她突然对爷爷说:“你把我的装老衣裳搁在我身边吧,我该要上路了。”
所谓上路,是农村对死亡的一种说法。于是,爷爷大吃一惊:“你可别吓唬人,身板这么硬朗,哪会说走就走呢?”
曾祖母说:“我自己有感觉。我爹跟我说过,老而不死便为贼,我想,再不走,就要烦腻人了。”
爷爷不想忤逆老人的意志,便把装老的衣服给她搁在了身边。
那是一身崭新的青布衫裤和一双麻底子合脸的青布鞋。
第二天一早,爷爷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打开老人的屋门的。
只见老人靠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抄着衣袖端坐在土炕之上,双眼轻合,面色安详,似在梦境之中。
爷爷叫了几声娘,见没有回应,便去摸她褪在衣袖中的手腕。
不仅没有脉搏,还冰凉得跟冰一样。
老人家真的上路了。
由于老人家走得如此从容和安详,以至于爷爷都感不到悲伤了,他把老太太的死讯很平静地通知了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
我怀着对死人的畏惧,战战兢兢地尾随着母亲进了老太太的屋门。
但看到她那副安静的模样,我满怀的恐惧竟悄然消失了——原来死亡竟可以这么美丽!
在那一刻,我对老人家产生了肃然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去,重重地给她磕了几个头。那一年我才五岁。
想到曾祖母之死,我好像对村里老人们的举动有了一些理解——之所以即便是余震不断,他们也要睡在自家的房屋里去,看来,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真的是不怕死了。
第二个,是堂大伯之死。
堂大伯小名叫柱儿,人长得且高且白,站在那里清清爽爽。俨然就是一棵拔地而起的立柱。所以,他如果不叫柱儿,恐怕没人可以叫柱儿了。
他是村里第一个到山外去当工人的人。是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小技术员。
他在那里娶了一房媳妇,就地安了家。所以,见到他的机会就很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
第一次,是在年关,他回老家过年省亲。
大年三十的酒肉都预备妥帖了,他的父亲对他说:“咱爷俩窝在热炕上好好喝两盅吧。”
他却说:“你老先喝着,我出去散散心。”
他踅到村西的水井边,欠着屁股坐在井台上,从怀里摸出一管笛子,呜呜地吹了起来。
在寒冷的风中吹笛子,他显得很孤独。
我玩耍路过那里,看到了这个情景,感到他有一种怪异之美,更感到他虽然出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却不属于这里。我那时才仅仅四岁,竟有了这样的想法。
第二次见到他,也是在年关,他带回来一房新妇。
新媳妇也是清爽而白,笑容嫣然,能把人的魂勾了去。
管这样的美人儿叫大妈,我叫不出口,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傻傻地笑。
看得出堂大伯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些晚辈,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炒花生。
奇怪地,村里很少有人去他那里讨喜酒喝,一提到他及他的新妇,许多人都摇头,甚至露出恨恨的样子。
过了六七年的样子,才见到他第三面。他和他的媳妇还是那么年轻,身后却拖着一群儿女——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像花儿一样精美。
他的生活如此之美丽,迥异于山里的世界,让我生出纳罕,虽觉得他不可亲近,但是我却很思念他——每到年关,如果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会下意识地说道:“堂大伯咋不回家过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