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节好景不常
龙局长当场就发火了，发得比上次还大，完全是那种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的样子。电话里，龙局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正在外边输液的门局长骂了个狗血喷头。门局长挨骂时还有点不服气，因为他以为我关着办公室的门，在里边坐着，并未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于是，便信誓旦旦地向龙局长保证：办公室肯定有人，不信再敲敲门。龙局长当真上前又敲了几下，但仍然毫无反应。这下，他更加生气了，以为门局长故意跟他狡辩，气得抓起电话，又把门局长骂了一顿。
第二天，我一上班就遇上了张主任，张主任偷偷告诉了我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说门局长把他狠骂了一顿，不过他已向门局长作了解释，这事已经过去，劝我不要记在心上。听了张主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受，不是为他挨骂而难受，而是为自己没能按门局长的吩咐来办公室，并因此而给他惹下这么大的麻烦而难受。
正说着，门局长进来了，沉着脸问我昨天下午去了哪里。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无法如实说话，否则是会把张主任送进去的，虽说张主任可能已把我想说的话告诉了门局长，但他能那样解释，我却不能那样说，我只能替他承担，不管结果如何。见我沉默不语，门局长的双目顿时闪出宝剑一样的寒光，在我脸上扫了几扫，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事情自然不言自明，从这天起，门局长“强烈”地恢复了考勤制度，不仅考别人，连我也一并考了去，还明白无误地吩咐我提前来，准备好签到册，让同事们按时签到。从此，我再也享受不到以前那种好日子了，工作的紧张程度与一年前在网通时无异。更要命的是，门局长还对我有了看法，凡事都开始卡着我。
秋风萧瑟，转眼又见北雁南飞，落叶成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到了，按从前在市局习得的规矩，每逢传统重大节日，我这个做下属的都要孝敬上司。对这条基本“原则”，我曾做到了雷打不动、坚定不移，及时地向市局一把手和分管领导送上了一笔“慰问金”，以求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关照。但也有不送的时候，就是二张当一把手之时，二张时期，我已产生了离去的想法，还送他做甚！现在既然又折了回来，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打算长呆下去，那就应该入乡随俗，重抄旧业。
我准备送两个领导，一个是郝局长，一个是门局长，两人各送一千元。郝局长推荐我来，我自然得感谢，感谢就得有所表示，就得落到实处去。门局长是顶头上司，更得谢他、敬他，何况不久前还给他出过一次不该出的差错，让他有了看法。我想，通过送礼，一来向他表示节日祝福，二来以此为契机，化解他对我的看法，消除彼此之间不应有的隔阂。当然，我绝对不是因为门局长对我有了看法才去敬他，即便不出那事，我也会这么去做。
送礼送得很顺利，比做工作顺利得多，但送礼之后，我所期望的结果并没有出现，我期望门局长在收礼之后能够尽弃前嫌，再像从前那样待我，但这个愿望却不幸地落了空。门局长收礼时脸上挤出了几丝久违的笑容，但僵硬的很，并很快就又后悔似的收敛了去，并对我一反常态，与送礼前的表现一模一样。何以见得，有事实为证。
中秋之后，农村的秋忙开始了，我这个长期以来半工半农、半路出家的教书先生不得不再回农村，去帮老父亲收割几天庄稼。尽管这几年，随着我和弟弟、妹妹相继离开农村，父亲的地开始一年比一年少，但地虽少了，他也越来越老了，老得越来越无力独撑田间地头的活，因而他老人家反而比从前更需要我的帮忙。回村就得请假。于是，在送礼之后的第二周，我来到门局长的办公室，说自己有事，需回老家几天。
见我进来，门局长先是面无表情，呈中性状，后一听说我要请假，马上就转为不悦，并说，你走以后，办公室的签到谁管呀。我立马就肚里火了，心说有张主任在，还不能管个签到，非得我管呀。心里虽这样想，但嘴上既没有这样说，也没有接门局长的话茬。我说，就走三四天，很快就会回来的。这是实话，我不可能走得时间太长，因为周末要给学生上课，必须得返回。
门局长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走吧，早去早回，单位事情多，他们又要下乡检查了，这次张主任也要走，你得看办公室。离开门局长，我回到办公室，便问张主任，你什么时候下乡？我好赶在你下乡前回来。张主任有点莫名其妙，惊讶地问，谁说我要下乡？我怎么不知道？我说，门局长刚说的，让我早点回来看办公室。张主任说，哪有这事，下乡检查是他们的事，不用我去，你放心回吧，想走几天走几天。
至此，我终于明白，门局长是不想准我的假，才故意拿张主任下乡来挡我。这让我很不高兴，心说刚送过礼就这样，还不如不给你送呢，看来还是对那件事耿耿于怀啊。说句公心话，那件事也不全是我的错，要不是张主任，我肯定不会误事，再说张主任已向你作了解释，你还要怎的。更何况，自那以后，我每天上下午都给你按时上下班，完全突破了原先说好的有事来没事走的约定，现在偶尔向你请个假都不准，你要怎样啊？
从这天起，我就产生了要离开稽查局的想法。我想，又不是没事干了，没饭吃了，才来你这里讨吃，市局都离得了，还离不了你个烂稽查局。这是我想离开稽查局的原因之一，之二是，市局龙局长的两次查岗，都异常精准地选在了稽查局赤条条的没有半个人时。为什么会如此精准，连毫厘都不爽？我想，也许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那么，究竟是谁策划的？我不敢断言是谁，但99%的可能性集中在刘主任身上。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刘主任是龙局长最近身的参谋，有资格建议龙这么做，也属他份内之工作。二是我得罪了刘主任，以刘主任的为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让我在稽查局舒舒服服地过活，他会借刀杀人；甚至刘主任已向龙局长汇报了我不去市局，转而去了稽查局。若是这样，龙局长一定会大光其火，对门局长恨之入骨。如此，他就想找茬儿让门局长难堪。
这是十月初发生的事情，距年底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我想再坚持上两三个月，等这一年一结束，就立马走人。我觉得，这样做，至少不会让郝局长产生什么想法；而如果我立马就走，他肯定会非常不悦，因为第四季度，一般是单位最忙的时候，稽查局也不例外。换言之，若现在拨腿就走，就相当于拆了他的台，且张主任待我也不错，我这一走准能把他忙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或者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我。
还有一个不能走的原因就是，五月份我去省局给领导报稿件的时候，曾用门局长来之不易的公款给上头送了一千元。送的时候，我和张主任分头行动，他去了省局办公室，我去了省局科研所，两人各送了一千。本来，我的意思是，两人一块去送，但张主任却说，单独行动效果更好，送钱这种事人越少越好，人多了反而让收钱的人不好意思收。不料，钱送出去这么长时间了，稿子却连一篇都没有发，省局的内刊每月一期，我五月份去的时候，第五期已印出来了，正在编第六期，但省局的编辑领导说第六期的内容也基本上大定，只能给我往第七期上编，可转眼之间，七、八、九期都出来了，那几篇稿子还仍连影子都没有。
七八月份的时候，门局长曾过问过几次，我如实相告后，他就不怎么再问了，但自从发生了市局查岗那件事情后，就开始经常问我了，几乎隔个三两天就问一次。显然，他已不信任我，甚至怀疑发不了稿子，是因我私吞了那钱。因有此事，即便我想走，也不能走，如果我走了，门局长就会更加怀疑我，那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无法洗清。所以，不为别的，光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也只能选择留下——无论他怎样待我，为难我，甚至是刁难我。不仅不能走，还得想方设法让省局把那几篇稿子发了，洗清这不白之冤。
而且，还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出色，把市局的考核任务超额完成，让后来者无法企及和超越。这样，我走之后，门局长就会留恋我，记着我的好，并对他的行为产生悔意。当年在市局时，就是这样做的，在打算要走的时候，先在工作上努力创造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高度，使自己的离职成为市局的一大损失，也使自己成为领导们永远都难以忘怀和尊重的人。那几年，二张和边主任为什么会对我的离职心生悔意，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挽留我，还不是因为别人无法替代我。现在，既然门局长不信任我，那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让他感觉到我的离职是他的损失，只有这样，他才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才会真正理解我。
在村里忙完之后，我赶快就返回了稽查局，并开始与省局内刊的领导进行联系。省局领导的解释与前几次一模一样：稿子太多，且关键是领导的稿子太多，只能编在下一期了。这话在八月份就是这样说的，那时还能让我信以为真，并满怀期待，但十月份还这样说，就只能使我心焦不已了。我跟张主任说了这事，张主任问我，是不是给人家送的钱太少？他言外之意是说，不行再送上点，好歹也得完成考核任务。我说，不知道呀，以前我只给办公室送，科研所从来不送，甚至连招呼都不打，稿子寄上去就能发。
我想，绝不能再送钱了，门局长已经不信任我，并对钱的去向产生了根深蒂固、难以逆转的怀疑；如果再去送，门局长不仅不会答应，反而会更加怀疑和讨厌我。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赶快把那几篇稿子发了，让他无活可说。于是，我告诉张主任，再等等吧，省局领导说的很恳切，还直跟我说对不起，也许真的下一期就出来了。
其实，我心里已完全没了底，我知道越是年底的时候，就越难发稿子，因为年底要进行考核，前期没完成刊发任务的单位都会拼命突击，拼命打点，这样就会出现更加激烈的近乎白热化的竞争。我想实在不行，不如自己贴上点钱，给省局领导送去，先把稿子发了再说。对我来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完成任务，打消门局长对我私吞公款的怀疑。为了工作，为了自己的清白，牺牲一点个人利益也是值得的，就当少上一个月班。一个人的清白和名誉，应比钱更重要。此时，我更加后悔，如果当初送钱时，张主任也在场，该有多好啊。唉，这个莫名其妙的黑锅背的，真冤！
打定主意后，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并夹进去1500元，然后用特快专递给五月份收我钱的那个领导寄了出去。寄信之后，还发了一条短信，提醒他注意查收。三天之后，省局内刊编辑部的那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报上去的三篇文章已有两篇编在了第十一期，且已交到印刷厂去付印，请我放心；另一篇编在了第十二期。等领导说完这些，我连忙说着谢谢之类的好话。领导微笑着说，说谢谢的应该是他，感谢我对省局内刊的支持。挂电话时，又说，我寄去的那1500元他没收，已用特快专递给我退了回来，让我注意查收。说完这些，不等我再说什么，就先挂了。
这话让我很感意外，刚才接电话时我还以为是二次追加的那1500元起了作用，看来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五月份送钱时，他死活不收，当我说出“如果领导不收，我就出去给您买东西了”的话时，他才勉强收下。当时，我还以为他在卖弄清高做秀呢，想不到竟真的不想收，虽说以前不给他送也能发稿子，但那是前几年的老皇历了，况且那时是我不给人家送，又不是人家不收；如果去送，岂会不收，但现在看来，他是真不收啊。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几天后，门局长再次不厌其烦地问我稿子的事情，虽说我已知道稿子有了结果，但并不敢实话实说，我怕万一发不了又把自己卖了，半年来我不知为这事把自己卖了多少回，卖得让门局长越来越不信任了。对门局长疑心重重的过问，我只能像原来一样，告诉他省局领导说下一期就发。
这话让门局长极不高兴，他说，今年只剩下两期刊物了，到现在三篇稿子连一篇也没发，再不发考核任务怎完呀？门局长说完，就冷着脸就走了。我明白他话里有话：越来越以为是由于我私吞了他的钱，才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对此，我不想解释，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省局领导言而有信，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一见分晓，相应地，我背上的这个黑锅就会自然而然地卸掉；如果省局领导依然无信，我即便解释又有何用，我的解释只能欲盖弥彰，徒增门局长的不快与厌恶。
不久，事情终于如愿以偿，省局第十一期的《SW研究》，全文刊登了我为门局长撰写的两篇大文章，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总算洗刷掉了那种无端的罪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此后，门局长的态度虽稍有好转，但仍不能恢复到初来时那种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样子，更不允许我继续上先前那种来去自由的班。我想，期待门局长在表情上总把新桃换旧符，已近乎痴人说梦，而我也该继续按着自己的盘算和节奏往下走了。无所谓！无所谓！这样没准更好。况且，随着一年一度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验收日子的渐近，稽查局的工作只会越来越多，即便他还我先前那种自由，我也无暇再去享受。
很快，这样的日子就如期而来了。于是，我这个烂文秘，开始更加紧凑地天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整天忙个不停。但即便如此，门局长还是不满意，不时向我提一些在他看来合理在我看来纯属刁难的新要求，如见我成天趴在电脑上忙个不停，就多次含沙射影地说，人家二分局的文秘已在周末加了好几次班了。他的意思是说，年底工作多，我不妨在周末放下自己的摊子，来单位加几个班。这话让我很烦，也让我很恶心，我猜，他一定是以为我离不了稽查局，离不了他所赐的这份月薪1500元的工作了，他根本不明白我来稽查局并不是图钱，而是想找个打发闲暇时间的走动地方。他甚至以为，我的培训班倒闭了，塌烂了，没饭吃了，才来他这里讨口饭吃。
不过，我又想，也难怪让门局长对我误判，我的举动已多次在事实上证明或告诉了他我太需要稽查局了，似乎一天都离不开，一时也离不开，而稽查局却未必需要我，如中秋节我多此一举地给人家送钱，人家让按时上班就上班，我这么客气又这么听话，自然说明我太在乎稽查局，好像生怕稽查局不要似的。唉，都怪我呀，给人家帮了大忙，还给人家送钱；人家需要我，我还多此一举地去讨好人家，完全把主客位置颠了个倒，把双方关系闹了个反！怪不得郝局长曾骂我长着一双干明不亮的蚂蚱眼，一副球眉性眼的愣相。现在看来，我真是个愣球相，跟傻×一个档次。
忙碌之中，就进入了十二月。我想，再坚持上一段时间，等目标责任制考核验收一结束，就立马走人，给门局长一个彻底交代。准备目标责任制验收工作，主要是准备文字材料，实的工作好准备，稽查局一年搞了几项检查，查了多少户，查补了多少S款，入库了多少，一张报表即可一目了然地反映出来。但一些务虚性的工作，根本没做的工作，就非常不好准备，如党建、班子建设、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普法教育，等等，都得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终有总结；甚至，大部分工作还要季度总结，还有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会议纪要、班子成员的半年述职报告、全年述职报告，都得一项一项地补。所有这些，都得以书面实证材料呈现。
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根本就没做，连最起码的“一课三会”制度都没有执行，但没做也得准备。怎么个准备法，造假呀，俗称日瞎。能用去年的，就用去年的，改一下年号，换一下标题就行；不能用的，要么自己写，要么从网上下载，然后改头换面，变成楼台市稽查局的。不得不说，电脑和网络的发明真是一个巨大且伟大的进步，要不是这样，我这个写材料的恐怕就难以活到年底了。